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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历史地位将无人撼动

伊人 一枚园地 2020-09-04

摘要


方方日记恢复了史家传统,打开崭新阅读空间,坚守改革开放成果,实现建言献策功能,在中国当代思想解放史和灾难报导史上的独特地位,无人能撼动!

 

 

感受民间叙事的话语力量

—谈方方日记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伊人


作家方方写作武汉日记,已有60天之久。在这60天里,我国的抗疫形势已由原先的非常严峻转为一路向好。变化之快,几乎出人预料。在报道和记录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写作大军中,方方日记的出现和存在,是其偶然又必然的新闻和文学现象。它表明我国的舆论环境更加开明,多元社会更愿意倾听和接受不同的声音。同时,也证明方方日记的存在价值不容小觑,五千万读者的阅读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受众的呼声和心声。
在如何看待方方日记的社会效果问题上,始终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声音。说好者,认为它从民间的视角真实记录了武汉抗疫中社会各界民众的喜怒哀忧,是广义的正能量。说不好者,认为其暴露了武汉抗疫的阴暗面,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属于负能量。关键是要回到现场,回到人性,回到内心。笔者想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谈一下个人的认识。

 


方方的武汉日记恢复了中国作家从古到今秉笔直书历史和当代史的光荣传统

 

无论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还是被誉为“诗史”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用诗笔写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即著名的叙事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方方日记的横空出世,也是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亲历民族灾难,因顾及利害而有选择地记录历史真相,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不过是历朝历代的赞美诗。

 


日记采用平民视角和夹叙夹议的形式,记录民间个人的抗疫史,具有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

 

它是正史的重要补充和细节说明。它不讲宏大叙事,只讲身边发生的事;不讲空洞的大道理,只讲常识性问题。记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华大地曾出现过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有趣奇观。而今年的疫情期间,也出现了白天看央视新闻,子夜或凌晨看“方方日记”的奇特景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生活在信息大爆炸、全媒体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对疫情的发生、发展想要欲知详情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是当代以来,我国在民间记录有关灾情和苦难的感受方面,存有巨大的空白和缺憾,需要有人去充实和填补。仅靠吸引眼球的短视频和抖音,没有更深入、更具体、更人性化的记录和报道,是无法满足当代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方方日记顺应了这一需求。她认为:“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

 


作家方方所具有的普通市民与著名作家的双重身份,使日记的可读性和影响力,非同一般

 

市民关心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作家关注的问题,涉及到天下兴亡。可以说,下接地气,上通精英。写作者既担心人们身体上是否染上新冠病毒,也担心人们精神上是否染上“新冠病毒”,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和立体震荡,前所未有。这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现象,标志着一个健康、文明、进步的社会正在形成。学会包容不同声音,尊重每个人表达意愿的权利,已渐为社会共识和公民常识。那种“非白即黑”、“非赞成即反对”的僵化思维,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从李文亮医生被“训诫”然后被纠正的事件来看,包容不同声音有利于信息畅通和政府纠错。有道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明辨是非;听信单方面的话,就分不清是非。同样,“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毛泽东语)

 


日记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写实、求真、反思、追责的内容,不同于我们看惯的一边倒的“正面报道”,它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阅读空间和话语渠道

 

它与“正面报道”同步共振,丝毫不逊色于主流媒体的波及面和传播力。方方有句名言叫:“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它说出了“正面报道”和民间视角的选材落差,即同中有异。对于“正面报道”的“抓大放小”忽视和回避的“小”问题,往往对于个人来说都是要直接面对的大问题。也是民间叙事关注的重点焦点。作家方方提醒大家:“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灾难付出代价”。方方日记相比于“正面报道”关注英雄、关注集体而言,更关注个体、关注弱者。她说:“这世上的强人或是胜者,经常是不介意文学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拿文学当点缀、当花环,但弱者们,却经常拿小说当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盏灯,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时的救命恩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小说会告诉他,落后也没关系,很多的人跟你一样,不止是你一个人孤单或寂寞,不止你一个人痛苦和艰难,也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焦虑和脆弱。人活着有很多方式。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不是坏事”。这段精彩的“文学告白”,大约是源于她本人曾经在基层当工人时的感同身受。

 


日记中所闪烁的思想火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理论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捍卫和坚持

 

比如她批评某报在报道武汉一位叫肖贤友的病人去世时,明明写下两行共十一字的遗言,但报纸宣传时,却只用了前七个字:“我的遗体捐国家”。而实际上,肖贤友的遗书还有另外四个字:“我老婆呢?”她认为:“更多的百姓为这后四字而泪奔。临终前提出捐献遗体很感人,可是临终前剩下最后几口气,仍然惦记着老婆,同样感人呀。报纸标题为什么不能写《歪歪扭扭十一字遗书让人泪奔》,而要特意去掉后面四个字呢?”她结合武汉群众不满形式主义喊“假的假的”的新闻事件,谈实事求是:“文件经常一刀切,会忽略很多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如能实事求是,就可以向上面反映文件中的缺失,或是自行弥补那些漏洞”。

 


日记还承载了文学本身特有的情感宣泄功能,充当灾难中人们的呼吸阀、减压阀和出气筒的作用

 

从客观上讲,方方日记缓解了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封城所产生的紧张、恐惧、焦虑、无助的情绪。日记告诉我们:“在武汉,几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创伤。这恐怕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事。无论是关在家里二十多天尚且健康的人群(包括孩子),或是曾经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更或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家属,以及看着一个一个病人死去而无力拯救的医护人员。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形成困扰。疫情之后,我想,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询师前来武汉。如有可能,当分社区分批次对每一个人作一次心理疗治。人们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谁说哭过了和发泄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她还劝导在家憋不住的人们:“我们已经坚持了这么久,真不能让那些曾经为我们拼过命的人,白白拼了一场,也不能让熬了这么久的自己,也白白地熬了一场”。


由于日记出自曾为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方方之手,还具有建言献策、参政议政、舆论监督的功能

 

方方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基层群众的呼声,对政府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比如年底和年初是传染病高发季节,她建议能否改一下地方和全国“两会”的召开时间。另外,她在日记中建议政府要关注其他健康人群将面临的生存窘境,灵活地寻找和思考相应对策。这些都得到政府积极回应和解决。再就是对待“反思和追责”问题上,她认为“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严厉的追责,便不可能有严肃的反思。疫情至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作者和受众共同完成的它们之间相互激励、相互鞭策的作用,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健康和繁荣

 

方方日记一开始只是表达作者个人对疫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随着阅读人数的飞速增长,日记的信息量大增,作者注意吸收其他个人对疫情的记录,并核实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使民间叙事更鲜活、更真实、更全面。正是方方日记与受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得到身在疫区的大多数读者的广泛认可,也才会产生那么多人在深夜和凌晨等着要看“方方日记”的轰动效应。鲁迅先生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谈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兴许有一天,方方日记会归入“正史”记录范围,但它在中国当代思想解放史和灾难报导史上的独特地位,无人能撼动!


                                                                                        2020\3\27日写毕

 

 

【作者简介】伊人:60后,当过兵,做过记者。方方日记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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