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取向治疗》: 画好你自己的生活圈
佛洛依德认为：每个人所说的东西都对应于TA内心潜在的情感和冲突。
而一些心理咨询的来访者/求助者则认为：我们觉得他们（指心理治疗师）有一套理论，不管是否适合我们，就想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当它一再被证明效果有限，他们还是换汤不换药地继续使用。
所以作者认为：关键不在于治疗师用哪种理论去理解来访者是正确的，而在于来访者本身呈现了什么。
作者引用贝特森的话说：不论我们努力治疗病人的动机本身有多么良善，但‘治疗’这个观念永远代表了权利的观念。
从合作取向治疗的角度看，一个人对他自身和事物的叙述本身就蕴含着改变的成分。
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
一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轻易地、盲目的下诊断也可能同时窄化了治疗师对求助者（本书中用‘案主’代替）和家庭在他们生活脉络中独特的自我呈现的理解，同时也阻碍了治疗师对其他可能影响症状行为脉络因素的了解。
对于儿童及不擅长表达的青少年，不知，不以专家的姿态出现，对案主有更多的好奇——对创造与这类型的案主的交谈空间有很大的帮助。
正如作者的责任是让读者接触文本时，不会一味捍卫自己的文化，而能通过在熟悉的与陌生的文化之间建立桥梁的方式，产生创意的理解与新意。读者的人物则是通过阅读参与与作者的交谈，通过对话产生新的意义并引入作者愿意以外的思维。
18世纪哲学家魏可认为：观察者是无法独立于他的描述之外的。
对于整本书，我归纳成为一句话：合作取向治疗的意思是参与交谈的任何一方都要共同努力，朝着“可能性“迈进。
i. 环境是基础系统，我们通过与他人交谈来构建社会
ii. 观点不同、专业能力不同的人如何形成合作伙伴关系
iii. 如何创造适合对话的空间并协助对话进行下去
iv. 交谈的过程需要公开、分享，提出想法和假设、问题和意见，然后反思
v. 合作的过程必定存在多重关系和语意
为什么有些家庭治疗没有帮助？
“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她们的反应和感受……我们比任何医生或护士更了解何时能信任她们。”
这位母亲的一段话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本系列书：《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医生》、《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等，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母亲（父母）的内心想法：我，作为孩子的母亲或者父亲，比你，比任何人都要了解我的孩子。
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我们去问孩子：你觉得你的父母是否是最了解你的人
你们猜孩子们的答案会是怎样一种五花八门的情况呢？
很多孩子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
我觉得我的父母根本不了解我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自由表达的的机会，真可笑，他们还以为他们了解我
家庭治疗的内涵包括2个基本要素：
一个负向回馈、恒定的控制系统
一个井然有序、阶级分明的社会系统
无论在哪一个系统里，孩子都没有获得主动权。并且，我们大部分父母，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对自己孩子的认识都是“一厢情愿”的。
“难以启齿”的事由案主自述出来
交谈中重要的一点是为所有的声音和意见创造空间，包括对他人希望分享的内容表现出兴趣与尊重。这也代表过程一切透明化且避免秘密的存在。为达此目标，用集合式语言：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交谈、我们一起进行治疗工作。
有人会认为，案主的反问是一种挑战，是对方企图获得掌控权，但我只是将她的反问，一方面视为学习如何彼此交谈，一方面则看成是我在适应她这个人的节奏。
我的问题并非关乎隐藏的目标或假设，也不是想要挖掘事实或查证假设。它纯粹是当时的一股好奇心。因为我不想假设自己完全了解别人的意思。我只想试着明白案主确切的意义、她想要表达什么以及她希望我听到什么。我也同样分享自己的看法，以一种试探性的姿态提出，若案主选择讨论时，可以把它当成题材，而不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这些对话并非线性的，它们触碰各种话题，话题彼此交叉，有些会延伸讨论，有些话题隐退，有些则会再出现。谈话随着每个当下进行下去，它们无法事先决定。
我们可以讨论或拒绝任何话题。我不希望我看重某些议题而忽略其他。如果你依循案主的带领，就会被带领到正确的路径上。是否要进一步谈下去，这是案主自己的选择。我可以询问什么因素影响这个选择，或是她需要什么因素配合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大部分案主都想知道自己的治疗师人性的一面，我们应该让他们享有这份权利。
擅长倾听的人不代表不需要倾诉
很多人认为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人，往往是低情商的人。那么我想问：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高情商呢？——懂得掩饰自己真实的心理想法？会说一些让别人高兴的话？喜怒不形于色？还是口是心非呢？
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恰当地表达自己真实想法、让他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却又不会让他人觉得不舒服的人。
在案主的语言诉说中进行对话，必须建立在案主的日常生活和习惯模式中。因为每个人对于问题和解决之道自有一套看法，如果一开始就被别人反驳，谈话必然很难舒服地进行下去。
只有当我们专心跟一个人对话，不去修正和打断，毫无防备的倾听，使用陈述者的日常语言多过自己的专业语言和术语，才能有可能做到“情景重置”。
作为治疗师，找到合适的治疗系统很重要。并且，我们必须尊重系统成员认为什么与治疗对话有关，以及谁应当被纳入对话的意见。凡是有关谁应该参与治疗，以及治疗应该讨论什么主题的决定，都是在一次接着一次的治疗与每次的谈话中彼此共同决定。
比如，一个孩子来求助，那么这个治疗系统里除了孩子，还有哪些与这个孩子可能相关的人和事要被圈进来一起讨论。
问题不会被治愈，问题只会消失
看似辨识的客观现实——问题，不过是叙述的产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问题不能与观察者对问题的概念化过程分开。我们觉得一个人有问题，或者我们在某些人或家庭里看到的病态模式，都是我们赋予它们的特征。而问题本身——那些经历问题的人所做的定义、描述与解释，永远是变动的。
冲突现实型的案主：
青少年认为自己没问题，父母才有问题；
做丈夫的认为一切都没事，除了太太整天碎碎念之外；
某个女士谈到自己在同事面前是个形象完美的专业人士，但实际上她的同事们并不这么认为；
人们通常都不相信他们具有法院据以判定其必须接受咨询的那些问题。即使他们真相信自己有问题，往往也不是由他人所界定的问题。那些被迫进行治疗的人，如果真认为这其中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被要求参与治疗就是他们唯一的问题。
同样地，治疗师所知道的每个事件或经验，只是故事的版本之一，是人们重述故事的版本之一，这只是真相多重光谱的一环。
我们倾向于去寻找自己所相信与追寻的东西。
进入治疗是想弄清楚，自己是否“处理得很恰当，或是表现得过于依赖他人。我们相信，到头来能够得到的，只有我们本身对问题的描述和诠释。即：治疗师从自己对案主的私下观察和得到的经验来诊断病因。——这就好比本书开篇中那位母亲写的信一样。案主通常认为治疗师是在“卖弄和炫技”
心理医生和老师为什么都“吃力不讨好”
事实上，我也发现很多受过非常多专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确实有点那什么~~目中无人~~因为他们可能去得到了太多充满阶级色彩指导纲领，提着这样的治疗工具箱满世界宣讲，以至于让大众对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一律充满成见和深深的戒备心，觉得好像跟这些人一旦开始交谈就被时时刻刻“观察着”会被这些心理医生下一些自己不愿意听到的、可怕的诊断。
治疗师和老师往往都是碰到问题后才会想起“讨论”这个方式，然后他们可能会怪罪各种系统，认为它们干扰或破坏他们的努力。而家庭，越来越常被认为是引发问题的根源之一。
诚然，家庭是奠基于沟通行为的现实。成员本身对于家庭自有其独特的经验、描述和诠释，包括他们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和自身在其中的理由。家庭就像思考的形态和种类一样，常常令人感到模糊和局限性。家庭并非被视为由自给自足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而是流动的关系/对话式个人的组合。
治疗系统可能包括家庭中一位成员、家庭的某些人、整个家庭，或家庭以外的人——彼此非常熟悉或近乎陌生的人。
我们要知道的是，案主平时和谁说话，和哪些人说话。
中立的立场不如协助性的立场
以前我们一直听到说：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要站在一个尽可能中立的立场，所谓不偏不倚。但协助性的立场又是什么？
即治疗师作为某个询问的他者，而不像是工具性、具有干涉性的参与者。这要求治疗师需要具备接受、鼓励、尊重、倾听、专注以及坦白和诚恳的特质，这是一个多重偏爱的立场，我们能站在所有人的立场来看待事物。
治疗师并非叙事的编辑
治疗师不是协商者或异议的裁判员
并不是发现真相或是非对错的侦探
不是介入者，但也不消极
治疗师是一个客人，帮助主人来找到“归属感”
这种协助式的立场与礼貌性对话以及敌对式冲突都不同。而没有说出和尚未说出的资源，就是案主内心私密的想法和对话。
如果我们总是用习以为常的方式观察或聆听事情，我们就会遗漏那些不同于独特的地方。
正如葛根警告的那样：一旦一个人执著于某个既有的诠释，增加更多的事件，对于诠释全无加分的效果。它只不过显示出观察者概念上的敏捷性，做出各种诠释之际，制造某种粉饰的一致性。
如果一个人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对“相同”的事件寻找不同版本的叙事，可能会导致永无止境的诠释。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被他人听见，但不仅仅是被听见而已。我们希望被理解——希望人家听见我们认为是我们所说的，而我们也知道其所指的意义。回应——积极倾听——听见，是治疗师的心态和态度，传达和展现了诚恳的兴趣、尊重与好奇，需要尽量给予案主时间与空间，既不感到困扰，也不去打断。
好母亲和坏母亲的界限很难定义
母亲：我向来是取悦别人的人，想要人家看到好的那面，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是，一个想离开母亲的年轻女孩一定有些不对劲。我想要把每件事弄得太完美了。
实际上这个母亲聚焦在两件事上：一件事她担心该怎么做，以及以后自己的情况会怎么样；一个事是一旦她做了选择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以及她要如何自处。
女儿：这正是我目前所做的榜样……就是成为人家的榜样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个好母亲，你的小孩就会完美无缺，而她的小孩都很被动。实际上，这刚好形成反效果。所以，这也形成了我的价值观。
治疗师：所以这个母亲一直在寻找“我到底做了什么，还是少做了什么，才造成我跟女儿这种可怕的问题？”她发现自己像陀螺一直转个不停。
女儿：我不希望自己那样，有控制欲，陷入“你竟然对我做出这种事”的情绪反应。我希望能照顾自己。我曾告诉我母亲，当时我没有任何选择，但其实我有。
治疗师：你的母亲对自己的表现相当在乎，她不但评价自己，还觉得别人也在评价你。现在问题不仅是她做过的事情，而是她已经开始担心她可能没有做的事情。担心过去的错误和将来的错误。
划分了好母亲和坏母亲的区别，我想大部分母亲可能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最有帮助的莫过于现在父母跟孩子之间频繁的对话，而且“是以父母兼朋友的身份”
我们如何理解和我们如何误解
我们通过经验理解到，没有人能教导别人什么。若环境允许，任何人都能够学习自己选择要学习的东西；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环境会教导他任何他必须教导的事物。此外，老师无法真正得为他人判断好或坏，因为并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解决问题之道。
从这个观念来说，学习并非标准化的。当它变成合作和参与的性质，也成为个人化与自我导向的。当我们开始体验、理解并重视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力与才华开始，我们就会详细描述自己想要学习什么、决定最佳的学习方式，以及发展出自信感。
心理治疗是对人们的生活困境进行咨询，与孩子相关、成人人际关系相关、家庭相关、学校相关、事业相关——到较为不寻常的复杂情况——精神病、物质滥用和饮食失调行为等。误解在于不同的看待角度，理解在于换一个角度。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电视剧台词：误解是不需要说对不起的。——言下之意就是：我理解你曾经所处的处境和立场。在那样的情况下，你选择那样做。换了是我的话，我未必能够有比你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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