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No.3│ 水中鱼：巴尔加斯·略萨的双面人生（下）

编者按：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是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代表作家之一，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参加1990年秘鲁总统大选，但最终败于阿尔韦托·藤森。《水中鱼：巴尔加斯·略萨回忆录》写于1993年，是迄今为止略萨本人撰写的唯一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本书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略萨文学信仰的形成以及参选总统的政治历险经历。本文所推荐的中文版本系由北京大学西语系赵德明教授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鉴于本文较长，《拉美研究通讯·书讯》分上、下刊发。

双数章节：作为政治家的巴尔加斯·略萨

《水中鱼》的单双数章节看似互不相关，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内容上看，上文提到的略萨决不认输的性格、对政治的热情、鲁乔舅舅的作用等都在双数章节有与之呼应的场景。从结构上看，单数章节的开篇是一种“回归”，小略萨从客居的玻利维亚回归秘鲁、在家庭层面上则回到了父亲身边，而双数章节的开篇同样是一种“回归”：时间来到1987年7月，略萨和当时的妻子帕特莉西娅及孩子们从伦敦回到了秘鲁。

一段时期以来，略萨有了这样的习惯：一年中几个月待在欧洲，几个月回到秘鲁生活。可是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无数次的回归与离开之中，真正在略萨文学道路上起着标志性作用的无疑是1958年赴往欧洲的“文学新生”和1990年大选后再赴欧洲的“文学重生”。这也许就是略萨选择将这两个时间段并行放入《水中鱼》一书中的用意。

有趣的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略萨在1958年离开秘鲁时坚信只有离开自己的祖国才有成为全职作家、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可能。在《普林斯顿谈话录》中，略萨也曾提到：“我童年时期的秘鲁有许多并非纯正作家的作家，他们是政客、律师或老师，只在闲暇时间才进行写作”。略萨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这样的作家才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可他最终还是在八十年代末投身秘鲁政坛，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不过，这也恰是略萨一贯的人生态度：不断地思考、改变，不惧怕失败，也从不忌讳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单纯地用正确或是错误来看待略萨参选总统的行为，那样的经历对于略萨这种善于将所观所感化为创作灵感的作家而言也确实不见得是错事、坏事。

根据《水中鱼》一书的描述，略萨迈向总统选举的诱因是时任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于1987年7月28日在一次演讲中宣布要将秘鲁全部银行、保险和金融信贷公司“民族化和国有化”。这是其时已推崇自由主义思想、一直以反独裁著称的略萨所无法容忍的。在略萨看来，“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专制独裁的国家，政府就是国家；执政者管理国家如同对待自己的私人物品一样，或更确切地说，就像战利品一样。国营企业是用来安置宠臣、养活政客和进行黑市交易的。这些企业变成了官僚废物群集的地方，政治进入企业导致腐败与低效的产生。没有破产的危险；由于处于垄断地位而无需竞争；用津贴、即纳税人的钱保证了企业的生命”。

尽管略萨迅速撰文批判该政策，可他本人并未对改变时局抱有希望。后来在利马，受到威胁的银行及其他公司的职工纷纷走上街头，其他城市也迅速响应，这让略萨大吃一惊。作为支持，略萨带头签名并在电视上宣读了抗议宣言。此后几天，略萨收到了大量支持宣言的信件、来电和来访，这让略萨更为惊讶了。后来他坦陈，正是那次对抗银行国有化行动的胜利使他误以为秘鲁已经做好了迎接民主变革的准备，也刺激他在后来参加总统大选。

相比单数章节，《水中鱼》的双数章节由于将重点放在了对竞选过程及诸多事件的描写上，使得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大大减少了。尽管如此，略萨前妻帕特莉西娅等个别人物却仍然立体感十足，让读者回味无穷。

在宣言行动取得成绩后，有人建议略萨继续以自由的名义反对国有化。此时帕特莉西娅第一次登上舞台并和略萨产生了争论。她坚持认为，如果略萨继续干下去，最后就得搞政治，文学就见鬼去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是总统候选人。你能放下你的作品、你眼前的舒适生活，在秘鲁搞政治？”当时略萨的回答是：“我不会搞政治的，也不会放下文学，更不会当什么候选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帕特莉西娅可能比略萨本人更了解他。（这样的事情并非首次发生了，1984年5月8日至11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作家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谈活动中，著名编辑卡洛斯·巴拉尔就曾经说道：“让我们看看巴尔加斯·略萨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他们国家的总统吧。”而略萨当时的回答是：“太可怕了。”）

而后来在被问到为何要投身政治时，略萨的回答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只有帕特莉西娅不同意他的说法。她说：“道义上的责任不是决定因素。真正的原因是想冒险，是渴望体会一种充满刺激和危险的生活。是梦想用实际生活写一部大作。”甚至在此后由于内部不团结等原因，略萨提出放弃竞选总统时，帕特莉西娅也立刻说道：“你这种想法是真是假很值得商榷。因为，假如你真的以为没有希望，那么在你的辞职信上本该写上‘不可改变的决心’，可是你并没写。”

虽说曾极力反对略萨投身政治，可一旦真正的竞选开始，帕特莉西娅也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协助略萨：接受采访、发表演说、领导团结行动组织在需求最急切的地区协助开办作坊、商店、工厂等。在竞选后期，帕特莉西娅每天的工作时长甚至达到了18个小时。可就是这样一位勤劳智慧的女性，在略萨败相显露之时，却主动参与了看似荒诞的祈福活动。不过，这也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怀丈夫的妻子的柔弱一面，使得帕特莉西娅的人物形象在本书双数章节众多出场人物中显得更加突出了。（在本书的单数章节中记录了帕特莉西娅用凉水浇头的方式叫少年略萨起床的往事。她似乎是略萨家族唯一能制服淘气的略萨的人。）

略萨最终以“自由运动组织”候选人的身份参与了总统竞选。“自由运动组织”由人民行动党、基督教人民党和独立派人士共同组成。前两个政党都是曾经的执政党，这使得“自由运动组织”从成立之初就饱受诟病。这一联合不仅使得初涉政坛的略萨失去了朝气和新鲜感，也让人觉得他的出现是秘鲁右翼老政客的阴谋，这与略萨主张的大刀阔斧的自由主义改革是相悖的。略萨并非不知道这其中的风险，但是他认为自己的改革措施会得到民众支持，从而改变老政客的糟糕形象，同时还考虑到新创立的“自由运动组织”缺乏群众基础，而作为老牌政党的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人民党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然而，事实证明，略萨的这两点考虑都是站不住脚的。后来略萨在反思中也坦言：对抗银行国有化的行动的胜利使他误以为秘鲁人民已经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准备。他最初以为在那次选举中展现变革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后来却发现大多数民众压根就不理解他的政治主张（私有制、法制、自由化）。他说：“我被要求用最浅显的词汇做演讲，因为以我平常的方式说话的话，选民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其次，所谓的老牌政党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人民党实际上只是两个空架子。这两个政党的特点就是为选举而生，在选举时进行组织，选举结束后则停止经营和维持。它们也压根就没有略萨需要的群众基础。

不仅如此，这次联合还使得“自由运动组织”从成立之初就面临着诸多内部矛盾，三方常常为议员候选人、市长候选人的名额争得面红耳赤。在竞选后期，由于组织内各市长参选人投入超额经费进行媒体宣传而对略萨的形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可大部分人依旧我行我素，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利益。三方力量只是在藤森突然出现、略萨败相显露之时才最终团结到了一起，可惜为时已晚。这不得不说是略萨败选的关键因素之一。

《水中鱼》中描写的略萨竞选总统的过程再次部分印证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正确性。略萨诚实、不妥协的性格使得自己在竞选时吃尽了苦头，而他的竞选对手则利用一切手段对略萨进行抹黑打击，例如污蔑略萨偷税漏税，斥责其写黄书（后来略萨曾提到，自己某日无意间在电视中看到主持人说“请有孩子的家长把孩子带走，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极度污秽”，略萨惊讶地发现所谓“污秽”的节目就是由主持人朗读他的小说《继母颂》的片段，然后由一堆所谓的专家对略萨进行批判。略萨调侃说：“他们在那三年里大概把我所有的小说都读了一遍。”），用《城市与狗》来指责他反军队，还指责他反民族，甚至用不信教来攻击他。

针对反民族这一点，略萨指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混淆起来是不对的。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出生地的真正热爱；民族主义则是十九世纪的一种理论，既有局限性，也已过时，它在拉丁美洲造成国与国之间互相残杀，破坏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大选两年后，即1992年，藤森发动“自我政变”，实行独裁统治。略萨请求世界各民主政府对秘鲁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制裁，于是针对略萨“反民族”的指控再次死灰复燃。略萨则坚持认为民族主义并不等于爱国主义，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尽全力与破坏国家秩序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而那些指责他是因私人恩怨而进行报复的人是一群“只会以自己的狭隘来揣度他人的笔杆子”。

宗教的话题同样是竞选期间敌对阵营重点攻击略萨的话题。他们强调说：“在秘鲁这样有悠久天主教历史的国家，由一个不信教的人当总统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有趣的是，在由略萨和藤森进行死拼的第二轮选举进行前，说服略萨不要与藤森交易、不要放弃选举的恰恰是秘鲁大主教。在选举过程中，藤森阵营的众多福音教派人士入选国会，一时间“如果藤森当选，福音派就将取代天主教在秘鲁的地位”的传言甚嚣尘上，造成了天主教力助不可知论者对抗福音派的荒诞场面的出现。

在选举过程中，种族问题也一直是悬在略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哪怕对手多次利用略萨白种人的身份将其渲染成上层阶级的代理人，将其与秘鲁下层民众割裂开来，当“自由运动组织”攻击藤森黄种人身份时，略萨依然选择斥责这种做法。因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恰恰是略萨毕生通过写作和演说所反对的最主要的两种“愚蠢言论”。在略萨就种族问题捍卫藤森后的第二天，藤森意外前来拜访了略萨，并对其进行了感谢。两人约定要让种族问题从竞选中消失掉，因为在秘鲁这样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里，种族问题具有爆炸性。尽管有了这样的约定，可实际上在那之后的几周里，藤森却捡起了种族问题并从中捞取了足够多的好处。

略萨的败选实际早有征兆。从他选择和老牌政党合作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同时他性格上的许多优点（诚实、坦率、勇敢等）乃至于其极度批判秘鲁现实丑恶的文学作品在竞选时反而都变成了可供对手利用的把柄，再加上敌对阵营在各方面的抹黑，使得略萨在普通民众面前的形象变成了“高傲的上层阶级代言人”，而实际拥有大量财产却选择开着拖拉机拉选票的藤森则恰好满足了秘鲁人民渴求新鲜政治血液的需求。在选举过程中，藤森曾大肆剽窃略萨的政治主张，例如略萨对日本经济腾飞极为推崇，于是藤森则表示：“我十分同意巴尔加斯·略萨博士的观点，可是大家不认为一个日本后裔能更好地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吗？”基于此，许多人认为选举胜利后藤森的执政纲领也是对略萨理念的剽窃。对此，略萨不以为然。他指出：“我要求执政而秘鲁人民加以拒绝的纲领，旨在稳定国家的金融政策，结束通货膨胀，让秘鲁经济面向世界，这是拆毁社会歧视性结构、推翻特权制度的完整计划的组成部分，让几百万贫苦的秘鲁人最终有机会获得哈耶克所说的文明社会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法制、自由和财产。这需要在秘鲁人的支持与参与下进行，不三心二意，不离心离德，就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破坏和糟蹋国家刚刚迈入的民主文化制度。……藤森政府所进行的一切与我的改革计划之间有天壤之别——相去十万八千里——差距在于：经济方面，他的政策是保守的，我的是自由化的；政治上，他搞独裁，我主张民主。”

如单数章节的结尾一样，在《水中鱼》双数章节结尾，败选之后的略萨携妻子又一次坐上了开往欧洲的飞机。他心想：“此次出国很像1958年那一次，它以光明磊落的方式标出我一生中某个阶段的结束和下一个阶段的开始，在那个新阶段里，文学占据了中心位置。”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两部分的结尾一个代表文学新生，一个代表文学重生。略萨以这样的方式又一次将叙事拼图完整地拼到了一起。

结语

在回忆录《水中鱼》中，巴尔加斯·略萨描写了自己的两种人生经历：绝对追求孤独的文学人生和绝对排斥孤独的政治人生。但就像略萨在其叙事作品中所展现的那样，虚构与现实是融合在一起、很难分清的。此书中的两种生活经历看似截然不同，实际却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所谓“作为文学家的略萨”和“作为政治家的略萨”（乃至于其他身份的略萨）实际并不存在。略萨只有一个。缺了任何一个方面，对略萨及其作品的理解都将是片面的。

略萨在阅读中发现政治，在文学世界中体悟和表现政治，同时又在政治生活中依赖文学。他在《水中鱼》中写道，在竞选期间，自己依然保证每天要进行半小时的阅读，而读的最多的恰恰是自己之前并不甚喜爱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人贡戈拉的诗作，因为贡戈拉的作品似乎最为脱离现实，而略萨需要用那方虚幻美好的虚构世界来对抗丑恶污浊的现实。

虽然我们在上文罗列了诸多略萨竞选失败的原因，可似乎略萨在《普林斯顿谈话录》中的总结才最无可辩驳。他说：“我最后发现自己是不可能成为政客的：政客必须对政治有巨大的热情，而我没有那种热情。因为我最大的爱是属于文学的。那可能是作为政客的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无怪乎在略萨竞选失败后，许多人认为这是文学的幸事。

其实，《水中鱼》的书名也恰恰暗指文学世界和政治世界这两方天地，只不过前者是一池清水，后者则是一潭死水，在其中游弋之鱼千千万万，略萨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条大鱼：略萨如越过龙门的鲤鱼一般从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变成了名誉天下的大作家，可投身政治世界的略萨又似离开了水的鱼，而全书最后回归文学世界的略萨则再次如鱼得水了。

作为回忆录的《水中鱼》并不完美，很多人质问其中真假几何。对此，略萨表示自己尽了极大努力来保证这部作品不仅可信，而且真实。在写书的过程中，作家采访了与该书内容相关的诸多亲历者，并且在图书出版后还做过几次针对日期和地点的修改。不过略萨同时指出，尽管这一切都帮助他尽可能地接近实际发生的情况，可“在文学世界中，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

说作为回忆录的《水中鱼》不完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等待填补，毕竟在1958年和1987年间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差，而那二十年恰恰是作为文学家的略萨大出风头、作为政治家的略萨思想理念逐渐成熟的时期。我们从《水中鱼》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揣测着那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想知道略萨的作品是怎样获得成功的，想知道他的思想是如何从左转右的，想知道他是如何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凡此种种。

2018年，略萨出版了《部落的召唤》一书，书中详细分析了引导他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七位思想家的理念。该书被誉为《水中鱼》的另类续篇，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水中鱼》中留下的若干问题的答案。至于其余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则不妨继续耐心等待高龄但仍高产的略萨在未来给我们做出解答。因为，他在不久之前还曾表示：“我从来都没放弃过写《水中鱼》续篇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它并不完整。我在里面讲述了两段人生经历：一段属于青少年时期，另一段则属于成年之后，不过还有很多我没写到的东西。我会接着写的，不过暂时我还没能找到动笔的契机。总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冒出来，总有许多其他的计划在干扰我。不过我会写的，因为那本书并没有写完。”

作者：侯健，文学博士，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西班牙语系系主任、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西班牙语文学青年翻译家，译有：《五个街角》（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饥饿》（马丁·卡帕罗斯著，合译）、《书店漫游》（豪尔赫·卡里翁著，合译）、《最后假期》（保丽娜·弗洛雷斯著，合译）、《三十三场革命》（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著，待出版）、《萨拉米纳的士兵》（哈维尔·塞尔卡斯著，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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