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刘亚洲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在《甲午殇思》系列文章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文中简称记者）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

刘亚洲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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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刘亚洲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

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 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 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

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

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后来，“战争+国民+国民国家形成”这种形式，构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模式。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

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两份广为流传的名单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如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刘子壮、陈沆……然而大家对他们知之甚少。第二份名单上的人有吴敬梓、蒲松龄、洪昇、袁世凯等，这些人赫赫有名，却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最能说明清朝的教育出了大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5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后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王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

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国家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 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伐朝鲜；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清朝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是中国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其他地方。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 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既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1856年，英、法等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0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实际上成为了日后更有世界影响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催生婆。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

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的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

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博”。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

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均毕业自英国的海军院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 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军事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 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

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而中国则自此万劫不复。仅举海军为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以及在场中国人的麻木表情。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道:“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

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蒙、满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

200 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受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

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 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那么伤亡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 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1894年6月，时年28 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的改进不足以战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最终甲午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十几年后，清朝被推翻。

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二十一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10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

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 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

萨镇冰后来参与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

《清日战争》作者宗泽亚认为，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抗美援朝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灾难。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还了朝鲜，交还了东北、蒙古，交还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

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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ほら 前（まえ）を见（み）てごらん【来看看你的前方】あれがあなたの未来（みらい）【那就是你的未来】ほら 足元（あしもと）を见（み）てごらん 【来看看你的脚下】これがあなたの歩（あゆ）む道（みち） 【这就是你要走的路】ほら 前（まえ）を见（み）てごらん 【来看看你的前方】あれがあなたの未来（みらい） 【那就是你的未来】未来（みらい）へ向（む）かって 【朝向未来】ゆっくりと歩（ある）いて行（ゆ）こう 【慢慢地走

善良的人总是快乐，感恩的人总是知足；俗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感动并能享受这一感动的思想境界。

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生活……包括感恩逆境和敌人。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中的大智慧。

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旷达地处理。

当挫折、失败来临时，是一味地埋怨生活，从此变得消沉、萎靡不振，还是对生活满怀感恩，跌倒了再爬起来?

英国作家萨克雷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

如果我们时时能用感恩的心来看这个世间，则会觉得这个世间很可爱、很富有!树上小鸟的轻唱。

太阳无私的光明与热能，路旁花朵的芬芳，都会令你感到心旷神怡。

“我的手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谁能想到这段豁达而美妙的文字，竟出自一位在轮椅上生活了三十余年的高位瘫痪的残疾人——世界科学巨匠霍金。

命运之神对霍金，在常人看来是苛刻得不能再苛刻了。

可他仍感到自己很富有：一根能活动的手指，一个能思维的大脑……这些都让他感到满足，并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之心。因而，他的人生是充实而快乐的。

对生活、对世界、对身边熟悉和陌生的人、对我们的朋友和对手，真的要感谢他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份精彩的生活。

真诚地感恩逆境，它是一次人生的淬火，让我们得到锤炼；它是一个课堂，让我们学会了刻苦、忍耐、淡泊和宽容；

它是一块“试金石”，使我们体味真正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体味一个冷暖人生；它是一笔财富，经历了它，会让我们精神富有，终生享用。

逆境砺炼心志，教会我们体味真诚，体味人生，让我们心存感恩，在人生的道路上风雨兼程。

其实，幸福的感觉不是由处境和外在的条件决定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想想我们得到过的爱，哪怕它并不多；

想想亲人、朋友，甚至是不相干的人为我们做过的事，哪怕它只是举手之劳；想想早晨扑面而来的清新的空气，想想拂过我们额前发丝的调皮的风儿……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感谢生活？让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吧，有了它，你会平和面对动荡不安，积极应付挫折困难，于寒冬里感受到暖意，在风雨中体会到幸福。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即使家财万贯，他仍是个贫穷的人；懂得感恩并知恩报恩，才是天下最富有和最快乐的人。请您转发分享，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以来，好几艘船在海上遇见一种“庞然大物”，一个长长的梭状物体，时而磷光闪烁，体积不知比鲸鱼大多少，行动速度也大大超过鲸鱼。

不同船上的航海日志关于目击这个庞然大物的记载，比如这个物体或生物的结构、闻所未闻的速度、令人惊讶的行动能量、看似天生的特殊活力，还是相当吻合的。如果说这是一条鲸鱼，那么它的体积大大超过了当时海洋动物学记录在案的动物。居维叶＊、拉塞佩德＊、杜美利勒先生和德·卡特法热＊先生都不会接受存在如此巨大的海洋动物的观点，除非他们见过，或者说，除非他们以学者眼光亲眼目睹过。

＊居维叶（1769—1832）：法国自然学家。

＊拉塞佩德（1756—1825）：法国作家、博物学家。

＊德·卡特法热（1810—1892）：法国博物学家、人类学家。

如果撇开这头海怪只有200英尺长的保守估计和把它说成一海里宽、三海里长的夸张判断，把多次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折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头与众不同的动物真的存在，那么它的体积确实远远超过鱼类学家们迄今认可的各种鱼类。

然而，这头海怪确实存在，事实本身已经毋庸否认。鉴于人类迷恋神话的天性，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种神奇现象而激动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把此事斥为无稽之谈，这也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加尔各答—布纳齐汽轮航运公司的希金森总督号汽轮在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五海里的地方遇见这个会游动的庞然大物。起初，贝克船长以为碰到了一座无名巨礁。他正准备测定其准确的位置时，只见这个海怪身上射出两根水柱，呼啸直上，足有150英尺高。所以说，除非这座礁石上有一口间歇性热喷泉，否则，希金森总督号汽轮真是遇上了迄今无人知晓的海洋哺乳动物，混杂着空气和水汽的水柱是从它的鼻孔里喷射出来的。

同年七月二十三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轮航运公司所属的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号汽轮，在太平洋洋面上观察到了同样的事实。如此说来，这条不同凡响的鲸鱼能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从一个地方游弋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希金森总督号汽轮和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号汽轮仅仅在间隔三天的时间里，分别在相距700海里的两个方位见到了它。

两个星期以后，在距离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号汽轮遇见它2000海里的地方，国营航运公司赫尔维西亚号船和皇家邮船公司香农号邮船在位于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洋面上相向近舷航行时，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以西北纬42度15分、西经60度35分的位置同时发现了这头海怪。从两条船此次同时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人们相信能够估计这头哺乳动物的长度至少在350英尺以上，因为香农号邮船和赫尔维西亚号船虽然艏艉长100米，但仍没有超过这头海怪的长度。此前，最大的鲸鱼，出没于阿留申群岛勒库拉玛克岛和吕穆居立克岛附近海域的鲸鱼也从没超过56米——甚至还没有达到这个长度。

有关的报告接踵而至：贝雷尔号大西洋邮船再次观察到这头海怪；伊泽曼舰队的埃特纳号舰与它擦肩而过；法国诺曼底号驱逐舰全体军官做了有关笔录；菲茨—詹姆斯分遣舰队司令的全体参谋在克莱德勋爵号舰上进行了非常可靠的测定。这一切在当时着实使舆论哗然，为之轰动。在民性轻浮的国家里，人们把它当做笑料。而英国、美国和德国等严谨、务实的国家则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这头海怪在各大中心城市成了时髦的话题，人们在咖啡馆里为它赞叹不已，在报纸上对它进行冷嘲热讽，甚至把它搬上了舞台。各家报纸正好不失时机地炮制奇闻轶事。那些小报不断报道各种虚构的巨型动物，从北冰洋的白鲸——可怕的“莫比·狄克”到北海巨妖“克拉肯”（它可以用触角缠绕500吨重的大船，然后将它拽入海底深渊）。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搬出了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的观点（他俩都承认这些巨型海怪的存在）、彭托皮丹主教的挪威童话、保罗·赫格德的游记，以及哈林顿先生那些可信度不容置疑的航海报告。一八五七年，哈林顿在加斯迪兰号船上曾经见到过一条大蛇。迄今为止，这种大蛇只在立宪号船经过的海域出现过。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2—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

＊普林尼（23—79）：罗马博物学家。

于是，轻信者和怀疑论者在学术团体内部和科学报刊上展开了没完没了的争论。“海怪问题”导致他们情绪激动。自诩忠于科学的新闻记者和那些自称相信神灵的同行发起了笔战，在这场值得纪念的论战中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笔墨，而且有人还为此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因为海蛇引发的论战最终转化为对锋芒毕露者的人身攻击。

这场论战整整持续了六个月，论战的双方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各家小报不遗余力地对巴西地理学院、柏林皇家科学院、大不列颠学术联合会、华盛顿史密森协会发表的论文，《印度群岛报》、摩亚诺神父主办的《宇宙》杂志、皮特曼主办的《消息报》上组织的讨论，以及法国和国外各大报纸科学专栏上刊登的文章进行大肆反驳。这些才华横溢的小报撰稿人滑稽地援引海怪怀疑论者们曾经引用过的林奈＊的一句话“大自然不会造就不合理的东西”，并且要求他们的同时代人不要违逆大自然的意志，贸然相信什么“克拉肯”、大海蛇和白鲸莫比·狄克的存在，以及头脑发热的海员们的其他胡言乱语。最后，一家令人生畏的讽刺报纸的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名编辑，草草撰写了一篇概述性文章，像希波吕忒＊那样给这头海怪以致命的一击，在世人的谈笑声中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最终，还是机智战胜了科学。

＊林奈（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

＊希波吕忒：亚马孙族的女皇，一说被赫拉克勒斯在夺其腰带时所杀，一说被赫拉克勒斯虏去后赠与忒修斯为妻。

在一八六七年的头几个月里，海怪问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看来不会再被旧事重提。然而，就在这个当口，公众又了解到一些新的事实真相。不过，这不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回避的严重而又现实的危险。问题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性质：海怪变成了小岛、露出海面的岩礁、巨礁，而且是一块难以捉摸、变幻莫测、漂泊不定的巨礁。

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蒙特利尔海洋运输公司的摩拉维安号轮夜间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的海面时，右舷后半截撞到了一座这一海域任何航海图上都没有标明的礁石。当时，摩拉维安号轮凭借风力和自身400匹马力的功率，以每小时13节的速度航行。如果不是摩拉维安号轮船体坚固，那么触礁以后一定会开裂，连同它从加拿大载来的237名乘客一起葬身大海。

这起事故发生在早晨五点拂晓时分。出事以后，值班官员们赶紧跑到船尾，极其认真、仔细地观察洋面，除了距离船艉三链＊的地方激起一个巨大浪花——犹如这里的海面刚受到猛烈的撞击——以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摩拉维安号轮没有遭受明显的损坏，准确地记录下出事地点以后，又继续它的航程。它是触上了暗礁，还是撞上了沉船的残骸？当时无从知晓，直到上坞检查船底时，才发现摩拉维安号轮的龙骨已经部分破损。

＊旧时的距离单位，一链约合二百米。

这起就其本身而言极其严重的事件，倘若不是三个星期之后，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发生，那么也许会像许许多多类似事件一样被人们遗忘。新发生的碰撞事故也仅仅因为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公司的声望才引起极大轰动。

无人不知英国船东库纳德的赫赫大名。一八四〇年，这位精明的英国实业家用三条400马力、1162吨位的轮动木船，创立了经营从利物浦到哈利法克斯班轮的邮船公司。八年以后，这家公司的装备扩充到四条650马力、1820吨位的轮船，过了两年又增加了两条马力和吨位更大的轮船。一八五三年，库纳德公司刚获得继续经营快寄邮件运送特许权以后，相继添置了阿拉伯号、波斯号、支那号、斯戈蒂亚号、爪哇号、俄罗斯号等一流航速的邮船。这些邮船是继“大东方”号轮之后吨位最大的海轮。到了一八六七年，这家公司已经拥有一支由12条船组成的船队，其中有八条轮动式邮船，四条螺旋桨邮船。

笔者之所以做这么一番简单的交待，是想让读者了解这家因善于经营而闻名的海运公司的规模。没有一家跨洋海运企业在经营上比它更加灵活，取得比它更大的业绩。二十六年来，库纳德公司的邮船已经横渡大西洋2000次，从来没有航行失败的记录，没有一次延误，没有遗失过一封信件，更没有人员或船只损失。因此，虽然法国与它展开了有力的竞争，但旅客们仍然喜欢搭乘库纳德公司的船。最近几年的官方统计资料也是这样反映的。因此，库纳德公司最豪华的一艘邮船出事，会引起如此轰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海上晴空万里，微风正适合航行。1000匹马力的斯戈蒂亚号邮船正以13.43节的时速航行在北纬45度37分、西经15度12分的洋面上。邮船的水轮完全正常地拍打着海水。这时，邮船吃水6.7米，排水量是6624立方。

下午四点十七分，乘客们正聚集在大厅里一起用午餐，斯戈蒂亚号邮船左舷水轮稍后的船体被轻轻地碰了一下。

不是斯戈蒂亚号撞上了什么，而是它被一种钻孔的利器——而不是钝器——戳了一下。这次碰撞感觉很轻。要不是理仓员爬到甲板上呼喊：“船要沉没啦！船要沉没啦！”恐怕船上没有人会为这起碰撞感到不安。

起初，乘客们惊恐万分，不过安德森船长很快就稳住了大家。事实上，沉船的危险还没到迫在眉睫的地步。再说，斯戈蒂亚号的七个船舱是用不透水的密封壁隔开的，个把窟窿进水应该能够顶住，不至于导致严重的后果。

安德森船长赶紧下到漏水的底舱，发现海水已经进入第五个船舱，从进水的速度判断，漏水的窟窿一定很大。万幸的是，这个舱里没有蒸汽锅炉，不然的话，炉火早就被海水淹灭了。

安德森船长下令立即停船，并且命一名水手潜水查明船体受损的情况。不一会儿工夫，就查清船体吃水线以下被撞了一个直径两米的大窟窿。这么大的窟窿是无法堵住的了。于是，斯戈蒂亚号邮船不得不在水轮处于半淹的状态下继续航行。这时，斯戈蒂亚号邮船距离克利尔海岬还有300海里，延误了三天才缓缓驶进公司的船坞。利物浦全城居民都为这次延误忧虑万分。

斯戈蒂亚号邮船上坞以后，工程师们对它进行了检查。他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船体吃水线以下两米半的地方有一个光边的等腰三角形缺口，钢板上的裂痕整齐划一，恐怕用钻孔钳也不能打得这样精确无误。钻这个窟窿的钻孔工具肯定不是普通的淬火技术能够制作的。因为它在以神奇的力量向前冲击，穿透四厘米厚的钢板之后，还能做出一个无法解释的倒退动作使自己脱身。

这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件，重新又把舆论轰动起来。从此以后，凡是原因不明的海难事件统统都归咎于这个海怪。这只虚构的动物负起了所有海上失事的责任。遗憾的是，沉船事件接连发生，次数频繁。在维利塔斯局＊每年跟踪记录消失的3000艘船舶中，因下落不明而判定失踪的汽轮或帆船不下200艘！

＊维利塔斯局：法国技术监督机构。

然而，这个“海怪”不管是否存在，因为船舶失踪而充当了替罪羊。由于它的存在，各大洲之间的交往变得日益危险。人们明确表态，坚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条巨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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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作者：[法]儒勒·凡尔纳

京东

《海底两万里》叙述了在海上发现一只大怪物后，阿龙纳斯接受调查的邀请并参加了捕捉行动。但捕捉过程中他却与仆人落入海中，意外地落到了怪物的脊背上，他终于发现了这只惊动世人的大怪物的真相，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艇。潜水艇的主人就是尼摩船长。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海底出发，途经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之后到挪威海岸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上岸后，他把所有知道的海底秘密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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