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与教育》3大教育瑰宝之一
Education is a social process; education is growth; education is not preparation for life but is life itself......
——John Dewey
“教育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
——杜威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占有无可置疑的重量级地位。西方学者曾称，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堪称三部不朽的教育瑰宝。如今，这部教育领域的经典之作已诞生百年有余，在这一百余年中，《民主主义与教育》经历了怎样的传播历程？它何以成为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经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如何审视这本书中所蕴涵的教育思想与理念？
《<民主主义与教育>：百年传播与当代审视》以杜威的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回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及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的传播过程；梳理了西方教育学者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直接论述，以及对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吸收；探讨了拉丁美洲新教传教士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解和运用；从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视角，评估了杜威的新个人主义和民主哲学；对杜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 “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进行了再解读。本书还收录了《约翰·杜威年谱简编》，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三种较为详尽和完整的杜威年谱。
《〈民主主义与教育〉：百年传播与当代审视》
涂诗万 主编
1916年3月，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纽约首次出版，距今已一百多年。
然而，这部在今天“家喻户晓” 的著作在百年间的经历却很曲折。例如， 杜威的名字及其著作尽管早就为英国教育界所熟知，但在很长时间里，其思想的影响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的小学才开始尝试实践杜威的教育思想。对此，达林（J.Darling）和尼斯比特（J.Nesbet）认为，英国人乐意接受的教育理论不是杜威那种主张通过学校与社会互动促进社会变革的理论，而是个人主义心理学。
在德国，直到1930年，《民主主义与教育》才被许拉（E.Hylla）翻译为德文出版。许拉在此译本前言中说， 如此重要的著作竟然没有早一点被引入德国， 是令人奇怪的事。戈农（P.Gonon）指出，杜威将哲学、教育与社会改革冶于一炉的做法，在当时的德国没能引发共鸣。而在纳粹统治时期，《民主主义与教育》完全被排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邦德国，受美国影响，教育界重燃对杜威的兴趣。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教育学被基督教人文主义垄断。20世纪60年代晚期，杜威教育思想才开始重新受到重视。而在同时期的民主德国，受苏联影响，《民主主义与教育》被全盘否定。
在法国，直到1975年，《民主主义与教育》才被德勒达勒教授（G.Delledalle） 翻译为法文出版。施耐德（Jan-H.Schneider）认为，这是因为法国有坚信二元论理性哲学的笛卡尔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来说，杜威对“终极的” 或“最高” 价值的拒斥是高度可疑的。
图 1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封面
一百年来，在对中国教育界产生影响的诸多外国教育家和教育著作中， 杜威及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不仅影响的持续时间首屈一指， 前后的遭际也独一无二。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一百年之际，系统回顾这部著作在世界主要国家的传播过程，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传播史， 重新审视该书所阐述的教育思想。
本书汇集了国内外对杜威有着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的力作。
《〈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百年传播》通过分析《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中国前后出现的不同译本，梳理了近一百年来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中国的命运，折射出近百年中国社会和教育复杂的演变，也反映了中国教育界对来自西方世界的教育思想认识的变化。
单中惠先生的《西方教育学者眼中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从浩繁的文献中梳理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的教育学者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直接论述，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此书， 且从侧面论证了此书的经典地位。
赵康副教授的文章《“二战”前德国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外来思想和民族认同的碰撞》运用“ 教育语言”理论，分析了杜威教育思想对德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李申申教授和贾英伦博士的文章《21世纪俄罗斯学者对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评析》指出，进入21世纪，俄罗斯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加理性与客观的态度研究与解析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论证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在俄罗斯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紧迫性。
从日本学者梶井一晓副教授的文章《日本关于杜威的研究的特征和课题：如何批判地吸收杜威的思想》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对杜威的研究是相当丰富和深入的。梶井一晓教授指出，在日本，研究杜威的学者恐怕和研究康德的学者一样多， 日本研究者更倾向于关注杜威早期的教育思想和教师教育思想，而对《民主主义与教育》及之后的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不足。
詹姆斯·斯科特·约翰斯顿教授（J.S.Johnston）的文章《民主目的必须与民主手段联合吗？：一种来自异文化背景的历史—哲学解答》强调了杜威后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理：必须通过民主的手段去追求民主的目的。杜威经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杜威对五四运动的反应和评论，尚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罗莎·布鲁诺－霍夫雷（R.Bruno·Jofré）教授的《为了“ 异教黑暗”中的人：美国各教派共有形态中的杜威式民主与教育——以拉丁美洲合作委员会为例》一文研究了在拉丁美洲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解和运用。
佟德志教授的《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指出， 杜威批判了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并且在新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堪称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新旧自由主义转型的旗手。
郭法奇教授的《杜威“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再解读》指出，在现代社会， 个体的生存不仅需要传承已有的知识，更需要有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创新的能力。杜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 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在揭示和反映现代教育规律和趋势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梁君的《约翰·杜威年谱简编》是目前世界上第三种较为详尽和完整的杜威年谱。第一种是吴俊升的《增订约翰杜威教授年谱》（1983年）。第二种是美国杜威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芭芭拉·莱文（B.Levine）的《杜威生平年表》（2001年），它将杜威活动的记录具体到了每一天。另外，黎洁华的《杜威在华活动年表》（1985年）记录了1919-1921年杜威在华的活动历程。在以上年谱的基础上，梁君又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 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以上内容节选自《〈民主主义与教育〉：百年传播与当代审视》一书，作者为涂诗万，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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