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出版学科建设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出版学科建设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在2020年11月21日召开的全国出版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北京印刷学院罗学科校长指出，“出版学申报一级学科，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我高度认同罗校长的这一观点，受其启发，我也想谈谈对当前出版学科建设，特别是学科进目录中“天地人”三方面有利条件的一些初浅看法。
一说出版学科建设之“天时”。之所以说加强出版学科建设，推进出版学进入《学科目录》适逢其时，主要是因为当下适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时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部署，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上了新的议事日程。其中，学科体系建设，正是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之需，优化现行学科专业设置，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当前，出版学没有进入官方的《学科目录》，实际上，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一个缺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健全、不完备的一个表现。无论从出版的社会功能还是社会影响看，出版业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类社会活动，出版学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出版学的加盟或参与,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可能是健全或完备的。因此，我们认为，将出版学纳入《学科目录》，建设中国特色的出版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需要。这一需要，正是出版学学科建设之“天时”。
二说出版学科建设之“地利”。罗校长从行业主管部门的重视论及了出版学科建设的“地利”，我想再从国情的视角说说这个问题。从科学史视角看，学科专业设置具有多元取向，学科自身的内部规定性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制或影响着学科专业的设置。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学科专业有所差异的原因。其中，后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设置的影响更大。张志强教授对国外出版学学科建设有过一些介绍，这当然可以作为我国应该设置出版学学科的依据或参考。但是，我国设立独立的出版学学科，主要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不是国外有，我们就一定要有。事实上。国外没有，我们也可以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就是最好的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讲，设立独立的出版学学科的“地利”，应该是我们的国情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出版是一种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基础性工程，从文化强国到文化自信，都离不开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支撑。要发展出版业，出版学就不能不引起应有的重视。没有理论支撑的行业，往往难以行稳致远。可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需要，以及“文化强国”和“文化自信”战略需求，正是当下我国出版学学科建设之“地利”。
三说出版学科建设之“人和”。所谓“谋事在人”就应该包括“人和”的意涵。出版学学科建设，尤其是学科进目录之事，更一项“人和”的事业。“和”则成，“不和”则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学进目录的动议就不绝于耳，曾有两次“闯关”，但都铩羽而归，这次算是第三次了。近30年来，出版管理层、业界与学界，为这一未竞事业前赴后继，可谓“人和”之至。时任领导柳斌杰署长、卢玉忆副署长、邬书林副署长、孙寿山副署长等，总署(总局)人事司孙文科、李宏葵等，中宣部出版局蒋建民、周巧玲等都十分重视学科进目录之事；多位业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案；业界人士田胜立、聂震宁、郝振省、张增顺等多次在相关研讨会发声呼吁；学界更是众口一声地支持学科进目录。看似“人和”的背后却有某些隐忧。一忧，在进目录的方式上大家看法不同，观点迥异。各自的诉求不一，立场不同，至今尚难以达成共识。二忧，一些人做表面文章多，做实际贡献少，还有个别人甚至事业未竟便开始刷存在感，哗众取宠。这不仅影响大家对局势的判断，而且还容易打消实干者的积极性。如果说“一忧”是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那“二忧”则是此次闯关的“新虑”。大家如能求同存异，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多干实事，方可避免再失良机。
原文载于《出版科学》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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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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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
头图来自｜Pexels
制版编辑｜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