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与蒙藏教育的推进 ——以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创办过程为考察对象

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与蒙藏教育的推进

——以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创办过程为考察对象

作   者

作者喻永庆，教育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182号，邮编430074。

中央大学蒙藏班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实施蒙藏教育发展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虽然中央大学蒙藏班最后未能坚持，但在创办期间，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实际推动者，具体参与办法的草拟、经费的筹措、部门间的协调、招生与考试的组织、计划推延与停办后的善后工作，蒙藏委员会为了蒙藏学生竞相奔走，有限地实践着革新蒙藏教育的志愿。

在蒙藏教育事业的开展上，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在面临经费短缺、社会对蒙藏教育认识不足、自身权力局限等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积极斡旋于中央机构、地方政府、学校、蒙藏学生之间，制定蒙藏教育方案并加以推广，开展蒙藏教育调研了解实情，创办蒙藏学校培养人才，成为民国时期革新蒙藏教育的主要推手。

本文利用当时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发行的公报及新近出版的蒙古与西藏相关档案资料，探寻蒙藏教育推进困难的症结所在，还原民国时期蒙藏教育或边疆教育艰难发展的历史图景，借此推动民国时期边疆教育的相关研究。

一  蒙藏教育的推进计划：中央大学蒙藏班的提出

鉴于边疆地区列强环伺，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立即开始着手谋划边疆发展事宜，并将“蒙藏”作为首先推动的区域。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表决通过了《关于蒙藏之决议案》,认识到建设“蒙藏”，应以大力发展教育为先决条件,而发展蒙藏教育，一是要求教育部增设蒙藏教育司，统筹蒙藏教育事务；二是指定国立与省立大学，实施优待蒙古、西藏、新疆、西康等地学生的相关办法；三是在首都设立蒙藏学校，培养蒙藏地区建设人才。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系统地规划蒙藏地区教育与人才建设，教育部与蒙藏委员会被指定为具体负责的推进机构。

1929年7月5日，教育部迅速设立蒙藏教育司，规定其职能为承担蒙藏教育现状调查、经费的分配、学校的兴办、师资的培养、学生的入学奖励计划等事项。但在机构的设置上，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蒙藏教育司并未设置专职司长，而是长期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任。此外，蒙藏教育司仅下设一个综合科，并未进行分类与分科，除科长一人外，其他办事人员多由其他科室借调。虽然教育部设立了蒙藏教育司，也规定了蒙藏教育司的职能，但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从其机构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可以看出，蒙藏教育司应该是长期不受重视，后来教育部对此也有这样的评价：“惟设司伊始，规制未备，经费未充，事业无法展布，故于组织方面，力求简单，亦未专设司长，当时业务，大抵以考察边地实况，研究推进方法等为范围，间亦督导地方作推进边教之准备。”早期蒙藏教育司的这些情况，为蒙藏教育的推进埋下了隐患，也影响着民国时期蒙藏教育乃至边疆教育发展的轨迹。

在教育部设立蒙藏教育司的同时，蒙藏委员会也对蒙藏教育积极推进，并初步确立了内地办学与蒙藏地区设学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内地选取南京、北平、成都三地创办蒙藏学校与蒙藏班，蒙藏地区普遍设立师范学校与职业学校。但考虑到国内形势与蒙藏地区的实际状况，蒙藏委员会在初期将内地大学优待蒙藏学生办法的起草作为发展蒙藏教育的第一步。7月23日，蒙藏委员会会同教育部起草并颁布了蒙藏学生进入内地就学的相关办法，其中要求各大学校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收容前来投考的蒙藏学生，并在考核的基础上，分配到合适的班级就读。教育部同时也电告国立与省立大学予以贯彻执行。可当第一批蒙藏学生申请入学时，有学生反映：“生等遵章请求保送入北大等校肄业，各校当局均以未奉部令拒绝收录。”蒙藏委员会担心蒙藏学生“久居旅栈，空靡岁月，且经济有限，断难久持，倘此批学生不能入校，则翌日招学必至望而生畏”。对此，蒙藏委员会一面要求教育部饬令各大学严格遵行待遇蒙藏学生相关办法，一面积极谋划在办学条件较好的国立大学开办蒙藏班。在综合当时大学的影响力与地理位置后，蒙藏委员会最后选择国立北平大学与中央大学开办蒙藏班，作为试点与重点突破对象。北平大学蒙藏班虽然起草了相关的文件，但由于经费以及其他原因，其蒙藏班一直没有实际的创办行动。后面文件中如涉及北平大学蒙藏班记述，不再说明。在之前《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基础上，蒙藏委员会再次与教育部草拟了相关办法，其中规定蒙藏班为大学预科性质，学习年限2年，学生由蒙藏相关机构选送，学校给学生提供公费待遇，其经费由财政部拨发，但对于“蒙藏班的组织形式与课程设置，则需要两大学具体草拟”。7月28日，教育部立即函告中央大学与北平大学，要求其立即制订该校蒙藏班招生与教学的具体办法。在教育部去函一周后，蒙藏委员会就与中央大学进行了接洽,询问办班的具体办法制定情况：

查蒙藏学生求学中央、北平两大学办法中，蒙藏班之组织及课程与该班之经费、临时等费均须由贵大学拟定呈核等由，敝会司理蒙藏事务情形较熟，贵大学对于该班之一切设施在未呈核以前，亟待一睹，俾作翔实之商榷，而免实际之隔阂，相应函请贵大学将次项蒙藏班全案办法检赐一阅，至为公便。

蒙藏委员会去函的目的主要是担忧，因为“蒙藏僻处边隅，既以言语不通，与内地诸多隔阂，更因土广民贫，有之学校教育复阙完善组织，若律一定之资格及程度，则乘兴而来，诚恐不得其门而入，将何以广怀柔而宏造就”。举办蒙藏班仍然是一个新事物，这是蒙藏委员会所担心的，也是蒙藏委员会急于询问的真正原因。

对蒙藏委员会的去函，中央大学未给予答复，亦未见中央大学对蒙藏班招生办法的制定，仅是在12月该校的经费预算中提交了蒙藏班的开办费用，这从财政部一封回复函可以看出：“蒙藏班经费预算书仅有一份，不敷分配，且原书末署名何年度，于例未合。请转知依式另编前项预算书三份，送部并将该班组织简章及成立日期查明见覆。”在回复中，一是本需要三份蒙藏班经费预算书，中央大学所呈仅一份，且未标注时间；二是经费预算书中缺少蒙藏班办班章程与开班时间。可见，中央大学对于开办蒙藏班重视不够，存在应付心态。更重要的是，蒙藏班详细的办学组织方案仍未完成，不然经费预算书中不应漏掉如此重要的信息。

中央大学在蒙藏班一事上如此懈怠，主要是该校此时正为办学经费所困扰。自国民政府停废大学区制后，中央大学改由教育部管辖，而当时的中央财政已无力负担国立大学经费。经过长期的协商，中央大学的办学经费仍由江苏省财政支出。但随后江苏省教育经费的筹措渠道发生变化，教育经费投入相应减少，为了照顾省内其他高校的发展，从1929年7月至12月，中央大学的办学经费经常被拖欠以及发放不到位，这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运行，以及学校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关系。此时，由于经费的短缺，学校师生罢课风潮不断，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多次提出辞呈，虽未被批准，但其办学的积极性也大打折扣。面对教育部强令中央大学举办蒙藏班，这其中诸如经费筹措、招生宣传、课程制定、教学组织、学生管理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中央大学各部门协调组织，而经费拖欠、校长辞职、人心浮动等不利因素使校方很难认真对待蒙藏班办学办法起草的具体工作。

为了更好地推动蒙藏教育的发展，落实中央大学蒙藏班办班计划，1930年2月蒙藏委员会制定了《实施蒙藏教育计划》，经行政院审核后对外公布，这是蒙藏委员会系统推进蒙藏教育的长久规划，影响着蒙藏乃至边疆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计划》中涉及蒙藏教育的诸多方面。而对于蒙藏班，蒙藏委员会则要求“务必于本年秋季分别成立”，同时考虑中央大学的实际情况，对于该班的招生办法，改由“在本年五月前由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会订”。然而，之后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一直忙于南京与康定蒙藏学校相关章程的起草，无暇顾及中央大学蒙藏班具体招生办法的制定。

二  经费掣肘：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启动与搁浅

1930年6月，距离预定的蒙藏班开班时间为期不远，教育部在将中央大学蒙藏班1930年度所需经费列入预算并呈请财政部审核后，立即去函蒙藏委员会询问具体的招生情况：中央大学蒙藏班“决于暑假后正式成立，为期已近，而来学学生究有若干，尚无确息”，并要求蒙藏委员会立即选拔合格学生。对于教育部的提议，蒙藏委员会则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完善之前的招生办法，诸如“蒙藏班组织课程如何规定”，“各蒙旗宗选送学生时鉴别合格标准”，“蒙藏学生入学肄业者均免缴学费现在有无变更”，“可否援照其他蒙藏学校成例，于免除学费之外，并由公家提供膳宿杂费，凡此种种，来咨并未叙明”。教育部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重新修改与完善蒙藏班办班的草案，再交由中央大学进行细化。6月20日，教育部与蒙藏委员会在经过多次协商后，制定了中央大学蒙藏班招生办法：一是蒙藏班采取预备性质，所授科目拟仿照前大学预科科目，限期二年毕业，后升入该校本科；二是名额定为60名；三是资格以初级中学毕业及有相当学力者；四是蒙藏委员会分别咨令沿边各省政府、各级学校迅速报送合格学生。

旋即，7月3日，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去函中央大学，要求在此基础上，尽快完成蒙藏班的课程与教学计划。此次，中央大学很快给予了答复，声称：“敝校添设蒙藏班一案，业经积极筹备，所有经费预算书已呈由教育部转咨，财政部核准，课程及设备方面，亦经筹有端绪。”中央大学在蒙藏班开办态度上的转变，主要是财政部前不久审核通过了该校的经费预算，明确办学经费由江苏省与教育部共同承担，同时也批准蒙藏班开办费5 500元，每年经常费46 236元的预算计划。有了经费作为保障，加之校内罢课风潮已趋平息，7月15日中央大学迅速起草了《国立中央大学蒙藏班十九年度招生办法》，在采纳之前蒙藏委员会关于蒙藏班招生规定的基础上，明确了开学时间“定于十九年九月一日”，并设置了该班课程。对于一些办学中的教学问题，中央大学向蒙藏委员会进行了咨询，如“蒙藏班毕业后升入大学本科，其课程是否与其他本科相同”，“蒙藏学生的训育有无特殊办法及意见”，“可否推荐与选送擅长蒙藏语教师”等。蒙藏委员会对此类事由一一回复，并保证将全力支持蒙藏班的开办工作。

旋即，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根据中央大学的招生办法，对外公布了蒙藏班的办班办法。此后，蒙藏委员会立即向蒙藏地区进行招生宣传，要求各旗宗校于9月1日前选派5人，在考试选拔的基础上，择其合格者保送至蒙藏委员会。对于此次蒙藏班的招生，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地政府与蒙藏管理机构十分重视，对蒙藏学生的选派进行严格把关，如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主要负责西藏生源的选拔，他们积极核实保送生的学历、学籍等基本情况：

西康来京学生余锡禄等四名，称志愿加入国立中央大学蒙藏班肄业，以资深造，请予保送等情。据此查该生等均系中等学校毕业，核与中央大学蒙藏班十九年招生办法尚属相符，除该生毕业证书俟前送青海学生毕业证书寄到再行汇呈，理合缮具该等履历表三张，相片十二张。

截至9月2日，经过蒙藏地方政府与学校的筛选，44名蒙藏青年获得保送机会，送至蒙藏委员会，等待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开学。然而，9月4日中央大学以自身“教费亦甚拮据”为由，推迟了蒙藏班的开班时间。为了安抚已经抵达的蒙藏学生，中央大学承诺蒙藏学生先进行考试，再插入中央大学相关班级，待蒙藏班成立后，再行安排。中央大学此时推迟蒙藏班的开班时间，原因是蒙藏班的预算经费未能拨付，也是对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的抗议。中央大学提交给教育部的1930年预算经费为2 400 000元，经过教育部审核，经费减少为2 040 000元，后递交给财政部，经费再次减少到1 920 000元。而对于这些经费，财政部与江苏省政府又进行分担，其中财政部承担600 000元，江苏省则承担1 320 000元。但最终拨发到中央大学的经费，江苏省政府拨发仅为1 110 000元，财政部承诺的600 000元，也只拨发了520 000元，这也进一步加剧中央大学办学经费不足的困境，也导致了中央大学与教育部、江苏省政府的矛盾与冲突。

中央大学蒙藏班暂缓成立后，仍不断有蒙藏学生被保送至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不仅安排蒙藏学生住宿、膳食，而且聘请教师在住宿处进行辅导教学。9月10日，蒙藏委员会亲自派员与教育部协商，希望蒙藏班先进行测验，然后尽快开班：

中央大学蒙藏班原定本年九月开学，经本会先后保送志愿入该班肄业之蒙藏学生计已有四十四人之多，现该生等以来京日久，亟欲早日入学。值此京内各校招考新生之际，万一中大不能录取，尚须投考他校肄业，屡次来会询问中大开班确期，极为殷切。该生到京以来均由本会招待所供给膳宿，现以各生源源源而来，所址狭小已难容纳。拟请贵部从速令饬中央大学如期开班，俾远道来京各生得以早日入校，不致久荒学业，并于最近期内定期测验，以便会同办理，相应咨请。

9月17日，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在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举行蒙藏学生入学水平考试，为了防止冒籍与替考，考试科目主要为国文、蒙藏文、蒙藏语三门，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分成初级与高级两类，待蒙藏班成立后进行有差别教学。9月20日，考虑到蒙藏班的办学经费一直未能拨发，蒙藏委员会立即函告财政部：“蒙藏班亟待成立，该大学关于该项预算，实属急切需用，无可延缓。”实际上，关于蒙藏班的经费筹措问题，1929年蒙藏委员会就已同行政院商议：“中央、北平两大学蒙藏学生均免其学费，奖励蒙藏学生求学内地，用意至善，惟蒙古远处边陲，地瘠人贫，寒苦学生即欲来到内地研究高深学术，而一切日常求学费用实属不赀，若不设法救济，力谋解决，恐终不能收中央奖励蒙藏学生之实效。”可此时，财政部却声称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开办经费未纳入当年的预算之中，表示无法拨款，并要求先从中央大学办学经费中进行支出。蒙藏班的教育经费一直未能拨发，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国库收入并不丰盈，且财政经费大多挪用于内战，对于普通教育的投入，国民政府可谓是自顾不暇，遑论刚刚准备推进的蒙藏教育。

在对蒙藏学生甄别考试后，中央大学先前承诺入相关系科旁听，由于该校与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就经费问题争执不休，一时无法兑现。面对中央大学与财政部的推诿，蒙藏委员会也感到困难重重：“本会办理招待事宜时间过久，深感困难，即各生日日来会探寻开学日期，亦渐至无法应付。”蒙藏委员会考虑到蒙藏班的政治影响以及此时学生烦躁的心态，不得不去函国民政府中央委员会，请求在中央政治学校开设蒙藏班。1928年12月，鉴于蒙藏地区的落后与教育资源的匮乏，国民政府在中央政治学校设立蒙藏及华侨特别班，其中招收蒙藏学生20人左右。1930年9月，中央政治学校又开设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主要为康藏地区培养各类管理人才，招生人数为40人。由于中央政治学校举办蒙藏教育的经历，蒙藏委员会在中央大学蒙藏班无法开办的前提下，只能请求中央政治学校开设蒙藏班，收容这些蒙藏学生。当时的《中央日报》有这样的记载：“记者昨访蒙藏委员会某君，询以蒙藏学生读书事，据答蒙藏学生来京就学者四十四人，前在中区实验学校分别测验结果，成绩均称不弱，现中央政治学校已允为附设蒙藏学生特别班，以资教学，惟房屋尚未觅妥，急切未能开办，然为期当不远也。”12月9日，经过中央政治学校的考核，原入中央大学蒙藏学生在蒙藏委员会的安排下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蒙藏委员会致函中央政治学校称：

中央大学设立蒙藏班一案，曾经本会咨请教育部转令该校从事筹备，业经定于本年九月开学，并由本会通行蒙藏各盟旗宗公署分别保送学生来京就学各在案。旋据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西康诺颜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等机关先后保送愿入该校学生七十九名到会，乃中央大学因经费关系对于该班不克及时成立，以致各学生在京久候，未能入学。后经本会商准中央训练部于贵校内特开蒙藏班一班，以资救济，刻闻已筹备就绪，日内举行入学试验，相应造具学生金志铭等六十五名履历表备函保送。

12月底，中央政治学校将蒙藏与华侨班改为蒙藏班与华侨班，分别进行管理与教学。其中，蒙藏班先租借曹都巷民房作为办学地点，后整体转入中华门外的晓庄师范学校校址。该班学制两年，专科性质，根据学生的志愿，分别开设教育与农业两个专业，毕业后大多回到蒙藏地区。

三  博弈与妥协：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再启与停办

在将1930年入学中央大学蒙藏班学生安置到中央政治学校后，蒙藏委员也对蒙藏学生承诺，中央大学务于秋季成立蒙藏班。1931年7月，随着秋季招生的临近，担心蒙藏班再次出现变故的蒙藏委员会去函询问：“现在一年已过，暑假亦将届满，蒙藏青年之志愿入贵校蒙藏班者为数甚多，自应早为计划，以免重蹈去岁覆辙。”面对来函，中央大学仍坚持要求蒙藏班“开办费及第一个月经常费于八月初旬筹拨到校，以便筹办所有各项设施”。此时，蒙藏班因为经费问题又一次陷入僵持状态。直到8月27日，各大学开学在即，教育部才责令中央大学蒙藏班经费先由学校预备费中支取。对于教育部如此解决的方式，中央大学表示难以遵从：“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发放延期十九年度约欠发二十余万元，二十年度经费亦分文未发，校中经常开支，积欠甚巨，款目流用，势所不免，所有十九年度预备费有无余款，须俟经费领齐后，方可查明是项蒙藏班开办经费，实属无法支用。”后在蒙藏委员会的一再请求并晓以利害的情况下，中央大学才以“惟蒙藏教育，急待提倡，且事属创举，钧部一再令行，自应遵照先行筹备，以期早日实现”为理由，承诺蒙藏班将于近期开班。

然而，鉴于中央大学此时的经费问题与此前的态度，蒙藏委员会认为蒙藏学生程度不一，“合班教学必多困难，又以经费困难不易筹措，为必开成本班计，不得不撙节办理。”在此基础上，蒙藏委员会、教育部与中央大学对之前的招生办法进行了调整：一是要求蒙藏班须于本年度十月三十日开办；二是将之前的招生人数从60名调整为40名；三是不再要求合班上课，根据学生的水平插入相关班级；四是学生的经费，包括书本、膳食、住宿、服装，定额为每人每月30元。鉴于蒙藏委员会在蒙藏班招生数量、教学方式、经费支出上的调整，中央大学也相应加快了蒙藏班推进的步伐。11月11日，中央大学对已进京住宿蒙藏委员会的39名蒙藏学生（其中蒙古学生吴相文等19名，西藏学生明玛则仁等6名，青海学生田生兰等7名，西康学生杨光耀等7名）进行了入学分级考试。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吴相文等16名学生编入大学，郭寅生等15名编入高中，汪德等8名编入初中，准备编级上课。此后，蒙藏学生分别进入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与初中部就读，由于蒙藏学生分散到不同的班级，这无形增加了中央大学管理上的难度，也成为之后中央大学再次停办蒙藏班的原因之一。

12月1日，在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中央大学蒙藏班正式开班，由于校内宿舍紧张，中央大学租借校外周必由巷十九号房屋作为宿舍。对于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开设，蒙藏委员会表示担忧，从学生的管理、健康问题、蒙藏文学习方面对中央大学办班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学生的管理。学生除有特别情形者外，均须在一指定的宿舍住宿，受同一规则的约束，以期养成严守纪律的习惯。二是学生的健康。蒙藏学生的生活习惯与内地，以及蒙藏之间都有差异，必须可能范围内力求饮食营养调协，学生清洁事项应随时指导，如有疾病发生并须急为调治。三是学生的蒙藏文学习，选聘蒙藏文教师，采取晚上统一学习，学习蒙藏文每周至少须各三小时。对此，中央大学表示将尽快贯穿到学生的管理中去。

然而，1932年3月，开办仅三个月且正当蒙藏学生寒假陆续返校之时，中央大学再次宣布：“蒙藏班本学期因经费无着，无法开班，暂行停办。” 1932年1月，江苏省政府改组，改组后的政府规定教育经费只拨省属学校。因此，从1932年2月起，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停发了中央大学经费，而此前财政部的欠款又得不到兑现，使得中央大学的经费雪上加霜。对于此次停办一事，中央大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是缺少维持的经费，蒙藏班经费原无预算，之前办学所需经费主要从本校总办公费项下挪用，因本校经费积欠过多，无法维持。二是本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学生已被遣散归里，教育教学已经被迫停止。这其中，“二二八事件”可能只是为停班寻找的一个借口，而此时中大蒙藏班经费支出一减再减，在已经开班的前提下，维持蒙藏班正常的教学对于中央大学应该已不在话下。那么，蒙藏班学生的教学与管理，应该是其根源，这在中央大学之前去函蒙藏委员会商议中已经初现端倪。对于此次中央大学中途停办蒙藏班，蒙藏委员会表达了惋惜之意：

查蒙藏文化经济之衰落，实启强邻蚕食鲸吞之野心，欲图挽救，舍发展教育别无良法。贵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对于蒙藏教育提倡振兴，当亦具有同情。该班之设立，系根据三届二中全会及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与蒙古会议历次决议，几经周折，始克成功，又以预算经费未获如数照拨，后一再撙节，至月支千元，幸而开学上课，乃不旋踵，即以事变解散，现该校已通告开学日期，该班学生刻正联袂返校，尚又宣告停办，不但使各生及其家长将怀疑中央振兴蒙藏教育之诚心，诚恐间接影响于将来边事之改进，筹划三年废于一旦，尤觉可惜。

5月13日，考虑到蒙藏班对蒙藏学生与蒙藏事业推进的重要性，蒙藏委员会再次请求中央大学继续开办蒙藏班，但此时中央大学仍对蒙藏班的经费耿耿于怀，坚持“如能确定蒙藏班经费，俟暑假以后自当继续开办”。对于中央大学的要求，蒙藏委员会去函教育部，认为：“蒙藏班经费早有确定预算，自无再行会商确定之必要，相应再行咨请，切实设法查照，切实设法督促进行。”可见，由于中央大学的反反复复，蒙藏委员会也是甚为恼火，态度也强硬了许多。最后，中央大学在蒙藏委员会与蒙藏学生的紧逼下，不得不答应恢复蒙藏班，当时的报刊有这样的记载：“中大蒙藏班，去岁因经费困难停办，蒙委会咨教部转令中大续办，现教部已准令中大于本学期继续举办，该校奉令后，亦已饬由教育学院拟具办法，以便依照办理，惟该校以蒙藏生来校肄业，对汉文颇多不甚熟谙，拟将蒙藏班附设于实验学校内，以便先将汉文初步授予蒙藏生。”

随着学校开学临近，中央大学承诺的蒙藏班暑假后复办一事，仍被搁置不提。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不得不又去函：“国立中央大学附设之蒙藏班，自淞沪战起，蒙藏学生先后星散，现值时局敕平，自宜继续开办，以免蒙藏学生长此失学。”随后，蒙藏委员会派熊耀文与康作群两科长亲赴中央大学，接洽蒙藏班开班一事。蒙藏委员会称，“数月以来，虽本会商请从速恢复，后迄无结果”。11月10日，迫于蒙藏委员会、教育部以及蒙藏学生的舆论压力，中央大学不得不制定了招收蒙藏学生相关办法，其中两条规定：一是中央大学不再设蒙藏班，蒙藏学生根据其知识水平插入本大学相应的班级；二是除膳食、学费免费外，中央大学不再提供蒙藏学生其他额外补助。中央大学制定的相关办法与之前蒙藏班的办学条例存在较大的出入，但蒙藏委员会仍希望“俟经费有着，仍由本会催促，早为恢复旧观”。可缺少了蒙藏学生的优待办法，中央大学蒙藏班就这样不了了之。1933年2月，蒙藏委员会再次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申请，此次失学学生转入中央政治学校。最终，筹办三年半，办学仅三个月的中央大学蒙藏班就此结束。

 结  语

中央大学蒙藏班自1929年6月提出，1929年8月筹设，到1932年12月最终停办，历经三年半的时间。回顾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创办过程，可见蒙藏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艰难处境，究其原因，似可归纳为以下数端：

一是教育经费缺失，深深影响着蒙藏教育的推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早期，鉴于蒙藏地区的政治形势，国民政府认识到教育在发展蒙藏经济以及维护国家统一上的重要性，诸多蒙藏教育的发展计划被提出并着手实施，但直到1935年前，蒙藏教育经费只有规划，没有相应的拨款，正如蒙藏委员会所言：“本会因经费尚未确定，实苦无法应付，既无以慰蒙藏民众之喁望，又无以副中央积极发展蒙藏教育之至意。”而举办蒙藏班的中央大学同样也为经费问题所困扰，经费问题引起学校学潮不断、校长更替频繁，教学活动难以正常开展，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也因此趋于紧张，这也使得蒙藏班乃至蒙藏教育的推进雪上加霜。总而言之，经费问题对于刚刚起步的蒙藏教育无疑影响巨大，也导致整个蒙藏教育的发展与蒙藏教育事业的推进步履维艰。

二是蒙藏委员会办教育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蒙藏委员会在成立之初，作为中央一级管理蒙藏事务的机构，其职责既承担蒙古与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也担负着蒙古与西藏地区改革的重任。但具体到教育方面，中央一级学校的主管机构是教育部，蒙藏委员会不是学校的直接领导机构与管理者，这就造成在中央大学蒙藏班创办过程中，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沟通频繁，而与中央大学联系相对较少，对于中央大学“缓办”、“停办”蒙藏班，只能借教育部来进行“转饬”，信息沟通不畅、决策约束力不够导致蒙藏教育在规划发展中出现诸多筹而缓设、筹而未设的情形。

三是不同组织与机构对蒙藏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蒙藏教育步履维艰。首先，在蒙藏班的创办过程中，中央大学虽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但在招生数量与经费支出一再减少的情况下，蒙藏班开办仍不时出现波折。这其中，经费问题已不足以说明其原因，蒙藏学生在教学、管理上的困难，以及对蒙藏教育重要性缺少充分认识是其根本。其次，教育部作为当时教育的最高管理者，面对新筹办的蒙藏教育，教育部大多时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尤其在中央大学蒙藏班创办期间，教育部除协调、饬令外，在蒙藏班缓办、停办后发挥的作用难以令人信服，这也是教育部在民国时期蒙藏教育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最后，蒙藏委员会从蒙藏班的早期规划到办班条例的草拟，从经费的筹集到招生考试的组织，从学生的接待到在不同机关、部门间协调，为了蒙藏学生奔走呼号，鞠躬尽瘁，其对蒙藏事务的熟悉以及对边疆教育的热忱，显然非国立大学和教育部所能比拟。可惜的是，拘于当时形势，其付出的努力并未取得相应的效果。

民国时期，我国的蒙藏教育事业大多有其事，却没有其实。对此，我们仍要以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应该看到为蒙藏教育或边疆发展而艰难奋斗的机构与个人，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民族教育发展史上的开拓意义，他们实践探索的超时空价值，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内地办学、边疆教育的发展都具有很好的历史借鉴意义。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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