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原校长：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
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吴树青先生早在1997年就曾撰文提出“社会科学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吴先生说：“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没有大师级的人物，这个学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当然大师级的人物绝对不会很多，都是大师也就无所谓大师了。总之，我们要为大师级人才创造条件，最起码打好基础。”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建国以后文科特别是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学者（话可能武断了一些，反正是非常少）。也就是说，在文史哲的基础学科中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自己培养得太少。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同志中间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但是只能说是准大师，不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功底、知识面和创造性等方面，和以前的一辈大师级的人物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有一天我们议论北京大学文史哲要搞一个学院，谁当院长？说来说去，够资格当院长的可能就是季羡林先生。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按理说青出于蓝是普遍规律，这个规律在我们国家应该有所体现。特别解放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真理的武器。掌握马克思主义，应该更快地使有关学者在学术上达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取得更高的成就。
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对我们文科教员来说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现在只提出问题，没有什么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很难找到。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没有大师级的人物，这个学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当然大师级的人物绝对不会很多，都是大师也就无所谓大师了。总之，我们要为大师级人才创造条件，最起码打好基础。
我想了一想，过去那些大师们可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在少年时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比较多，他们的国学功底比较厚。
第二，他们年轻的时候多半是在国外留学的，多数人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青年时期又受到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西方教育影响，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他们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他们多半不是把自己的知识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范围，多数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搞历史的他也不可能通史什么都懂，某个断代史他研究得比较深透。但是他不只知道某一代，其他的都不懂，或者说都不熟悉。不仅是搞文的一般是对史哲也了解，搞哲学的对史和文也了解。他们这批人中间（包括搞自然科学的人），不少人文学功底、史学功底都很在行。
例如李政道，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中国文学功底，历史功底都很深。他在我们国家搞了很多考古艺术的展览会。我们国家老一辈的搞自然科学的对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的功底也很好。搞文科基础理论的老一辈的大师级人物知识面比较宽，学术有专攻，同时涉猎的东西也比较多，不是把自己的知识局限于某一个领域里，再加上他们以后多数人学习马列，也接受了马列。
反过来看看我们的教育，其中的不足之处就很明显。我认为要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不光是高等学校的文科教育，它涉及整个教育系统。从小学开始是怎么培养的，包括人们常讲的人文素质、人格的教育，很多东西不是等到大学再讲，从小学开始，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学得很少。
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学了一点《论语》、（孟子》，现在的学生很少学习这些东西。到大学以后，我们的专业搞得非常细，因为把它看成职业教育，所以围绕专业分得非常细。我是搞经济学的，而且我主要搞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分成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没有说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懂政治经济学，不懂哲学，不懂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对政治经济学搞得很好。反过来说，搞哲学的并不懂经济学，也必然影响他对哲学的深刻理解。
包括我们的一些教师，像我们搞经济学的很长时间都在教书，但我也知道教经济学的教师可以是只教资本主义部分，或只教社会主义部分，专业就这一块。《资本论》中讲过，分工过于发展以后变成分工的痴呆症。我想我们出现了一种分工的痴呆症，就是把知识割裂得非常厉害，然后一个人学的专业局限于他自己的那一门学科领域中间，某一个部分中间，包括我们的自然科学都有这个情况。
周远清同志举了一个例子，导弹发射架专业，学四年就学导弹发射架怎么造。这样学出来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大师，也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因为他的知识面太偏了，太窄了。我们这种专业设置，可能把学生培养得很死，所以学生就不可能做到博古通今，也不可能学贯中西。没有这个功底和基础，让他成为一个大师级人物就很难了。所以这种培养方式我觉得需要研究。再加上相当长的时期由于我们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对外联系交往非常少。
一个时期主要的是苏联东欧，另一个时期什么人都不交往，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我们对外界的事情了解得太少，信息也非常少。人家研究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搞些什么东西，我们不大知道，只知道西方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都应该批判，所以吸取的营养不足。这样一来，即使具备条件，让他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也成不了。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环境的问题。在我们过去的那种“左”的思想支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文科的学术性和政治性截然对立起来，你要强调学术性就意味着削弱政治。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现在一些比较有成就的同志，多半大概在当时是拔白旗的对象，或者是修正主义苗子，当时就是说的走白专道路吧。这种情况就影响了学术本身的发展。当然我并不是说文科可以脱离政治，但是我觉得不能把文科的学术性和政治性对立起来，要保证政治性就应该削弱学术性，这样绝对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
要提高文科教学质量，提高它的水平，我觉得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一下。
第一，从中小学开始就要加强人文知识的教学与训练。当然现在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必须尽快地创造条件，改变中学就实行文理分科的制度，这种分科制度无论是对人的成长还是对文科的发展是绝对有害的。
现在在中学变成这么一个状况，数理化不好的就去学文科。你准备学文科以后就把数理化扔掉了。如果一个人数学的头脑不是很清楚，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是很强，那么连一些物理的基本知识，化学的基本知识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单纯去钻研文科从素质上讲就是对文科降低了要求。有人说现在大学里面理科的学生学文科比较容易，文科学生学理科就比较困难。对这个说法，底下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这个提法可能要作一个修正，就是理科的学生接触文科大概比文科学生接触理科的东西确实容易，入门比较容易，至于能不能登堂入室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也有些学生从理科来的，弄到最后时他就比较费劲了，因为训练他的那套思维模式和我们不一样。如果要振兴我们的文科，发展我们的文科，我总觉得从中小学开始要加强人文素质的训练和培养，要积极创造条件，取消这种文理分科的制度，因为中学本来是个打基础的阶段，你在打基础阶段就把基础砍掉一半，这就不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做法一定要考虑，教委教育厅领导部门应该考虑。
第二，要强调对外开放。今天对外开放，也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要讲政治。但是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不允许接触外国的东西。外国东西有糟粕但是也有大量进步的，人类文明发展不光是中国的发展，全世界都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出来。而且，西方的自然科学比较发达，他们的一些训练手段、分析问题的方法有自己的长处，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学生多接触一些，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术素养，扩展他们的知识面，为他们成为大师级人物创造条件。
第三，专业不能太窄，现在知识的发展使专业本身越来越细，一个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我们看古代的学者，有些本身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因为当时每个门类的知识就是那么一点东西。但是今天很不一样了。从世界的发展来看，不是分化而是综合，因为世界问题的解决越来越要求综合。所以我们的学科设置要强调综合而不是分得非常细。这就涉及到将来的课程目录、学科点设置。我们分得太细，这不利于培养。
第四，应当从总体上解决政治性与知识性的统一问题。强调讲政治的时候，要充分重视学术的发展，特别在学术问题上应该强调学术民主，造成一种比较自由的探讨的空气。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学术得到繁荣得到发展。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应该允许各种意见发表，通过争鸣把学术推向前进。
总的来说，大学的文科教学应该考虑如何为创造大师级人才作准备，而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过去文科教育的不足之处。所以应该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尤其21世纪的文科教改，我觉得这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尽管将来培养出来的大师级人物绝对不会是多数，但这种人物的出现代表学术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一种标志、一种方向，所以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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