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社会在恭维、宠溺年轻人，同时把他们变得更焦虑
她年少成名，与郭敬明、韩寒共同成为80后作家的代表。
从2003到2006年，她一共出版了七部作品。
然而在这群人最热闹的时期，她突然不再出版新书了。
她说如果一直维持这个速度，可能就把自己给写废了。
“必须把自己从这条路上卸下来。”
《鲤》书系
在这期间，她创办了文学杂志《鲤》。
也去大学教书，给本科生讲文学。
直到2016年，新小说《茧》出版。
她为此写了七年，一直在写，但常常卡住，不断地推倒重来。
“一直在写的概念是，每天都会打开，每天都会看一看，但经常没有什么进展……”
她叫张悦然，她回忆自己，“从高中的时候开始不想和别人一样。特别害怕被集体淹没。特别想要跳起来，被大家看到。”
生活中的张悦然
高中毕业后她去新加坡读计算机，过得非常痛苦，反而成就了创作的高峰期。
“越痛苦越压制，然后就越容易表达。”
从新加坡回来后，她便定居北京。她很喜欢北京，因为很大。“开阔里面有一种无情，没办法了解全貌，所以也很难厌倦。”
写完《茧》之后，她形容自己像过了一个坎。
“写作是给自己找麻烦的事情。”
今年，她又出版了新书《我循着火光而来》，将过去十年中的短篇小说结集。
《茧》
《我循着火光而来》
Lens和她聊了聊，关于人生，成长，和我们的时代。
Lens x 张悦然
“30岁后，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真诚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Q：你刚刚过了自己的35岁生日。《鲤》有一期的主题是“变老”，里面说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
A：这是当时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一种信仰。年轻人觉得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因为仿佛30岁在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很老的年龄了。我觉得跟现在30岁的含义不一样。总体来说，我觉得它表达出来一种意思，就是可能到30岁甚或再往后，我们已经妥协，或者说被同化的差不多了。我们所能讲出来的，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或者说真诚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Q：这几年有过觉得非常艰难的时候吗？
A：我在写作里面的时候经常都觉得很难。写作是给自己找麻烦的事情。你在新写作一个小说的过程里，肯定感觉到更多的是艰难，而不是说熟练。为什么要去写一个好像你觉得一切都游刃有余的东西？
然后，也会有外在的困难，因为你那么多年不出书，你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作家。别人可以说你是个老师，或者可以说你是一个杂志的主编，但是那都不是你心目中对自己的确认身份。所以我觉得也会有这种身份的焦虑吧。
生活中的张悦然
Q：作为作家，这些年感觉有什么变化？
A：我早期的小说有很多幻想的，更飞扬的东西。那时候可能太追求一种独特性，希望在每个字词的地方都去标新立异，建立自己的某种风格。但是后来对小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因为小说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它需要一个特别强的向心力去把整个东西统一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所以很多时候在具体的局部最需要做到的是准确，而不是特别的花里胡哨或者缤纷艳丽。现在的小说可能和现实的关系会特别密切，然后有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现在我会想要和那些自己心目中非常伟大的作家去靠近。我觉得野心是很重要的。其实也许你毕生的努力只是靠近一点点，但是看到的高度和走的方向非常重要。
Q：和当年一起获奖的80后作家后来还有交集吗？
A：没什么交集。其实常被问到对他们转型去做电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那个时候太早了，大家因为写作成名，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特别确定自己要做什么。现在你去问大学生或者是读完研究生的人，还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所以其实从那个时间就非要让大家都确认，说文学是你一辈子的事业，是比较强硬的一种观点。他们以后当然可以自己做选择。现在我们的时代在逼迫所有成名的人扩大自己的舞台，然后走上更大的舞台，这是这个时代给所有成名的人的一种感召，或者是一种压力。
“一些没有那么有价值的人在表达，
可能是不太好的事情”
Q：对现在的你来说，何时是最好的时光？
A：如果是作为文学环境的话，我其实更喜欢以前的，比如刚开始做《鲤》的时候。那时候的文学圈子没有这么封闭，还在被外界不断的冲撞。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种不同的道路去成为作家。现在就变成可能比较精细的比较规划的道路，但是也很没有意思。
再一个就是，十多年前我们看到很多有才华的人，他们可能最后没有留在创作、艺术这样的领域里面，他们不知道去了哪里。因为这个领域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持或是回报。所以很可惜。你会觉得那些人比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也许更有才华。
为什么那些有才华的人他们没有留下，因为这是一个圈子，它有规则，最后适者生存。所以其实适应是最重要的前提，才华倒是在其次。但是如果一个有创造才华的人没有去创造，反倒是一些没有那么有价值的人在表达，可能是不太好的事情。
Q：伍迪·艾伦电影里也有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人都觉得20年前是黄金时代。
A：我觉得我喜欢那个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比较混乱，有比较多可能性。80后出来的时候写作的那种方式，有很多残酷的东西，在那个时候的同龄读者里都是能被接受的。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伍迪·艾伦电影《午夜巴黎》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得承认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好的地方。比如说新媒体上很多非常成功的个人的公号，他们有一种创造的天赋。如果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他可能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90后需要的不是反叛型的文学，
他们需要更多疗治内心、安抚性的东西。”
Q：你会觉得有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感觉吗？
A：我经常有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感觉，因为经常现在出来了什么新的词，什么diss，不知道什么意思。经常有这种东西，因为你没有每天在follow那些信息嘛，它变得太快。但这个过程没办法，你不可能因为害怕落后于时代，你就不停地去追那些东西。我觉得作家最好还是早一点把自己从追赶的那个线上给卸下来，不要有这个负担，你就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好了，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
Q：现在整体是一个消费文化吧，就是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喂什么，好像也是在恭维年轻人的文化。
A：我觉得一方面在恭维他们、取悦他们、宠溺他们，另外一方面也在把他们变得更焦虑。因为他们会获得一种感觉“我要学习，我要掌握知识，不然我就会掉队，会失败，会变成loser。”其实现在获得知识都是非常功利的嘛，都害怕自己失去一种综合的竞争能力。
然后大家也经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很丧的小说，或者为什么要读黑暗的东西？我觉得这真的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问得出来的问题，以前完全没有。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阅读都想的是，我能不能变得更积极一点？我能不能获得一些有用的东西？能不能帮助我进步？如果不能，我为什么要读这个东西？
Q：对90后感兴趣吗？
A：我觉得其实他们会比我们有更多才华展示的舞台，会更好。他们压抑的东西可能没有80后那么多，所以他们那种对抗在青春的时候表现得并不明显。为什么当时大家觉得好像80后突然登上舞台，因为有一种对抗这个社会的特别强的声音，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时代特别压制。
90后需要的不是反叛型的文学，而是治愈型的文学，他们需要更多疗治内心、安抚性的东西。
张悦然的猫
“要保护自己的情绪，
不要变得特别泰然、无所谓”
Q：你觉得女性的身份对于这个职业是一种局限吗？
A：我会觉得女性作家是一个局限，因为大众还是有一种预设吧，希望在女作家的作品里面读到什么，或者她的作品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女作家其实自己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很容易把自我投射进去，很容易有很多自恋和自怜的东西，需要让大众去看到你本人。我早期的小说里面有很多，但是现在就会特别注意不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觉得这是一种很不自信的表现。
Q：那你怎么看女性的社会角色？还是会有很多说法，比如到什么年龄该结婚了这种。
A：这样的一种定见，对自由的束缚是很大的。我当然是觉得应该跳出这个了，但是做起来谈何容易呢？而且新媒体时代好像并没有把这种东西给破除掉，好多新媒体还在宣扬一套特别陈旧的、特别趋同的、最好和大家一样的观点。
新媒体最后应该变得比较开放，就是你是一个再偏僻的人，都能够找到你的同盟者，感觉到安全，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现在还是有很多垄断性的声音，在强调你需要和其他人一样，需要按照这个社会的步骤来走。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读者群太大了，所以他们也只能持有一种特别正确的三观。这个正确里面其实对人有一种保守的压迫。
Q：之前作品给人感觉应该是处于一个情绪很细腻敏感、经常受情绪影响的状态。觉得现在有受情绪影响少一些吗，或者更会控制一些？
A：对，我觉得在对接社会层面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情绪比较激动的自己也还在。创作者需要保持类似于说焦虑、不安，保持一种和生活的不和谐。你要保护自己的情绪，不要变成一个特别泰然、特别无所谓的人。现在有太多的成功学教你怎么去平息怒火，怎么去过得特别安宁，那是不对的。
创造的能量就是在你的情绪里面的，你把它全部都释放，把它全部都捋平，你还做什么创造的事情？所以我不太喜欢过度管理情绪这件事。
Q：给自己打个分吧，作为作家，作为老师，作为爱人，作为女儿。
A：我觉得这里面我做女儿的分数低一些吧，女儿打60，我觉得。老师也比较低，老师是75吧，然后其他两个可能打到80分差不多。
作为女儿，我做的其实是比较差的，因为18岁离开家，大概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后来再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你，和你真人货不对板，你知道吗？他们还把你当成那个小时候的你来对待，就会有很多的冲突。
图片来自受访者，部分为张悦然旅行中拍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采写：天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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