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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1913年-1960年）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于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局外人》、《鼠疫》等。在这荒谬的世界，苦难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负荷，它也未必指向一条光明的坦途。即便如此，加缪在绝望中仍勇敢地坚持真理与正义，一种纯粹的爱与激情成为了永恒。每当感到生存的阴霾与沉重时，阅读加缪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加缪所生活的时代，是社会大动荡推动着思想文化大动荡的时代。旧有的世界秩序崩塌，新的体系建立，人类陷入的恐慌与焦灼之中，世界的荒谬本质也因此狰狞地暴露出来。历史巨变的漩涡给加缪带来丰富的思想启迪，构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而他的这些哲学思索，不仅揭示了世界的荒诞，也鼓舞着世人对荒诞带来的异化作积极的抗争。
本文节选自加缪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由冯寿农、黄旭颖翻译。
01
首先，我想对这一代人的情况做些说明。在法国和欧洲，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在其期间出生的，伴随他们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当希特勒掌权时，他们都是二十来岁。西班牙战争、慕尼黑、年爆发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沦陷、四年的被占领时期和地下抵抗运动成为他们的补充教材。我认为我们这些人可以被视为是“引人注目的”一代人。我还想不以我的名义，而是以一群三十来岁的法国人的名义同你们说话。在那些可怕的岁月里，他们在理智上和情感上都变得成熟起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为受到这种唯一的教育而感到耻辱，而他们也开始学会了反抗。
是的，这一代人引人注目的，首先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荒诞的世界，那是他们的父母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他们不轻信任何东西，在反抗中度过。他们时代的文学曾反抗清晰，反抗叙事，甚至反对语句。绘画也拒绝主题，拒绝真实，甚至拒绝和谐。音乐也摒弃了旋律。哲学这一边则在教导人只有现象的真理。在道德方面，这一代人的态度更加明确：他们把民族主义看作是日后必然过时的东西，把宗教看作是一种逃避，二十五年的国际政治风云使他们怀疑一切纯洁性，甚至认为既然大家都不对，那大家也都没有错。于是，便把我们社会的传统道德当作是一种可怕的伪善，今天它仍向我们表现出来。
我们于是开始否定一切。当然，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其它年代的人，在其它国家，在历史的其它时期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但这一次，摆脱一切价值的人们本可以适应凶杀和恐怖的现实。正是在这时候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人类的危机这一思想，因为他们被迫生活在一场最令人揪心的矛盾中。他们像去地狱般似的前往战场，如果地狱果真是对一切的否定的话，他们既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暴力，但他们不得不接受战争，施行暴力。他们只是以恨还恨，以仇复仇。然而他们又不得不去用心研究这无情的新境遇。他们处于这种与自身明显矛盾的痛苦之中，没有任何传统价值的指引，去面对人类所要面临的最可怕的问题。总的来说，一方面，存在着我刚才试图描述的这一代人；另一方面，存在着一场全球规模的危机——人的良知的危机，我想尽可能更清楚地阐明这种危机。
那么，这场危机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与其用笼统的字眼来描述它，我倒更愿意通过战争时期的四个简短故事来讲明，世界已开始遗忘这个战争时期，但它依然在我们心中燃烧。
1.在欧洲的某个大城市，在一所盖世太保使用的公寓里，人们发现了两名囚犯，他们在经过了一夜的严刑拷打后，身上还淌着血，并且被紧紧捆绑着。大楼的看门人若无其事地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她也许是刚用完早餐。当其中一位囚犯指责她的态度时，她气愤地答道“我从来不管房客的事。”
2. 在里昂，我们的一位同志从牢房里被押出来接受三级法庭的审讯。在此前的一次审讯中，他的耳朵被揪裂开了，因此现在他头上扎着绷带。领他出来的那个德国军官——就是这位军官主持审讯——用一种同情和关怀的口吻问他“您的耳朵今天怎么样了？”
3. 在希腊，在抵抗力量的一次军事行动后，另一位德国军官准备给作为人质的三兄弟行刑。他们的老母亲向德国军官哀求放过她的儿子，他同意赦免一个，但条件是得由她自己选择带去其中的一个。由于她无法做出决定，士兵们举起了枪。在最后的时刻，这位母亲选择了大儿子，因为他有一个家庭要照顾；可是这么做，她同时也宣判了其他两个儿子的死刑，而这，正是德国人想要的。
4. 有一群被流放的人，其中有我们的一位同志，他们被遣送回法国，途经瑞士。在即将进入瑞士国土的时候，他们见到一支送葬队伍。便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他们高声叫嚷这儿是这样送死人的呀！
我选择这四个故事，并非为了耸人听闻，我知道应该尊重人们的感受，他们通常总是闭上双眼以免受到打扰。我选择这四个故事，因为它们使我可以不仅仅用习惯的“是”字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危机到底存不存在？”它们还让我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如同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人那样回答：只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人怀着一种冷漠的，一种假惺惺的友好，一种体验的好奇心或毫无反应的态度来看待人的死亡或受刑，只要有人置人于死地却又既不觉得恐怖也不觉得可耻，只要人的痛苦被视为一种令人烦恼的苦役，如同为了得到一点儿黄油而排队购物一样的劳累，就可断言，是的，人类危机是存在的。
因此，借助我所说的四个故事，让我们来试试识别这场危机的一些最明显的症候。它们是以下这些：
1. 由价值腐败引起的恐惧，比如今天一个或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是从人类的尊严这方面，而是从是否成功去评价。当今的危机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来，没有一个西欧人对他的将来怀有把握；相反地，每个人都应当考虑他的将来极有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结束，被历史粉碎掉。为了使这不幸的人不至于因贫困苦难而死，就像一个现代约伯，首先应当排除害怕和焦虑的障碍，以便能够重新找回道德上的自由，没有它，当代人的良知所产生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2. 人类危机的根源在于人无法说服人。人之所以能生活，总是坚信，世间存在某种共同的东西——人总可以返回的源头。人总以为待人仁慈，也能受到仁慈的回报。但我们发现有些人是无法说服的。一个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不可能说服正在鞭打他的德国党卫队员放弃其刑罚。那位希腊母亲也不能说服德国军官：他让她抑郁而终是不光彩的。党卫队成员和德国军官已经不是人，也不代表人类，而是上升到思想或理论层次来考察的一种本性。即使是杀人的激情，本不是那么恶劣，因为激情有它固有的持续时间。而另一种激情，另一种撕裂人的肉体的呼叫声是可以听得见的。但是一个亲手揪伤别人的耳朵又假惺惺怀有强烈关心的人不是一个能为激情所动的人：他冷漠得就像一则数学定理，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什么也无法使他偏离方向。
3. 人变成政治的人，激情不再是私有的，而是集体的，因而是抽象的。无论这会让我们高兴与否，我们应当成为政治的人。在今天，重要的不是去了解人们是否应该尊重一位母亲或减轻她的痛苦，而是人们是否有助于一项学说的胜利。而人类的痛苦也不再是丑闻，而是一种加法，它的可怕的总数还是未知数。4. 显然这些症候可以归结为一种倾向性，我们把它定义为一种效率的抽象的崇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欧洲，人们只感觉到孤独和沉默。因为他们不能用共同价值与同类人交流，那种建立在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对他人的尊敬再也不保护人了，因此他们余下的选择是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刽子手。这就是我与我同代的人所学到的，这就是他们曾经经历过而且至今还面对着的危机。我们曾不得不用临时的价值——也就是没有任何准则，除了来自我们对生活荒诞的意识的价值外——来反抗它。因此，我们曾不得不上战场，忍受着恐怖，既不觉得安慰，也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我们只知道不能向这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野蛮的武力屈服。但同时我们却不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被我们当成职责的事是否有理。更糟的是我们中间那些最善于思考的人也觉得他们意识当中没有任何反对恐怖和拒绝以屠杀为手段的原则。
因为如果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如果什么都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在哪儿都找不到价值的话，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由此看来，世间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希特勒既不对，也没错。
一个人把几百万无辜的人扔进火葬炉里，另一个人全力在拯救病人。一个人可以一巴掌把人的耳朵打得稀巴烂，另一个却为他减轻痛苦。有的人能当着受刑人的面把房间收拾整齐。有些人敬重死者，另一些人把死者视为垃圾。这些行为都有其价值。既然我们已经认为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们就该得出结论：谁胜了，谁就有理。果真今天有人鼓吹这种论调，那些聪明的又持怀疑态度的人会告诉你们，如果希特勒赢了这场战争，历史将会赋予他荣誉，并将使他的残暴的王座变得神圣。毫无疑问，正如日后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历史将会把希特勒神化，并为像恐怖分子那样的凶手辩护，完全就像我们为“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想法辩护时所做的一样。
事实上，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深信，如果缺少更高层次的价值，人们只能相信历史赋予的意义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表现得像他们信仰的那样。他们说战争是必要的，因为它结束了民族主义的时代，又为新时代做了准备，这个新时代将以一个大同的社会和人间的天堂取代帝国，流些血算不了什么。
只是这样一来，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他们同其他人一样想，一切都没有意义的话，既然承认历史有一种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就只能是万物皆有的意义。然而，他们的所想和所为就仿佛历史遵循着一种超越性的辩证法，人类也是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的。实际上他们是按照黑格尔那可恶的原理来思想和行事的：“人类是为历史而造就的，历史却不是为人类而造就的。”确实，今天在世界上占主要地位的政治现实主义完全是由德国古典哲学派生出来的，尽管经常是以无意识的方式。
根据这种哲学，人类正朝着最终的和谐前进、合理调整。虚无主义已经让位给一种绝对合理主义，但结果是一样的。事实上，如果历史真是由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逻辑所决定的话，如果真的就如德国哲学所假设的那样，无政府主义必然导致封建秩序，封建秩序导致民族国家，国家导致帝国的产生，最终形成一个全球一体的社会，那么，能促进这一注定会实现的进程的一切都是好的，历史上的事件也就构成了同样多的无可非议的真理了。如果这些事件通常只能通过战争、阴谋、凶杀和屠杀来实现的话，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去了解这一切是好是坏，而是去了解它们是否有效。
如此一来，我们这一代的人们在目前的世界上就面对着一种双重的诱惑:一种诱惑是认为什么都不是真的，另一种诱惑是认为唯一可能的真理就是随历史行进的潮流。许多人屈服于这种或那种诱惑。因为世界还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中，最终将被恐怖主宰因为如果一切既不对也没错，既不好也不坏，如果唯一的价值标准是效率，那么唯一可遵循的准则就是能令我们尽可能有效率，简而言之就是尽可能强大。因此，世界不再被划分成正义与非正义两部分，而是主人与奴隶两类人。
谁占主导地位，谁就有理。看门人是对的，受刑者是错的。下令施刑的德国军官和施刑的人以及成为掘墓人的德国党卫队队员，是这个新世界的有理的人。看看你们周围，请问问你们自己，难道还不是这样吗我们始终被一个暴力的软环扣扼勒着，在每个国家，在全世界，怀疑、不满、贪婪、对权力的渴望构成了一个昏暗、绝望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被迫生活在现在(仅仅一个词“未来”就足引起他们所有的焦虑)的种种限制中，受抽象力量的摆布，被一种匆匆忙忙的生存掏空了大脑，变得迟钝麻木，被剥夺了自然的真理、一切精神娱乐和最简单的乐趣。也许你们，幸运的美国公民们看不到这些，或许你们并不清楚这些然而我所说的那些人们在那些年代中看到了这一灾难，他们在他们的肉体中感觉到了这一灾难，在他们所爱的人的眼睛中读到了这一灾难:从他们受创伤的心灵深处迸发出一股可怕的反抗的冲动，它将以带走一切而告终。他们被太多残酷的画面和回忆折磨着，以使他们能够相信拯救将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太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年的恐惧，以致于期望它们早些结束。这就是他们那些真正问题的由来。如果这场危机的特征真的应该表现为权力的意志、恐怖、由政治和历史人物来取代真实的人、抽象和历史的必然性支配一切、以及没有尽头的孤独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为了战胜这场危机，我们就应该改变这些特征。然而，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难题，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定。其实，我们大概应从否定中获取战斗的力量。既然我们没有信仰，有人却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信奉上帝，信奉柏拉图，信奉马克思，可这毫不起作用，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是否接受这样一个世界：其间的一切都归结为两种选择，即成为受害者或是刽子手。自然，我们既不愿做前者，也不愿做后者，因为我们在心灵的最隐秘处知道这种区别本身就是虚假的事实上，我们都是受害者而最终，凶手和死者将都陷落在同一场失败中。
总之，问题不再是简单地接受或者不接受这种形势、这个世界，而是该决定用何种理由来反对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反抗中寻找我们的理由，在这场反抗中我们还不大明白为什么选择斗争来反对邪恶。最后我们才明白，我们反抗、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共有的东西。
在一个没有价值标准的世界，在我们心灵真正的沙漠中，我们的反抗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它曾使我们成为说了“不”的人。然而同时，我们也是一些说“是”的人。我们向这个世界，向它根本的荒诞性，向威胁我们的抽象，向我们所见到的在我们四周建立起来的死亡文明说声“不”。我们用说“不”来肯定这个进程走得太远了，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但同时我们又以积极的态度来肯定处于限度以内的一切。我们肯定某种东西，它在我们心中拒绝接受损害，不能无限制地被侮辱。显然，那里有一个矛盾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曾经以为人在不肯定任何真实的价值的情况下活着，战斗着。这些可怕年月所带来的巨大教训就是如此一位布拉格的大学生身上所遭受的伤害在一位巴黎郊区的工人身上也能看到；洒在中欧一条河岸上的鲜血能激起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农民把自己的鲜血洒在阿登山脉一块他未知的土地上。这同样是荒诞的，缺乏理智的，几乎不可想象的。然而，这荒诞中却蕴含着一层寓意我们都被牵扯进了同一出悲剧之中，其中牵涉到需要捍卫和巩固的人的尊严和共同体。一旦这些建立起来，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就会发现在道德完全荒芜的情形下，人类如何去找回能够作为他们行动依据的价值。我们知道如果在相互认可对方尊严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对话构成真理，那么这对话本身就是应得到肯定的价值。
然而人们应该成为自由的人，以使对话得以永远延续下去，因为主人和奴隶没有共同之处，对一个奴隶，既不能同他说话，也无法同他交流。是的，奴隶制就是沉默，这是万物中最可怕的。
可是为了使人们之间的对话热烈和持久，我们应当肃清非正义，因为受压迫的人和从压迫中获益的人（即使这种愿望是默默无闻的）之间毫无共同点。同时我们也应当消除暴力和谎言，因为说谎者将别人拒绝于门外，而施刑者和施暴者就把无可挽回的沉默强加于人。进一步地说，在这简单的否定运动（我们的反抗斗争就是由否定运动组成的）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建立起一种自由的、真挚的道德。
是的，我们应当用人们之间的对话来反抗这个充斥着凶杀的世界：这就是今后我们所坚信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应该加强这种对话，如果我们想逃避凶杀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后应当反击不公正的行为、反击奴隶制、反击恐怖事件的原因，这三大灾难将沉默强加于人类，分裂人类，阻止人类互相认识和去发现那种能将他们从毫无希望的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价值——与命运相抗争的人们之间持久的友爱。在这漫漫长夜的尽头，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明白在这被危机撕裂的世界中我们所应该做的是：
1. 我们应当直言不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每次我们在赞许某些思想时，我们就杀害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辩解得不赖，因为我们是凶手。我们是凶手，因为我们辩解得不好。这样我们就成了凶手，即使实际上没有杀一个人。由此，我们大家多少都成了凶手。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摒弃所有“现实主义”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2. 我们应当把世界从恐怖中解放出来，恐怖笼罩整个世界，控制一切，禁止思想闪光。
3. 政治应当尽可能地维持在正义的范围内。它的目的不该是为我们带来政治或道德的教义或福音书。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不幸恰恰是政治想带给我们一本教理书，一套完整的哲学，有时甚至是一种爱的方式。但政治所扮演的角色是保持屋子的整洁，而不是关心我们内心的事务。对我来说，我不清楚是否有上帝的存在。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不属于政治。上帝不是一切人的事情，而是每个人的事情。因此很有必要组织一种公共的生活，以便每个人都能享有内心的一片空间，好让他向上帝提出质疑。我们的生命也许是属于其他人的，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为了他们而失去生命，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死亡只属于自己。这就是我对自由的定义。
4. 现在让我们从否定回到肯定，我们的第四项任务是要努力创造出一些能够调和消极思想和积极行为的正面价值，这就是我仅能勾勒出的哲学家的角色。
5. 最后，应当明白，这么一种态度需要一种普遍主义，它能使所有正直的人进行对话。人们为了避免孤独应该交谈，坦率地交谈，绝不为了任何理由而说谎，永远要说我们所知道的真理。
但是只有在一个真理被定义和建立在所有人的共同价值之上的世界里，我们才能谈真理。不是由希特勒来裁定谁对谁错。无论今天或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认定他的真理正确得可以强加于其他人。只有人类的良知才能这么做。可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建立在如此巨大的良知之上的价值。我们最终要获得的自由就是绝不说谎的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认识我们的生存和死亡的理性。这就是我们达到的最低点。为达到这一点也许还不值得走这么远。不过，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错误的历史，而不是真理的历史。也许真理就像幸福一样，是十分简单而没有历史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正在得到解决呢？当然不是。世界不是变得比较好些，也不是变得比较有理性些。我们尚未脱离荒诞的统治。但至少我们有理由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不久前我们还缺少理由。世界如果没有人类，将是无终止的绝望，可人是以其热情、梦想和他的社会生活而存在着。在欧洲，我们中的一些人曾经试图把对世界的悲观主义和对人类的深刻的乐观主义合并起来。我们不想逃避到历史之外，因为我们身处历史之中。我们只是想在历史中斗争，为了使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类免于受历史的支配。我们只想达到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人类不再拒绝历史，不再受历史的奴役在那里，人类对他人所作的服务能从每个人自己拥有的思考、安宁和幸福中得到补偿。在法国和欧洲，有这么一代人，他们认为凡是寄信心于生存状况的人都是疯子，而凡被事变推向绝望的人是懦夫。这一代人拒绝绝对的解释和政治哲学的影响，而是努力要在人的肉体上和对自由的渴望上确定人类。他们不相信会有全世界的和平与幸福，也不相信能实现它们，但相信能够减少人类的灾难。
正因为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幸的，我们就有责任为它谋得一点点的幸福；正因为世界是非正义的，我们就应该为正义而努力；正因为世界是荒诞的，我们就确立某种道理，这就是这一代人的想法。归根结底，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应当谦逊，遵守岗位，好好扮演我们的角色。它意味着我们应当在政党和政府之外共同创立一些思想共同体，它们能超越国界，彼此建立起对话它还意味着这些共同体的成员应当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言谈来证明世界应当结束它作为警察、士兵和金钱的这一角色，而成为一个适合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一个充满勤奋工作和安静思考的世界。
我们应当朝这个目标引导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思想，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贡献出我们的生命。希腊的衰弱是由苏格拉底被刺开始的。近年来在欧洲，有多少苏格拉底被杀害？这是一个信号。这标志着只有苏格拉底式的对他人宽容对自己严厉的思想，才能对那种建立在凶杀基础之上的文明构成真正的威胁。它标志着只有这种思想才能使世界改头换面。而每一种行动，无论它是多么令人赞叹，但它最终的目标如果是建立统治和权力，接下去它就只能更加凶残地损害人类。不管怎样，这就是在法国和欧洲我们正在经历的微不足道的革命。我想，宣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人们心中激起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感受。但那些与我们有相同经历的法国人，并没有要求他们必须被怜悯或被爱。对于他们来说，所提出的唯一的民族问题是不为世界舆论所左右。在五年当中，我们自问是否有能力来挽救我们的尊严，也就是说一旦战争结束，能否有能力来维护我们言论的权利。这权利不能由任何人让给我们，只要意识到我们值得拥有这权利就够了。这原本并不容易，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求这项权利，唯有我们才知道我们作出的牺牲究竟有多大。
但是我们不会窃取教训人的权利。长期以来一些人宣扬轻视人类的观点，他们最终遭到了失败，不得不苟且偷生，我们要避免他们那种丢脸的沉默。进一步说，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们将会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也许正像有人所说过的，历史的后五十年将不再由法国来谱写，而是由其它国家。在这一方面，我的个人观点尚未成熟我只知道一个在二十五年前失去一百六十万人口，并刚刚失去数十万志愿兵的国家——或许整个世界和它一道——应当意识到它错误地使用了它的力量。这一点很重要。而世界舆论——不管是尊重或轻视——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我不相信恳求人家理解我们或试图说服人家能有什么用。相反，却很有必要对当前这场世界性的危机是如何来自于特权和权力的冲突进行一番考察。简而言之，我只想再次以我个人的名义简单地说：无论谁若是用权力的话语来评价法国，或其它任何国家，或其它问题，他只会加强和支持一种必然导致残害人类的观念；他只会鼓励对统治权的渴望并最终认可凶杀为合法行为。这在思想上或在行为上都会是如此。无论谁这样说或这样写道只要目的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强大乃是权力所孜孜以求的事，那他就对今天满目疮痍的欧洲种种可怕的罪行负有根本的责任。
我想，这已很清楚地表达了我觉得该对你们说的话。我的责任好像是完全忠实于我们的欧洲同伴们的呼声和愿望，以防你们草率地对他们作出评价。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充当任何人的审判者，除了对杀人犯之外。他们用充满希望的目光看待所有国家，并且坚信每个国家都能找到属于它自己的人类真理。思想丨文化 哲学之路 诗意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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