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从这个层面来说，现代发达国家都自有其强盛的学术中心。比如，英国有牛津和剑桥大学，法国有巴黎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美国有哈佛大学，日本有应庆义塾……
这些大学不单为国家培养尖端人才，更重要的是承载了思想发繁的重任，并因此惠及整个社会。在朱学勤老师看来，这才是一个真正大学应该具备的素质。
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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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大学的雏形——“学院”（Academia, Academy ）。柏拉图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
这些大学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上帝创造世界时蕴含的抽象道理。这些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证明、可以争辩。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学院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
02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生存完全依靠大地和天空，依靠四季轮回，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
希腊地理条件并不优厚，因此这里的人不得不从事海外贸易和手工业，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另外，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
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是通过面子、感情、道德，还有权力。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科学和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会饮篇》讨论了什么是爱的本质
03
这种执著追求万物背后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身上。
比如泰勒斯，他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人就说哲学家是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
有一天晚上泰勒斯抬头看着满天星斗，结果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这变成了一个笑话，人们嘲笑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
正所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大学，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因此，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
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
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普鲁士内阁重臣洪堡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于是，他建立了柏林大学，首任校长是哲学家费希特。
柏林（洪堡）大学门前的洪堡雕像
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但是拉丁美洲却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区别呢？
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
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这些清教徒上岸后，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并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哈佛大学 绘于1767年
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但它建国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并且长期处于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
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历史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为什么它会有今天？
因为有福泽谕吉和他的教育理念。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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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中国，却反福泽而行之。先有洋务运动，再有戊戌变法，最后是辛亥革命，整个社会军阀混战的水生火热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
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以文化和教育立国，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在演讲
可是，北大也没有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仅仅几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在没有大学的真空期，黄埔军校作为一个“准大学”，建立了民族主义信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抗日战争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西南联大教师合影：前左三蒋梦麟，前右三梅贻琦
而且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仍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所以，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因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
然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这种观念甚至延续至今，今天的大学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的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
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因此，必须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
今天我们说制度建设是关键，而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
所以，首先要做的还是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缺少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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