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为何分道扬镳？胡适诞辰132周年

涛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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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和胡适协同作战的同时，两人也有分歧，并逐渐扩大，从而最终两人一左一右分道扬镳。

谦谦君子胡适生性温良恭俭让，虽然他首倡“文学革命”，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用的是“改良”和“刍议”，并没有直接扯出“文学革命”大旗。在该文发表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见，胡适性格之谦和敦厚如水。

而鲁迅性格与胡适恰恰相反，刚烈激愤似火，眼里容不得沙子。这注定了两人水火不容，迟早分手。早在《新青年》演双簧戏时，两人就有过分歧。鲁迅认为“双簧戏”无可厚非，“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不值一辩。

和胡适同为《新青年》编辑的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写过一段众多周知的文字，对陈独秀、胡适等人有过生动描述：“《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可见，鲁迅对胡适总体上虽然佩服，但亲近不起来，总觉得与他有些隔阂。

这种隔阂便是两人性格、立场不同所致。胡适温良，服膺“实验主义”，从而主张走改良道路；而鲁迅刚烈，服膺“超人哲学”，从而主张走激进革命道路。这两张道路公开的分裂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进而胡适认为：“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最后，胡适“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正在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对此文很是不满，撰写了《再谈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对此反驳，引发了《新青年》同仁之间激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启了“新青年”们一派向左、一派向右的分裂。从此，李大钊、陈独秀大举共产主义大旗，而胡适则终其一生坚持改良道路，坚持自由主义。鲁迅虽未就“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对胡适观点不满。这种不满见于他对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反对，这也是鲁迅和胡适首次公开交锋。

“整理国故”原本是“新青年”们针对黄侃、刘师培成立“国故社”而提出的口号，主张用“科学精神”加以“整理国故”，反对“国故社”不加区分地“保留国粹”。鲁迅对“整理国故”原本也持支持态度，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整理国故”的切身实践。但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胡适更加倡导“整理国故”，劝青年们“踱进研究室”，多研究些“国故”问题，少谈些激烈主义，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

鲁迅对此不满，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春末闲谈》、《读书杂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等文章，批评埋头“整理国故”之弊端。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鲁迅没有点名地批判胡适道：“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此时，孙伏园正好在《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书目。胡适向青年们大开“国学书目”，还要求中学国文课要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鲁迅则不但一本书目都没开，还语出惊人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显然是对胡适的回击和嘲讽。

虽然分歧已露尖尖角，但此时的鲁迅与胡适还未决裂。1922年5月，胡适应邀和废帝溥仪相会。因为同情溥仪，并称呼溥仪为“皇上”，胡适遭致社会广泛谴责，连和胡适关系较好的周作人也写信提出异议，但鲁迅未公开对胡适斥责。鲁迅与陈源轮回大战时，胡适还以双方朋友身份去信居中调节。此时，鲁迅虽对胡适有所不满，在致许广平信中将胡适与陈源划为“物以类聚”，但并未公开与之翻脸。

但随着胡适愈加走近当权者充当“诤友”，鲁迅对胡适越来越讨厌起来，笔下也越不留情。

胡适虽曾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但生性热闹的他怎甘寂寞。192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号召国人努力再造中国，并在第二期上领衔16位知名人士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的政治目标。喊了半天“好政府”没人理后，胡适又率领新月社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人权讨论热潮，批评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新月》杂志因此惹恼政府被查封关闭，不甘寂寞的胡适接着创办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可政治当头，形势逼人，哪里容得下独立精神，知识分子也很难做到完全独立。1932年末，胡适前往武汉讲学，恰逢蒋介石在汉口督师“剿共”。于是，蒋介石邀胡适来寓所共进晚餐，几天后又一次邀请胡适。与蒋介石的见面，给胡适留下了不错印象。也许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也许是出于“国师”心理，胡适从此明显右转，开始支持国民党政权，“愿意以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先生的政府”。他先是托人送了蒋介石一册《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做“守法守宪的领袖”，又在《独立评论》上多次撰文支持国民党政权，“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等词汇也多了起来。

对于胡适见蒋介石，鲁迅语出讥讽，并旧话重提将胡适以前见溥仪的事一起挖苦，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鲁迅这是在讽刺胡适写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讽刺胡适没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协助为结社机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等地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1933年2月4日，胡适收到史沫特莱的英文信件，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及一份《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控诉反省院严刑拷打等暴行，史沫特莱、宋庆龄嘱咐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种种私刑，还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而胡适四个小时前刚刚应北平军分会邀请视察过监狱，认为监狱虽有些小问题，但不失为“文明监狱”。

所以，眼见以为实的胡适认为控诉书“纯系捏造”，并于2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三八期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为国民政府辩护，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并反对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认为“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不予理睬。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胡适开除出盟。

鲁迅对胡适立场持蔑视态度，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他随后又写了篇《“光明所到……”》的文章，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和胡适的天真：“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

自此开始，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联系，并开始了对胡适不断的抨击。在《文坛秘诀十条》中，鲁迅写道：“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这是讽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文坛流行现象，也是对胡适的鄙夷。在《算账》一文中，鲁迅又写道：“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几位学者”当然包括胡适。鲁迅还对许寿裳说过：“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在与新月派论战中，鲁迅更是将胡适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嘲讽他们“挥泪以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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