谢有顺 | 批评是一种有思想的艺术

        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的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评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

by-谢有顺

批评是一种有思想的艺术

文 | 谢有顺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来约我写文学史。好像一个文学教授，不写一部文学史，就没有学术地位似的。但我这些年读了不少文学史，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在当下学术体制里面，文学史的学术地位在文学批评之上，但也有写文学史的学者告诉我，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根本没办法写。批评面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还未有定论的作品和问题，但这些是文学进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论探讨的落脚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和肌理的实学。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也未必懂得如何欣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以胡适为例，他是考证《红楼梦》的权威，却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1960年代他写信给苏雪林，还专门讲《红楼梦》是一件不成熟的艺术作品。胡适考证古白话小说的方法和成就，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但他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的知识谱系、史料钩沉，由于艺术感觉贫乏，他也就进入不了《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从写作类型来讲，鲁迅是真正的作家，胡适却是一个学者。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他的研究文章中，重学理，重证据，而鲁迅则有很强的艺术直觉，他对在野、民间的事物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即便治小说史，也多个人的感受和自悟，他是一个精神色调上既驳杂又深邃的艺术家。鲁迅像士人，一直有挫败感和压抑感；胡适则是君子，明亮、简易，以致在创作和研究上，他们都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我认为，这种类型意义上的割裂，并不合理。理想的文学研究，应该二者兼具。

这令我想起很多人做文学批评，包括写作家论，因为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他的判断总是可疑。仅评一部作品，或者只研究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整体面貌。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不研究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不完整了。他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前段时间阿来还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都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写得非常好，在我看来，他是当代几个重要的散文家之一。许多批评家也写诗，你就会发现，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也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与评相互影响。

如果不能整体性把握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学批评做好。波德莱尔说，批评要“站在排他的观点上”，但也要“打开最广阔的视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于坚最新散文集《建水记》）

除了好的艺术感觉和整体性视野，批评还应有文体意识，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李健吾的文章评了很多作家，他评的有些作家、有些作品，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但李健吾的文章到今天依然可读。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文章，里面涉及的很多作家的作品，我们都没有读过，但是他的批评文章也具有独立的价值。甚至在1980年代，你会发现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也可当作批评文字发表出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我们没必要被困死在规范过于死板的学术论文里，而是要回到文章中来，让批评本身变得有意义，有风采。古人讲，“文章千古事”，不是讲思想千古，思想往往大同小异，而是讲文章千古。思想可能过时了，有谬误了，文章本身好，依然可以流传，正如以前的很多歌曲，歌词何其老套，但只要旋律好，至今还在传唱。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连赤壁在哪都搞错了，这本来是致命的硬伤，但它并不影响这首词成为千古名篇。这就是“文章千古事”。

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而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与写作者取对话的态度。所以，李健吾的批评是艺术的，语言是真诚敦厚的，他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

李长之也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可是，现在批评界最活跃的精神，更多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因此，写文学批评，应心胸坦荡，存肯定之心，张扬一种生命理想，才能不伤自己，也不伤文学。

（批评家李长之）

批评不仅要呈现一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同时也要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的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评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

理想的文学批评，正是艺术感觉、宽阔视野、通达学识和优美表达的结合。

（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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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诗人  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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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十论》

谢有顺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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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