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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旭教授商榷:当下是需要一场思想启蒙但是……
近日,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旭发表文章《中国需要一场思想启蒙——从安倍晋三被刺杀谈起》,认为当下中国需要一场思想启蒙。
应当说,韩教授的这个呼吁很切中时弊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的确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
1.为什么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韩教授认为需要新的思想启蒙原因在于:“无论是‘李云迪嫖娼案’还是‘安倍晋三被刺杀案’,舆论有‘两大阵营’‘对垒’之势。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发言时相对理性,在价值取向上偏重于人权保障;而未受过法律专业训练或者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大多数公众则比较情绪化,发言理性不足。这不仅说明当今社会难以形成共识,而且社会共同体被撕得粉碎。”
韩教授的这个观察,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确当下很多热点事件都反映出舆论的撕裂、纷争、对峙,可能不仅仅是理性与情绪化的对峙,还有价值观、立场、观念、见识等的分裂、对峙,尤其是网民对“俄乌战争”对司马南批莫言事件的态度更直接反映出来。
“通过这两起热点事件,让我深为国民的素质忧虑——仇富仇名人的心态、情绪化的非理性表达、假爱国的虚伪和整个社会弥漫的暴戾习气。”
这是韩教授认为我们当下需要思想启蒙的原因,即通过思想启蒙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来继续改进国民性。
这个原因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成立,但一方面国民这些需要提高的素质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不能以偏概全,另一方面有些国民之所以有这样的素质可能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如有些人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而暴戾,所以更需要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来提高素质。
当然,思想启蒙也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改进国民性,但我认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现在不少人还缺乏现代文明的一些起码常识、素养,尤其是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健全人格。
而这正是启蒙的本意,学理上公认的启蒙涵义是康德的定义:启蒙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指不经他人引导,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
即启蒙要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熟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这是启蒙的本意,也应是启蒙的主题、目标。
2.新思想启蒙的目标
而韩教授则认为:“与域外和国内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不同,‘反封建’已经不是新的启蒙运动主题,法治、理性和人权则是最需要普及和塑造的国人精神气质。”
我认为韩教授提出的“法治、理性和人权”及邓晓芒教授之前提出的“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从“民主”深入到“人权”、“对普世价值的整体把握”等只能说是“启蒙”的副产品,有了独立、真正的人则这些副产品自然都有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新思想启蒙的目标还是要回归启蒙初心,让更多的人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熟、健全、理性,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
3.如何思想启蒙
至于如何实现这个启蒙的目标,韩教授认为:“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启蒙。”
这个观点我基本赞成,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自我启蒙,即首先要意识到启蒙是每个人自内而外的启蒙,即启蒙终究是自己的事情,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启蒙。
尤其是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破茧”,保持开放性不断学习,深入了解时代、社会和自己。
而非启蒙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深入时代、民众,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文化热两次“启蒙运动”的教训所在。
启蒙永远在路上,启蒙也永远会薪火相传,所以谈不上高昱所言的“启蒙失败”(详情见我之前的一篇文章《“启蒙”失败?需要反思的六个“启蒙”问题》)。
现实可能比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如许纪霖教授所言:“这次静默给2400万上海人上了一课,这一课远远超过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启蒙。”
当然,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引领者也并非无所作为,我们需要在自己启蒙之后,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启蒙、影响他人。尤其是要传播、普及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如关于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公德等的基本知识、常识,涛哥俺便计划开始写当下的“新新民说”系列文章(将在本号发表,欢迎大家关注、支持和投稿)。
但知识分子只能是一个“燃灯者”的角色,点亮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至于别人是否觉醒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那就看个人造化了,有些人不愿意自己启蒙自甘“愚昧”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了。
如徐贲教授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中所言:启蒙从未过时,只是需要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的启蒙》书影
我们尤其是要扩大胸怀扩大见识,要密切关注、深度了解时代,要敢于善于利用新媒体自媒体,要和年轻人和民众对话、学习。
如许纪霖教授所言要“降维启蒙”:“启蒙需要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方式,不要自己觉得高高在上,而是要‘跌到尘埃里’,然后放平心态、降低身份跟子女一代对话,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总而言之,我们当下的确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但不能再搞成知识分子的独角戏,而应该是每个人都自我启蒙,成为独立、真正的人,成为有现代文明常识、素养的“新民”。点击直接播放关注给你更多好看
近日,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旭发表文章《中国需要一场思想启蒙——从安倍晋三被刺杀谈起》,认为当下中国需要一场思想启蒙。
应当说,韩教授的这个呼吁很切中时弊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的确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
1.为什么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韩教授认为需要新的思想启蒙原因在于:“无论是‘李云迪嫖娼案’还是‘安倍晋三被刺杀案’,舆论有‘两大阵营’‘对垒’之势。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发言时相对理性,在价值取向上偏重于人权保障;而未受过法律专业训练或者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大多数公众则比较情绪化,发言理性不足。这不仅说明当今社会难以形成共识,而且社会共同体被撕得粉碎。”
韩教授的这个观察,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确当下很多热点事件都反映出舆论的撕裂、纷争、对峙,可能不仅仅是理性与情绪化的对峙,还有价值观、立场、观念、见识等的分裂、对峙,尤其是网民对“俄乌战争”对司马南批莫言事件的态度更直接反映出来。
“通过这两起热点事件,让我深为国民的素质忧虑——仇富仇名人的心态、情绪化的非理性表达、假爱国的虚伪和整个社会弥漫的暴戾习气。”
这是韩教授认为我们当下需要思想启蒙的原因,即通过思想启蒙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来继续改进国民性。
这个原因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成立,但一方面国民这些需要提高的素质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不能以偏概全,另一方面有些国民之所以有这样的素质可能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如有些人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而暴戾,所以更需要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来提高素质。
当然,思想启蒙也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改进国民性,但我认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现在不少人还缺乏现代文明的一些起码常识、素养,尤其是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健全人格。
而这正是启蒙的本意,学理上公认的启蒙涵义是康德的定义:启蒙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指不经他人引导,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
即启蒙要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熟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这是启蒙的本意,也应是启蒙的主题、目标。
2.新思想启蒙的目标
而韩教授则认为:“与域外和国内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不同,‘反封建’已经不是新的启蒙运动主题,法治、理性和人权则是最需要普及和塑造的国人精神气质。”
我认为韩教授提出的“法治、理性和人权”及邓晓芒教授之前提出的“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从“民主”深入到“人权”、“对普世价值的整体把握”等只能说是“启蒙”的副产品,有了独立、真正的人则这些副产品自然都有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新思想启蒙的目标还是要回归启蒙初心,让更多的人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熟、健全、理性,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
3.如何思想启蒙
至于如何实现这个启蒙的目标,韩教授认为:“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启蒙。”
这个观点我基本赞成,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自我启蒙,即首先要意识到启蒙是每个人自内而外的启蒙,即启蒙终究是自己的事情,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启蒙。
尤其是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破茧”,保持开放性不断学习,深入了解时代、社会和自己。
而非启蒙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深入时代、民众,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文化热两次“启蒙运动”的教训所在。
启蒙永远在路上,启蒙也永远会薪火相传,所以谈不上高昱所言的“启蒙失败”(详情见我之前的一篇文章《“启蒙”失败?需要反思的六个“启蒙”问题》)。
现实可能比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如许纪霖教授所言:“这次静默给2400万上海人上了一课,这一课远远超过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启蒙。”
当然,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引领者也并非无所作为,我们需要在自己启蒙之后,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启蒙、影响他人。尤其是要传播、普及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如关于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公德等的基本知识、常识,涛哥俺便计划开始写当下的“新新民说”系列文章(将在本号发表,欢迎大家关注、支持和投稿)。
但知识分子只能是一个“燃灯者”的角色,点亮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至于别人是否觉醒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那就看个人造化了,有些人不愿意自己启蒙自甘“愚昧”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了。
如徐贲教授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中所言:启蒙从未过时,只是需要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的启蒙》书影
我们尤其是要扩大胸怀扩大见识,要密切关注、深度了解时代,要敢于善于利用新媒体自媒体,要和年轻人和民众对话、学习。
如许纪霖教授所言要“降维启蒙”:“启蒙需要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方式,不要自己觉得高高在上,而是要‘跌到尘埃里’,然后放平心态、降低身份跟子女一代对话,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总而言之,我们当下的确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但不能再搞成知识分子的独角戏,而应该是每个人都自我启蒙,成为独立、真正的人,成为有现代文明常识、素养的“新民”。点击直接播放关注给你更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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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韩教授的这个呼吁很切中时弊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的确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
1.为什么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韩教授的这个观察,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确当下很多热点事件都反映出舆论的撕裂、纷争、对峙,可能不仅仅是理性与情绪化的对峙,还有价值观、立场、观念、见识等的分裂、对峙,尤其是网民对“俄乌战争”对司马南批莫言事件的态度更直接反映出来。
“通过这两起热点事件,让我深为国民的素质忧虑——仇富仇名人的心态、情绪化的非理性表达、假爱国的虚伪和整个社会弥漫的暴戾习气。”
这是韩教授认为我们当下需要思想启蒙的原因,即通过思想启蒙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来继续改进国民性。
这个原因当然某种程度上也成立,但一方面国民这些需要提高的素质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不能以偏概全,另一方面有些国民之所以有这样的素质可能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如有些人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而暴戾,所以更需要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来提高素质。
当然,思想启蒙也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改进国民性,但我认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现在不少人还缺乏现代文明的一些起码常识、素养,尤其是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健全人格。
而这正是启蒙的本意,学理上公认的启蒙涵义是康德的定义:启蒙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指不经他人引导,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
即启蒙要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熟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这是启蒙的本意,也应是启蒙的主题、目标。
2.新思想启蒙的目标
而韩教授则认为:“与域外和国内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不同,‘反封建’已经不是新的启蒙运动主题,法治、理性和人权则是最需要普及和塑造的国人精神气质。”
我认为韩教授提出的“法治、理性和人权”及邓晓芒教授之前提出的“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从“民主”深入到“人权”、“对普世价值的整体把握”等只能说是“启蒙”的副产品,有了独立、真正的人则这些副产品自然都有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新思想启蒙的目标还是要回归启蒙初心,让更多的人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成熟、健全、理性,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真正的人。
3.如何思想启蒙
至于如何实现这个启蒙的目标,韩教授认为:“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启蒙。”
这个观点我基本赞成,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自我启蒙,即首先要意识到启蒙是每个人自内而外的启蒙,即启蒙终究是自己的事情,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启蒙。
尤其是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破茧”,保持开放性不断学习,深入了解时代、社会和自己。
而非启蒙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深入时代、民众,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文化热两次“启蒙运动”的教训所在。
启蒙永远在路上,启蒙也永远会薪火相传,所以谈不上高昱所言的“启蒙失败”(详情见我之前的一篇文章《“启蒙”失败?需要反思的六个“启蒙”问题》)。
现实可能比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如许纪霖教授所言:“这次静默给2400万上海人上了一课,这一课远远超过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启蒙。”
当然,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引领者也并非无所作为,我们需要在自己启蒙之后,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启蒙、影响他人。尤其是要传播、普及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如关于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公德等的基本知识、常识,涛哥俺便计划开始写当下的“新新民说”系列文章(将在本号发表,欢迎大家关注、支持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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