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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被司马南批的这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我昨天文章《连批莫言夺冠科技互联网榜，不要小看司马南》写了司马南批莫言，分析了莫言被司马南批的这段话的意思。
“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也包括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我昨天文章认为，莫言这话的意思是批评用“文学来粉饰现实”，批评文学作为唱赞歌的工具，认为文学应该更多地暴露黑暗。
但我后来又想了想，莫言这话更真实的意思可能如也一向“暴露黑暗”为己任的柏杨那名言所言是：“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即文学作品不应谄媚权贵而应为民众说真话说人话。
为什么文学作品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呢？涛哥俺从文学理论、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下。
何谓文学？现在公认的定义是文学即人学，即反映人性人情人世等有关人的语言表达艺术，这也是文学的基本性质、主要功能。
因此文学要有真实性，即文学作品内容当然可以虚构，但反映的人性人情人世等应该是真实的，只有文学具有真实性才有感染力、生命力。
如我最近在读郁达夫的作品，郁达夫的作品在二三十年在青年人中的影响不亚曾经的郭敬明，但郁达夫的作品包括他反映的青年人的郁闷、孤独是真实的，因此到现在依旧有生命力，而郭敬明那些“捏造的45度忧伤”则站不住脚。
因为文学要有真实性，所以文学不能谄媚，不能不顾真实唱赞歌，尤其是不能向君王向权贵唱赞歌了。
另外，因为文学是人学，那文学反映哪些人的人性人情人世呢？当然要反映最广大民众的了，这样才会引起其他人共鸣，即文学要具有“人民性”。
因为文学要具有“人民性”，所以文学更不应为君王唱赞歌而应为苍生说人话，因为苍生才是“人民”。这是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论证为何文学作品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从文学实践角度看也是如此。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哪部“为君王唱赞歌”的作品流芳百世了呢？没有，几乎一部都没有，流芳百世的都是“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文学作品。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李白赞美杨玉环的那首诗：“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但这首诗是赞美的美人杨玉环而非向唐玄宗谄媚，李白也恰恰是因为让权臣高力士为他脱靴、因为“天子呼来不上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流芳百世。
所以，无论从文学理论还是从文学实践上讲，文学作品的确都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莫言的话并没有错。
那文学到底到底应该歌颂还是暴露呢？这是文学界的一大争议，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及今天中国文学史有过三次对此大的争论（以后有空我写篇文章来专门谈谈这三次争论）。
个人认为，文学既应歌颂也应暴露，只要符合真实性“我手写我心”即可，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其实并不矛盾。
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都是文学的功能，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不顾真实性不是“我手写我心”的歌颂权贵、暴露黑暗。
而且因为歌颂光明容易因此众多，暴露黑暗艰难因此稀少，所以如莫言所言，我们文学作品应更多地暴露黑暗，对吧？
而选择歌颂还是暴露其实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当然要符合真实性、“我手写我心”），这种正当权利应该得以保障，应当允许歌颂与暴露并存。
你自己可以选择歌颂但也当允许别人赞美，反之亦然，否则“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这可能是更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反对司马南批莫言的更主要理由，你司马南可以选择歌颂，怎么歌颂都行(只要自己不恶心就行），但也当允许莫言及其他人暴露黑暗，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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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文章认为，莫言这话的意思是批评用“文学来粉饰现实”，批评文学作为唱赞歌的工具，认为文学应该更多地暴露黑暗。
但我后来又想了想，莫言这话更真实的意思可能如也一向“暴露黑暗”为己任的柏杨那名言所言是：“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即文学作品不应谄媚权贵而应为民众说真话说人话。
为什么文学作品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呢？涛哥俺从文学理论、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下。
何谓文学？现在公认的定义是文学即人学，即反映人性人情人世等有关人的语言表达艺术，这也是文学的基本性质、主要功能。
因此文学要有真实性，即文学作品内容当然可以虚构，但反映的人性人情人世等应该是真实的，只有文学具有真实性才有感染力、生命力。
如我最近在读郁达夫的作品，郁达夫的作品在二三十年在青年人中的影响不亚曾经的郭敬明，但郁达夫的作品包括他反映的青年人的郁闷、孤独是真实的，因此到现在依旧有生命力，而郭敬明那些“捏造的45度忧伤”则站不住脚。
因为文学要有真实性，所以文学不能谄媚，不能不顾真实唱赞歌，尤其是不能向君王向权贵唱赞歌了。
另外，因为文学是人学，那文学反映哪些人的人性人情人世呢？当然要反映最广大民众的了，这样才会引起其他人共鸣，即文学要具有“人民性”。
因为文学要具有“人民性”，所以文学更不应为君王唱赞歌而应为苍生说人话，因为苍生才是“人民”。这是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论证为何文学作品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从文学实践角度看也是如此。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哪部“为君王唱赞歌”的作品流芳百世了呢？没有，几乎一部都没有，流芳百世的都是“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文学作品。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李白赞美杨玉环的那首诗：“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但这首诗是赞美的美人杨玉环而非向唐玄宗谄媚，李白也恰恰是因为让权臣高力士为他脱靴、因为“天子呼来不上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流芳百世。
所以，无论从文学理论还是从文学实践上讲，文学作品的确都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莫言的话并没有错。
那文学到底到底应该歌颂还是暴露呢？这是文学界的一大争议，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及今天中国文学史有过三次对此大的争论（以后有空我写篇文章来专门谈谈这三次争论）。
个人认为，文学既应歌颂也应暴露，只要符合真实性“我手写我心”即可，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其实并不矛盾。
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都是文学的功能，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不顾真实性不是“我手写我心”的歌颂权贵、暴露黑暗。
而且因为歌颂光明容易因此众多，暴露黑暗艰难因此稀少，所以如莫言所言，我们文学作品应更多地暴露黑暗，对吧？
而选择歌颂还是暴露其实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当然要符合真实性、“我手写我心”），这种正当权利应该得以保障，应当允许歌颂与暴露并存。
你自己可以选择歌颂但也当允许别人赞美，反之亦然，否则“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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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学作品应“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呢？涛哥俺从文学理论、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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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学要有真实性，即文学作品内容当然可以虚构，但反映的人性人情人世等应该是真实的，只有文学具有真实性才有感染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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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学要有真实性，所以文学不能谄媚，不能不顾真实唱赞歌，尤其是不能向君王向权贵唱赞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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