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天下体系”下的清雍正“安南勘界案”

段红云

雍正时期，清朝和安南围绕清开化府边界大小赌咒河所在位置产生争执，并由此引发雍正“安南勘界案”。在处理“安南勘界案”的过程中，高其倬、鄂尔泰等边疆大吏表现出强烈的“疆土意识”，然雍正皇帝一面秉持“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四十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一面却在派杭奕禄等使臣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的“礼仪之争”中寸步不让。清朝在处理雍正“安南勘界案”的“争”与“不争”之间，处处体现出清朝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传统观念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关键词: 清朝 天下体系 安南 赌咒河 边界纠纷

作者段红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清代，随着安南、缅甸等周边封建王朝势力的不断扩张，边疆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边界纠纷频仍，处理与藩属国的边界问题已经成为清朝边疆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雍正“安南勘界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对于 “安南勘界案”，已形成了具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然而对其整体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将其置于清代整个“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中进行探讨，还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雍正“安南勘界案”进行系统的梳理，并通过这个案例，探讨清代“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对清代边界纠纷处理的影响，与学界方家进行探讨。

一、高其倬时期与安南界务之争

康熙年间，安南黎朝利用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之机，勾结边地土司，逐渐蚕食清开化府芹菜塘、南狼、都竜厂等地，尔后又逐步占据了南丁、勐康等34个村寨，并引发了侵占牛羊、普园、蝴蝶等处的“三峒之争”，后被清朝以“三峒是土目侬万钟故地，顺治年间在蒙自征粮，康熙五年改隶开化府，编为东安里，经今三十年，已有定额。适云抚石文晟入觐，献其图，且言三峒自明已内属，非安南地”。为由进行驳斥，未能得逞。然安南黎朝越过清开化府境赌咒河边界不断蚕食清朝土地最终在雍正年间引起两国纠纷，即学界俗称的雍正“安南勘界案”。

按《大清一统志》载：“赌咒河，在县南二百四十里，与交趾接界，《旧志》系蛮夷立誓各不相侵之处。”。则清初认定开化府以南240里的赌咒河为当时中越两国实际控制的边界，界内的广大地区均属中国的版图。安南趁明末中国内乱，边境管控不力之机，将实际控制线向中国一方推移80里，到了铅厂山下小白河。之后安南继续利用清政府管理疏漏，勾结边吏和商贾在侵占土地上开矿，往争其利，蚕食周边领土。康熙初年，高必胜任开化镇总兵时，有广商到都竜贩货，在双眼井被抢劫杀死三人，引发命案。然高必胜怕生事端，遂暗将八撒汛内撤40里，另在马伯汛南小赌咒河附近设立界碑，将逢春里所辖各寨隔于界外，为雍正年间的“安南勘界案”埋下祸根。康熙二十一年（1682），安南势力抢掠逢春里各寨，开化总兵不救，唯都竜土目进行救援却未能获胜，逢春里各寨迫于无奈，遂向安南缴纳钱粮。“然安南虽收各寨之粮，究只在都竜立界，此地并未设守，中外皆置之不内不外、若有若无之间。”之后，内地及“外夷”俱往都竜厂开采银铜，并私下进行贸易。总兵则设汛稽查，暗抽私利，但对于之前的旧界则怕经核查，积弊败露，故而讳而不谈，加之清廷对于边地情形不甚了解，使得边界事权划分不清，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

雍正二年（1724），因政府开采铜矿之需，遂将旧界呈报云南布政司李卫，终将此事呈奏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其倬“以铜矿事小，疆境事大”，一方面派员进行确查，另一方面移咨安南国王，遂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中安边界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然安南国王坚称此地是其旧境，有粮册为据，“词语之间，稍不循理”，甚至反诘“若系内地，何失去四十余年默无一言”？对此，高其倬“惟恐小员所查或难凭信”，出于谨慎起见，一面委派开化总兵冯允中亲身踏查明白，一面咨安南国王，邀其委派官员一同会勘核查。

按照高其倬的指令，开化总兵冯允中前往该地详查，并奏报称：“至都竜厂对过铅厂山下一百二十九里，又查出南狼、猛康、南丁等三四十寨，亦皆系内地之寨，被交阯占去不止马都戛（安南名为斜路村）等六寨。据《开化府志》及土人之言，皆以此铅厂山下即系旧界，内一小溪即系赌咒河。”铅厂山下小溪实为小白河，反映边吏对边界认识尚不清楚。冯允中认为，此溪甚小，不应当作为与安南的分界之处。同时，经仔细核查《云南通志·图考》，“开化南二百四十里至交阯赌咒河为界。因细问土人，过都竜厂一百余里有一大河，今交阯呼为安边河，以道里计之，正合二百四十里，此方是赌咒河，以此分界方始符合”。由此引发了清朝与安南之间大小赌咒河之争。

就在冯允中勘察旧界之时，安南派郑镜带领2000余人前来，又有2000余人在后，在河对岸安营扎寨，做出因界务纠纷引发军事对垒的架势。高其倬恐生变数，遂派300名兵丁于马都戛总路巡防驻扎，并亲领200人前往查勘地界，且移咨安南国王，诫谕其火速撤兵，并派遣官员前来会查。移咨后，安南虽部分撤退，却仍在都竜一带留兵千人建盖营房，以致冯允中无法继续前行，只好驻扎马都戛，并“令人竖一木桩，使人隔水指着喊，谕交兵不许乱走过来，此止兵，不系定界”。由此可见，双方因大小赌咒河具体所在位置产生分歧并引发边界纠纷，清朝虽有理有据，并移咨安南国王，望其派员一并勘察地界。但安南不但不予配合，返而派兵驻扎，阻挠清廷勘界，导致双方陈兵边地，形成军事对垒的局面。

在冯允中实地勘察的基础上，高其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按照《云南通志》记载，开化府南240里至赌咒河，则交阯安边河为赌咒河无疑，应当作为之前与安南的实际边界线。高其倬称，“此一百二十里失去四十余年，年老之人皆能记忆。二百四十里之界不知失于明季何时，事久年淹，故土人无能知之者”。据此，高其倬在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给雍正皇帝的奏折里建议“应将二百四十里之境彻底取回，交阯之都竜、南丹二厂皆在此内”。此即主张将边界推至距开化府南240里之大赌咒河，不过高其倬也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认为“交阯久倚此二厂以为大利，必支吾抗拒，且必谓臣等图其矿利，故捏辞陈奏”。因此，高其倬个人虽然认为朝廷境土以尺寸为重，但还是考虑到边界之事，国体攸关，不敢妄加评判，遂“谨详奏请旨，恭候圣裁”。雍正皇帝御览高其倬奏文后，已然获悉交阯旧界有大小赌咒河之争，存远近互异等情，但考虑到安南累世恭顺，且已和清朝建立藩属关系，不愿以此引发边界纠纷，因小失大，进而影响清朝和安南之间的政治关系，故而在朱批中表明“治天下之道，以分疆与柔远较，则柔远为尤重；而柔远之道，以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尤重”。认为都竜、南丹等处，在明季已为安南所有，且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不宜与其争尺寸之地。况且其地果有利，则天朝岂宜与小邦争利？如无利，则又何必与之争？同时，雍正皇帝明示自己以大公至正为期，对于边界纠纷，尤须善处，以示绥怀之意，“即以（铅厂山下）小溪为界，其何伤乎？贪利幸功之举，皆不可为。汝知朕此意，斟酌为之”。从雍正皇帝的朱批中，明确透露以下几个信息：一是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和边疆治理体系来看，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安南作为累世恭顺的藩属国，不应拘泥于边地的尺寸之地，失去天朝对藩属国的礼制和风范。二是从边地历史沿革来看，都竜、南丹等处，在明季已为安南所有，何必与其争明季久失之区区弹丸之地，而引发不必要的边界争端。三是边疆地区接壤连境，容易引发纠纷，作为封疆大吏，应以大局为重，不可因利忘义。因此，雍正皇帝示意高其倬不要有贪利幸功之举，以绥怀之计，可以以铅厂山下的小溪为界。

高其倬在跪读圣上谕旨后，已然仰见雍正皇帝怀保万邦、一视中外之意。同时，为妥善解决疆界争端，高其倬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议将开化府与安南的边界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以距开化府120里的马伯汛为界。此为久定之内地，历来安堂设汛，此界毋庸置疑。第二层为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为界。此界共40里，内有开化府逢春里之各寨。第三层也是最外一层自铅厂山小白河以外至大赌咒河，即安边河，安南之南丹、都竜二厂皆包在内。同时，按照雍正皇帝谕旨，铅厂山至大赌咒河最外一层80里地，因失在明季，不必与争，遂知会安南国王，此界亦毋庸再议。唯存争议者，为第二层从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为界的40里地。如前文所述，康熙初年开化镇总兵高必胜私开谋利，双眼井广商被抢劫杀死三人，高必胜畏事，遂暗将八撒汛内撤40里，另在马伯汛设立界碑，后康熙二十一年（1682），安南势力趁机抢掠逢春里各寨，致使各寨遂向安南纳粮。安南以此为由，认为此地为其所辖领地。但高其倬认为一是“双眼井地方有芹菜塘之旧址，又有逢春里之六寨”，原纳开化府秋粮共正米十二石有零，此地有清初防塘旧址，有纳粮的依据。二是“六寨之人现皆衣窄袖之衣”，从衣着上与安南不同。因此，他坚持对此40里地据理力争，争取以在第二层设界，即以铅厂山下小白河为界，设立界碑，永清边患。与此同时，高其倬复又钦奉皇上密谕一道，遂遵谕旨将马都戛即安南名为斜路村所有300名兵丁撤回，以缓和军事对垒的紧张气氛。

雍正三年（1725）五月，高其倬一方面委派广南府知府潘允敏带一百名兵丁前往开化会勘交界，另一方面移咨安南国王，“约其遣官，亦止带百人前来，各将凭据会同虚公查考，议清疆界，永杜争端”。并坚持认为“如会查果系外地，臣决不敢规避错误之罪，必据实奏明，请将此境畀与安南，仍以马伯汛为界。如确系内地，谅安南必仍执前说，未必改移，然理不可夺”。而后，广南府知府潘允敏会同安南国王所遣之员胡丕绩、武公宰一起核查边界。清朝一方认为“既有志书可凭，又有粮册炳据”，且有旧汛塘房基址尚存，“六寨之人，现皆窄袖之衣，尤为可证”，反复与安南委员详议。但安南一方“坚称此地是伊国旧境”，拒绝清还所侵六寨。

在高其倬与安南因领土纠纷据理力争之际，清廷于雍正三年十月将其调任浙闽总督。虽然离任，高其倬仍于雍正四年（1726）三月十二日上奏雍正皇帝，坚称“虽皇上天覆地载，子育万国，但臣职任封疆难容久弃外域。今虽调任浙闽，难容缄默，伏乞皇上谕令现任督臣畀安南速行清还，则内外之境截然，边方永息纷竞之扰矣”。可见，作为封疆大吏，高其倬胸怀家国天下，具有强烈的疆土意识，甚至不顾丢官，据理力争，对于清朝与安南的边界争端可谓用情颇深。

二、鄂尔泰时期与安南界务之争

雍正三年（1725）十月，高其倬调任浙闽总督以后，清廷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继续处理“安南勘界案”。这一时期，清廷的主导方案是按照雍正皇帝的谕旨，放弃大赌咒河以内80里土地，以铅厂山下小河为界，“今以所侵一百二十里之地，给以八十里，清还四十里，天恩至浩大矣。”也就是放弃了高其倬所指出的最外一层80里土地，将明末清初安南侵吞的80里土地畀予安南，而力争以第二层的铅厂山小白河为界，收回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白河包括逢春里各寨在内的40里土地。但安南坚持以离开化府120里的马伯汛为界。因此，双方在鄂尔泰继任后就此40里土地继续争论不休。

雍正三年十一月，鄂尔泰委派广南知府潘允敏会同安南土目武公宰等进行实地勘察。按照潘允敏的奏报，“自开化躧丈至铅厂山溪流，仅得一百二十九里，其非古所谓赌咒河，彰彰明矣”，而且铅厂山一带形势，两山高峙，中贯一溪，中安双方均可据险相守，是理想的自然分界线，建议就近立界。因此，鄂尔泰于雍正四年（1726）三月二十日上奏雍正皇帝，“查铅厂山以内，旧有马都戛（引者：即斜路村）、布都、阿空、白泥、牛呼黑、牛把黑等六寨，俱隶开化，实征粮额，父老半能记忆。又其居民，皆剃头辫发，不类人，其为内地炳然可据，而伊无词可辨，仍敢违议不遵”，并指出安南畏威而不怀德，若不径行立界，以伏其心，并檄勒兵，以慑其胆，恐进一步滋长其觊觎边地之心。对于鄂尔泰的奏折，雍正皇帝朱批：“尔此奏甚得理，但未免恐安南王恃朕之恩，激其愚性，以为尔等封疆大臣之意，少有不合，于事无益。”于是，雍正皇帝特颁敕谕一道钦赐安南国王，“著于铅厂山立界，余地尽行赏给”。可见，此时雍正皇帝仍然念及安南久隶天朝，称臣累世，力主于铅厂山下小白河立界，将铅厂山至大赌咒河一带80里地赏给安南。至于马伯汛到铅厂山之间的40里地界，上自雍正皇帝下至鄂尔泰，均一致认为要坚持领土主权，不愿意畀予安南。

然而，安南对清廷的划界主张并不认可，安南国王遣人来柬进行辩解，声称疆界一案，“频年以来，本国累次柬复前任总督高（高其倬），分明赌咒河是本国谓川州界，自古内外截然，两无干涉”，并列举当时广南知府潘允敏与安南胡丕绩进行勘界时，就有鞍马庄、扶厘庄、聚歌庄、斜路村、麻须村、扶空村、扶尼村、尔呼村等村庄，居民“并穿本国衣服，椎髻徒跣，老稚相同”，并诋毁潘允敏“意在曲护，援以一二侬人，飘零佣赁，踪迹浮萍，而指为内地土户。又漫引抄本志书、无凭汛地，妄自详称以为铅厂山立界乃为至当”。可见，安南国为侵吞边地，不仅擅改村名，还无端指责潘允敏“意在曲护”，并信誓旦旦说若潘允敏的主张得到清廷采纳，开化府“侵占”安南边境的计谋得逞，则“本国自当专员赴阙，上达天聪，求伸抑郁”。对此，一向怀柔万方的雍正皇帝也未曾料到安南竟如此固执己见，朱批：“不通，欠理，朕未料其如此痴迷。”

鉴于安南国王执迷不悟，对在铅厂山下小白河划界的主张坚辞不受，鄂尔泰一方面咨复安南国王，斥责安南国王虽然屡经前任总督高其倬开导，仍迷惑至今，往复诘辩，同时对安南国王来柬中指责潘允敏“引抄本志书、无凭汛地”一词进行反驳，认为“古之诸侯所恃以守其封疆者，厥惟典籍。今之大臣所恃以守其封疆者，厥有志书”。另指出，据《疆域志》所载 “开化府南二百四十里至交趾赌咒河”，其志中舆图所载亦同，“今自开化城南至铅厂山下不过一百六十里，以步弓计之，不过一百二十九里”，安南之“私侵内地亦甚彰明”。在此基础上，鄂尔泰告诫安南国王，若仍复执迷，罔知悛悔，纵容陪贰，固执前见，则纵使雍正皇帝圣恩宽大，也不得不整兵以待。“恐官军一指，拉朽摧枯，贵国王将噬脐无及，又孰从而争此尺土哉。”另一方面，鄂尔泰按照雍正四年（1726）三月二十日上奏中所提“因议就近立界，不复深求”的建议，和雍正皇帝“著于铅厂山立界，余地尽行赏给”的谕旨，派遣潘允敏“奉旨立界建关，大旗鼓吹，升炮动土开工”，且择吉于雍正四年八月初一日竖碑，碑上刊刻：“大清雍正四年五月初四日，钦奉圣旨于铅厂山立界，凡河水上流以内村寨俱系中土，外彝不得越境侵扰”；又于各寨迳路立碑六通，各书“钦奉圣旨于铅厂河一带立界建关，凡客商来往，俱由关口，不得私从山迳小路出入，如敢故违，把守兵役綑拿解究不贷”。十月初十日工程完竣，建关之地距河岸103丈，关前12丈竖立界牌一座，高1丈2尺，上书“敕建云南省开化府”。作为封疆大吏，鄂尔泰和前任高其倬均恪尽职守，寸土必争，在得到雍正皇帝于铅厂山立界的谕旨后，能够审时度势，在安南国往复诘辩的情况下，果断地采取措施，在铅厂山一带建关立界，表现出难得的果敢和坚毅。当然，针对安南国所采取的措施，鄂尔泰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据实上奏。对此，雍正皇帝表示“出朕之望外，大笑览之，但此事朕尚不敢信”。

果不出雍正皇帝所料，就在潘允敏奉命于铅厂山建关立界之时，安南聚集5000人于都竜关，又将马郎坡所设营盘撤回，添设兵卒，带枪炮于铅厂山对面屯扎，增置卡房。同时，于雍正五年（1727）正月二十五日派人来柬，声称“凡事之端多屈，先言之易入理，当申辩求以自明”，并坚称“自开化府城至马伯汛一百二十里，汛下不一里有小河一道，即今为界之赌咒河……当总催时就依此河为界”，“如此无缘枉受侵越内地之名，失此四十里之地……抑屈之情，殆不能堪”。对此，雍正皇帝颁敕再次开示安南国王，在晓以大义、驳斥其荒诞之辞后，提出“今为贵国计，惟有星速另具本章，备陈圣德，答谢天恩，请世世子孙永守此界”。

云贵总督鄂尔泰奉到敕书，遂于雍正五年六月初八日，遴员赍往开化镇。十六日，开化镇臣南天祥选差左营千总唐定国赍赴铅厂关。十八日，唐定国抵关，派遣管队王佐前往都竜隘口，传谕安南守关土目黄文绥迎接圣旨。然而，黄文绥却声称“我国王行文，凡天朝公文，不许擅接，奏过国王，方敢迎接”，同时明确提出“凡云南公文一概不接，你们赍来圣旨，仍旧从广省大路走。若要我们迎接，俟奉国王回音方可”，并将隘口堵塞，禁止通行。

对于安南的无理，鄂尔泰怒不可遏，认为国体所关，何能隐忍，欲直取都竜，尽灭其国。至此，清朝与安南赌咒河之争已经从政治争端逐渐向军事征伐升级。当然，针对边吏黄文绥声称要奏过国王，方敢迎接清廷圣旨一事，鄂尔泰也认为需要照知安南国王也不足为怪，同意给予安南两个月的期限，“如两月后竟不遣员迎接，或仍以粤省为辞，自当兴师问罪”。另一方面，为做好征讨安南的军事准备，鄂尔泰可谓筹划万全，在雍正五年（1727）八月初十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了由广西、广东、云南三路进兵的建议。即由广西则分兵为三哨，凭祥州为中哨，龙州罗回洞为左哨，思明府思州为右哨，同时又别设奇兵，在归顺州等处另为一哨；广东一路则在钦州等设一哨，乌雷山等处别为海哨；云南一路则在开化设一哨，蒙自设一哨，并在元江、广南等处亦各伏奇兵，各自为哨。同时，征调云南临安属之“大头倮”、广西府之十三嶆及广东省土田州等处的土兵，并檄令老挝、占城等安南邻邦出兵协应清朝一并进剿安南。鄂尔泰则另选精锐，加上贵州省健兵5000人，带领安笼镇总兵官蔡成贵同到广东界调度进取，以广西为通道，云南为背道，广东则严加堵御，遥作声援。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如果安南知技穷势迫，谢罪输诚，便令就都竜关画地为界，然后班师。若安南违逆添兵选将进行军事对抗，则三路大军刻期并进，尽灭其国，将安南直接纳入统治范围。当然，鄂尔泰军事征伐的构想能否成行，还得由雍正皇帝最终定夺，故其在提出三路进讨的战略构想时，也明确表明“但臣职任封疆，不敢不过虑以备不虞敬用。备陈愚见，恳祈睿鉴裁示”。

接到鄂尔泰奏折后，雍正皇帝明确批示“若进灭其国，以复汉唐旧制，朕不忍也”，尤其对鄂尔泰在奏折中提出欲直取都竜的想法，雍正皇帝连批两个“使不得”；在奏折中“自当兴师问罪”处，也朱批“亦不可”；在奏折中“息事为上，不得已而用兵，实下策也”处，也批文“不但下策，不可”；甚至对鄂尔泰给予安南两个月期限处也批示“便待两月不接旨，亦当另设法以静待”。在此基础上，雍正皇帝明确提出：“朕再四筹画，不如特遣天使，申明事情大义，伊便少有不恭处，朕意亦当隐忍，再加详悉开导。”并进一步明示若安南还执迷此尺寸疆土，则“便将此数十里地界赐他，毫无损于国体，更表朕之仁政也！何妨乎！朕意定。”可见，随着事态的发展，一方面作为封疆大吏的鄂尔泰不仅在铅厂山建关立碑，甚至还筹划分三路进兵安南，进行军事征讨。另一方面，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雍正皇帝，则为维护其天下体系，选择隐忍，坚决反对派兵进剿安南，甚至萌生了“将此数十里地界赐他”的想法。显然，雍正皇帝已经从开始以铅厂山立界的主张逐渐转变为以马伯汛立界，赐地的政策已经逐步成形。同时，为避免清廷使臣从云南路进行宣谕，安南再次拒迎敕书的情况，雍正皇帝允许“从广西路往，到彼开示”，可谓对安南是一再忍让。

接到雍正皇帝谕旨后，鄂尔泰密嘱下臣，不得擅自用兵，并派人宣布德威，静候安南迎接谕旨。在这个过程中，收到开化镇总兵游击备弁呈报：“密侦该国于关内多掘坑阱，下插竹签，上覆浮土，而都竜一带有江西、湖广等人向皆聚集开采铜厂，及往来贸易，约有万人，急望天朝进兵，皆愿倒戈相向，合力前驱。”与此同时，安南也派遣密探潜入内地窥察情形，鄂尔泰佯装不知情，令各营将弁每日操演兵丁，洗枪试炮，做出一副演兵备战的态势，给安南国施加军事压力。鄂尔泰等边地官员的军事举措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初六，安南国王遣工部侍郎阮仲意、翰林院待制阮逢时，敬备龙亭仪仗到铅厂关外，率领员目60余人，土目300余人，俯伏关前，“三跪九叩，山呼万岁，鼓乐彩旌，迎进都龙关，一切如礼，惶恐至极，并将土目黄文缓锁拿回国去讫”。

三、杭奕禄等奉命敕谕安南

按照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折中的朱批，清廷于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派遣原命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前往安南宣谕。杭奕禄等人于同年十二月初三抵达云南省城，得到鄂尔泰报称安南已于十一月初六日遣阮仲意、阮逢时敬备龙亭仪仗，到铅厂关外三跪九叩，将敕谕领回，并得到雍正皇帝朱批“观此光景，钦差亦可不必遣”的圣旨，钦差一行在不便前往安南的前提下，决定在云南暂住，听候圣上旨谕。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二日，敕谕达到安南，安南国王黎维祹“望阙遥拜，焚香盥读，再三披阅，喜惧交并”，并上奏清廷。其仍然奏称安南渭川州与开化府接壤，原来以赌咒河为界，即马伯汛下之小河，安南边吏，世遵守土，安南国王及其先祖父罔知侵占内地为何等事，并称“臣竭诚累世，向化圣明，蒙圣祖仁皇帝柔怀安劝六十余年……钦蒙天恩优渥，旷典覃施，揣分奚堪，喜逾望外”，表示“惟愿万方拱命，圣寿无疆！圣朝千万年太平，臣国千万年奉贡”。安南国王黎维祹此次来柬，较之前几次之柬文，多表恭顺之意，已无太多狡辩之词，更无诿罪于潘允敏等地方官吏曲意维护之状，甚合雍正皇帝天下体系下“天下一家”、无分内外的思想。于是，雍正皇帝敕谕曰：“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若该国王以至情恳求，朕亦何难开恩赐与……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并遣大臣等前至该国，宣谕朕衷。朕念已加惠藩王，亦当俯从民便，倘此地居住民人，有情愿迁入内地者，已令督臣鄂尔泰酌量料理，并谕该国王知之。”至此，雍正皇帝决定特沛殊恩，将云南督臣等查出之地40里地赏赐安南，并杭奕禄、任兰枝前往安南宣读圣谕。

与此同时，雍正皇帝在鄂尔泰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奏陈述安南国王迎请敕谕之情形的奏折中批示将此40里之地赐还安南，并“将志书改定，钱粮册籍删除。此数十里人民内，如愿留安南者，听；愿归内者，皆裕加恩赏，近日改流，垦荒之地甚多，令搬移安插”。可见，雍正皇帝始终以“天下共主”自居，认为安南作为藩属国，“皆朕土地，在滇、在安南，皆属一体”，赐地之举既“无损于国体，更表朕之仁政”，“不但该国生生世世感戴，天下后世亦传为美事矣”。对此，鄂尔泰在雍正六年（1728）二月初十的奏折中据理力争，反对赐地。一方面，鄂尔泰认为虽然雍正皇帝“圣主天地同仁，万物一体”，但“臣职在封疆，见闻亲切，事属边关，界分中外，虽数十里之土地，实千百世之规模，不敢不备陈始末，恳祈圣鉴”，希望体察边情，尊重边吏的意见。另一方面，鄂尔泰指出安南国独居海内，并非高丽、琉球等诸外国可比，且高丽、琉球等国累代相承，子孙世守，而“安南国屡行劫夺，曾不数世，故贪顽性成、狡狯习惯，示以恩则逞心，慑以威则伏胆”，况既已设关立界，附近小国谁不闻知？如将40里之地畀予安南，“恐附近酋长相率效尤，数十年后必将起衅端，实不敢不虑”。基于此，鄂尔泰力主“尺土一民，似未可轻给，以生其心也”。对此，雍正皇帝虽承认“朕先只见示恩于外国之一边，而实未念及卿所奏日后之干系。卿身任封疆，深悉地方情形者，非朕万里之外、九重之上可比”，但同时也在朱批中严厉告诫鄂尔泰“卿若遵旨，已令杭奕禄等赴安南，则不必言矣”。鄂尔泰虽有家国情怀，有寸土必争之志，但作为封疆大吏，在此情形之下也不得不审时度势，听命于雍正皇帝。于是，鄂尔泰于雍正六年（1728）四月二十六日随即上奏称：“我皇天地为心，中外一视，在睿虑所及者，远臣愚所见者。”同时表示，敕谕到滇，随即与杭奕禄等酌商，择于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程自滇由粤前赴安南宣谕。安南获悉清皇帝赐地，国王黎维祹于雍正六年四月初九日来柬称：“本国感戴天恩，喜逾望外。随即委差员目范谦益、范廷镜、丁文贡、阮有用、裴仕暹、冯伯奇等迎接天使，并委阮辉润、阮公寀等受地，并同委员定界。”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杭奕禄、任兰枝由滇省起程，取道广西南宁府水路至思明州，又由陆路于五月二十四日抵镇南关。安南候接官吏部右侍郎范谦益、户部左侍郎范廷镜、总兵同知丁文贡、总兵佥事阮有用、东阁学士斐仕暹、翰林院校理冯伯奇进关参谒毕，一路迎奉出关，抵达安南，引至貂瑶营公馆驻宿。杭奕禄等随即遣通事、礼生送《仪注》与该国王演习，听候宣读圣旨。然而，清朝定鼎中原后，便以三跪九叩拜天之礼取代了明朝的五拜三叩之礼，这一礼仪也适用于朝贡国与清朝的礼仪。但已习惯了五拜三叩的安南却与清朝在跪拜礼节上发生争执，引发了一轮激烈的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礼仪之争。

安南列举清朝曾在康熙六年（1667）钦差学士程芳朝、郎中张易贲，康熙二十二年（1683）侍读邬黑、郎中周灿，以及康熙五十八年（1719）邓典籍、成编修等宣谕安南的故事，恳请仍行五拜三叩之礼，并遣工部右侍郎范公容呈柬云：“接奉《仪注》内开行礼节次等缘由，照查本国旧蒙天朝累加恩典，行礼拜跪之节，《仪注》俱存。希惟照旧规，指定日期，宣布恩纶，以嘉惠下国。实本国所深愿也。《记》曰：‘礼从宜使从俗。’大人其亮之。”对此，杭奕禄等坚辞不受，安南又差吏部右侍郎胡丕绩抄录三次《仪注》，辩称“五拜三叩，通国之人少习长行，素所惯熟。且礼容冠服必要相宜，如以如此衣冠，而行跪叩之礼，未免礼容有失”等语。杭奕禄等随又咨复，并以琉球等国行礼亦遵三跪九叩进行开示。安南又差翰林院承旨杜令名复柬称：“本国先诸国以来朝，擒逆效顺，屡蒙恩奖。琉球乃海岛化外之国，各有规例，宁忍比而同之？”双方争执不下，如此往返咨移，前后十数次。

经过反复争论，安南国王终于于雍正六年（1728）六月十六日开始奉敕，接受清廷三跪九叩之礼。于是，杭奕禄等自貂瑶营行五里，渡富良江，安南备红战船百余艘恭迎。但将清朝使节迎至殿上供奉敕谕之时，安南国王率文武官员仍行五拜三叩礼，被杭奕禄等当即呵住，要求仍令行三跪九叩礼。“该国王言虽遵从，尚未肯即行。连遣通事数次催促，至欲捧敕而回，该国王始行礼如仪。”朝参毕，该国王跪接旨意，奉上龙亭。请杭奕禄等至殿前第一层门，拱礼献茶。杭奕禄等随令通事谕该国王：“如此恩典，自开辟以来，曾有之乎?向使云贵总督奏请动兵之时，天威震怒，准其所奏，则贵国臣民此时尚能安寝乎?……嗣后，贵国王更宜倍加虔恭，永矢忠诚。凡有陈奏，务极恭谨。至守边员目，亦须不时申饬，勿使妄为妄言，以生事端。”

杭奕禄、任兰枝前往安南宣读雍正皇帝赐地诏书后，按照双方事先约定，双方于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委派专员到马伯面议受地、定界、建关之处议定边界。但在具体划界、建关等细节上双方又产生分歧，争论不休。清朝官员认为应相度地宜，以马伯汛小河山口为界。理由有三：一是“今皇上念贵国恭顺，特降纶音，着将督臣等查出之四十里赏赐该国王，钦遵在案，并无以小河为界之旨。贵国理当恪遵，何得固执前非，较多量寡”。二是若以小河为界，则河以外系上坡山路，河以内地势低平，河以北并无建关之地，导致安南有险隘为据，而清朝转而无形势可凭，于理难安。三是小河以南，即系黑土荒山，并无良田村寨，虽于山上建关，仍与以小河为界相同。同时，清朝官员提出马伯之界虽定，而左右接壤之处，历来亦无定所，则马伯之东、西亦当一一清楚。因此，他提出“此地既以小河为限，则东西亦皆以此为凭。西至马蹄坡，东至藤桥，凡沿边险要之处，亦各立碑设汛，庶中外截然，毫无蒙混，在我朝得居中驭外之规模，而贵国有一定之疆域，可以子孙世守无替矣”。然而，安南官员于九月十一日来文称：“接壤之西，已有小河为界，毋庸议；接壤之东，到穷源处，更有山路一条，连络马蹄等寨。以鞍马、马寿、聚歌、通事、从了、旦丁、马喜、天漂、马蹄九个寨子地方，仍还本国。”但经实地勘察，安南来文中所列各寨，并无此等寨名。于是，清朝官员又移文安南受地官员，指出自马伯而东，由漫冲直入开化大河，河之南北各寨“与贵委前移寨名既不相同，数目亦有多寡，则贵委系误听浮言，不问可知。今马白（引者：即马伯）既以河为界，则马白东确应以河为界无疑，河南各寨属贵国，河北各寨属天朝。界限分明，永行遵守”。在此基础上，清朝官员要求安南受地官员刻期即至马伯汛前小河处所，公同定界立碑。

经过反复勘察和争论，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安南受地委员出具《交委领地定界结文》，内称：“安南国委差阮辉润、阮公寀等为领地事，照得铅厂山以内、马白汛以外四十里，前经督部院查出，并系内地。本国仰蒙天恩，着将此四十里地仍行赏赐。本月十八日，接天朝署开化府正堂吴、开化镇中营副总府王二位会同于马白地方授地立界，以马白外小河即本国赌咒河为据。其委差阮辉润、阮公寀等已经领地定界是实。”据此，双方在小赌咒河之南北两岸各立界碑。北岸清朝所立碑文：“开阳远处天末，与交趾接壤，考之志乘，当府治二百四十里之赌咒河为界。继因界址混淆，委员查勘，奏请定界于铅厂山。我皇上德威远播，令交趾世守恭顺，庞颁谕旨，复以查出四十里之地，仍行赐赉。士鲲等遵承总督云贵部院檄委，于九月初七日会同交趾国差员阮辉润等，共同定议于马伯汛之南小河为界，即该国王奏称之赌咒河也。爰于河北遵旨立界碑亭，从此边陲永固亿万年，蒙休于弗替矣。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署开化府臣吴士鲲、署开化镇中营游击臣王无党敬立。”南岸安南所立碑文：“安南国王宣光镇渭州界址，以赌咒河为据。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委差兵部侍郎阮辉润、国子祭酒阮公寀等奉旨立石。”至此，清朝和安南关于清开化府与安南谓川州交界处历时5年的雍正“安南勘界案”以清朝赐地40里，以马伯汛为界而告一段落。

四、清代“天下体系”对雍正“安南勘界案”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漫长的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华夏族居于中原地区，“戎狄蛮夷”居于四周的状态，且中原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言：“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变，尤其是商周时期分封制的推行，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中，“天下”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之地，这个天下的中心就是“中国”。在地理层面上，“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上，“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因此，在传统“天下观”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认知体系下，延伸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疆域观，作为中原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自己为天下之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并把一统天下、德化外夷作为其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和价值追求，而周边四夷则有拥护天子、慕义教化、拱卫四方的义务。为更好地治理“天下”，先秦时期便形成了“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等以“五服”制度为代表的差序格局和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不断向四周延展形成圈层结构的“天下体系”。

在这个由“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构建起来的“天下体系”中，边疆是一个随着中央王朝实力增损而由内向外不断伸缩，越往外控制力越弱、区域界线越模糊的地域。为维护理想中的“天下体系”，历代中央王朝建构和完善了一个以中国为主导，以“天下观”、“夷夏观”和“大一统”思想为指导，以封贡为纽带，以处理“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为内核的边疆治理体系和东亚藩属体系，并逐步构建起以中央政府实施羁縻统治的“四夷”聚居区为内边疆，以封贡关系建立的藩属国作为战略缓冲和文化辐射为主的外边疆，一起维护中央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王朝的安全。在这样一个边疆治理体系和东亚藩属体系中，历代中央王朝基本奉行“不与约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的边疆治理政策和处理“华夏”与“四夷”关系的理念，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恩威并施、因俗而治等治边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实施盟誓、和亲、羁縻、纳质、宿卫、移民、屯戍、互市、教化甚至军事征伐等手段，形成一套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在内的完整的边疆治理体系，逐渐推进边疆“四夷”和中原华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达到“以夏变夷”、“华夷一家”的目的，形成稳定的边疆格局，拱卫中央王朝的安全。对于内边疆以外的区域，历代中央王朝则主要通过以封贡为纽带，以修文德、备礼仪、行贸易为主要手段建立藩属体系，建立一些藩属国作为中央王朝的战略缓冲和文化辐射区域，形成一个效行儒家礼仪文化的汉文化圈，以内部边疆一起共同形成一个虽族群众多、文化多样，但天下一家、德泽四海、和谐万邦的统治格局。在藩属体系下，地缘上表现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政治上表现为册封与朝贡的关系，经济上表现为朝贡与边境贸易的关系，文化上则表现为“华夏”与“四夷”的关系。任何一个政权要与中央王朝建立藩属关系，必须通过朝贡、册封等形式达成。在这个体系中，中央王朝更注重的是藩属国在政治上的臣服和在文化上对儒家礼仪制度的认同，至于经济上，则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朝贡贸易。

到了清代，随着朝鲜、越南、缅甸等势力的发展，实际控制范围的不断延展，中国与周边藩属国的边疆地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接壤，导致传统的边界线逐渐清晰，边界领土争端不断升级，清朝与周边国家的边疆问题越加突出，边疆治理和边疆安全成为清朝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必须处理的一项重要问题。在处理边疆问题和与周边藩属国家关系问题上，清朝统治者秉承传统的“天下体系”和历代封建王朝构建起来的以中国为主导、以封贡为纽带的东亚藩属体系，一方面积极经营周边，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在顺治四年（1647）二月即颁诏天下：“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经过顺治、康熙的经营，朝鲜、安南、缅甸、琉球等先后遣使入贡，与清朝建立了藩属关系，建立了拱卫清朝的藩属体系。另一方面，清朝秉持传统的“天下体系”，以封贡为纽带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清朝形成虽“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而德化之盛，及于中土，薄海内外，无不倾心爱戴”的统治格局，构建起一套由“中心”到“边缘”的“华夷秩序”。

在清代构建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中，清朝统治者仍以天下共主自居，利用传统的礼法、道德、仁政等政治文化价值教化和影响周边藩属国，最终塑造一个“天下一统”、“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政治格局。任何一个政权要与清朝建立关系，都必须通过朝贡建立藩属关系，并遵守中国传统的礼制。满足了这个大前提，清朝才能与其进行经济文化往来，至于其国内统治，清朝则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并对不时产生的边界纠纷采取德化和怀柔的政策，积极加以疏导和处理。

因此，在雍正时期处理“安南勘界案”时，虽然高其倬、鄂尔泰等封疆大吏表现出强烈的“疆土意识”，尽心竭力捍卫疆土，可谓尽心尽责，细心谋划，在认真核查志书典籍寻找依据，派员进行实地勘察掌握边情的基础上，不断上奏雍正皇帝，秉明边情，据理力争，建馆设关，派兵驻扎，甚至在安南强词狡辩，派兵对峙时，认为“国体所关，何能隐忍”，不惜以改用武力征伐，“添兵选将，刻期并进，势将灭国改土，一仍汉唐之旧事”。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则一直秉持传统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虽有志书可凭，有粮册可据，有塘汛旧基可查，有居民服饰可验，但多次强调安南“久隶天朝，称臣累世”，“贵国人民皆为赤子”，边界纠纷所设土地“皆朕土地，在滇、在安南，皆属一体”，认为“贵国世受天恩，尺地一民，谁非王土王臣者”，所侵之地“赐之则为藩国，收之则为王土”，不愿“起好大喜功之念”。不厌其烦地多次咨复安南国王，晓以国家大义，“备述国家大体，顺逆通义”，不惜隐忍再三，望其迷途知返，“庶不失臣子之节，永保祖宗之遗”。甚至在鄂尔泰准备采取军事征伐时，连续批几个“使不得”，并明确批示“便将此数士里地界赐他，毫无损于国体，更表朕之仁政也！何妨乎！”雍正皇帝希望通过他的“仁政”，达到“凡属海岛之国，异域之乡，前此未奉王化者，率皆归命投诚，卑顺自效”。在雍正皇帝的观念中，“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只要安南尊奉清朝为天朝上国，遵守清朝的礼法制度，遣使朝贡，俯首称臣，满足了这样一个“华夷秩序”，则“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所以，雍正皇帝多次谕示高其倬、鄂尔泰等边吏“今即此立界之事，只可委屈善全”，“凡事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在清朝处于有利局势的情况下，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40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让高其倬、鄂尔泰等人的辛劳付诸东流，表现出对边疆土地的“不争”态度。另一方面，在雍正六年（1728）派杭奕禄、任兰枝等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时却为安南行“五拜三叩”之礼还是“三跪九叩”之礼展开激烈争论。在这一轮礼仪之争中，清朝无论是雍正皇帝还是杭奕禄、任兰枝等钦差大臣却高度统一，寸步不让，据理力争，直到安南国王行“三跪九叩”之礼后方宣读诏书，进行赐地，表现出清朝强烈“争”的意识。清朝在处理雍正“安南勘界案”的“争”与“不争”之间，处处体现出清朝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传统观念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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