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法学教授：对安保的无节制投入究竟是要防谁？

作者：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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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个人安全的问题，寄希望于别人的忽视时，基本上就活得如亡命的赌徒一般了。

从新闻中得知，北京地铁将要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来对乘客实施分类安检，理由是提高乘客的通行效率。

读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疯了吧。幸好，看到光明网评论员的文章《别把人脸识别技术搞成现代“刺黥”》，心有戚戚焉。不然，看舆论如此之悄然，似乎没多少人关注此事，我要怀疑是不是自己疯了。

进出大学校园要出示证件，邮寄东西要核查身份证，住个宾馆要人脸识别，坐地铁人物同检尚嫌不够，还要进一步运用所谓的新技术，来继续提升安保级别。

我想问一句，还有完没完？接下去，是不是要在所有的马路上，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面安装人脸识别的机器，以便随时将行人拦截下来盘问与搜身，将那些被认为危及安全的人进行拘押呢？

对安保的无节制投入，究竟是要防谁，要保护谁，我是越来越困惑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但在这样的连番举措之下，我分明感到，自己就是被防控的对象。作为一名合法公民，自己平时遵纪守法，没有违法犯罪的前科，工作比较敬业，也能与人和睦相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防着我？

生活在这个社会，我经常感觉自己不被信任。无论是科研费的报销，还是不断升级的安保，所能感知到的，就是无上限的提防。在前一场合，觉得自己被当作盗贼一样防着；在后一场合，则是作为社会潜在的黑恶势力被提防。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特有的经历与感受。

现代的刑事诉讼法，普遍推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任何人被法院判定有罪之前，都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辜。然而，当下的各种安保措施，怎么看都是基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所有人都被推定为对公共安全具有危险，需要无一例外地经受越来越严格的安检。要说这样的安检措施，竟是用来保护包括你我在内的一般公众的，除非人格分裂，不然谁信呢？

或许有些人会不以为然，认为是我对这样的事件反应过敏了。大致归纳一下，可能存在四种看法。

其一，有人会认为，是我自己想多了，竟不能体味与感恩正府如家父般的保护善意。

我只能说，这样的善意恕我不愿领受。

试想一下，所有的个人数据，包括平时上什么网，看什么新闻与视频，购什么物，微信上与哪些人聊天，具体聊什么内容，有什么样的好恶等等，本就已收集得够多了。现在还要再加上生物识别方面的个人信息，都交由一个庞大的组织来掌控。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会，任何的个人数据，只要是为企业或其他机构所掌控，也就等于为正负所掌控。

由于这个庞大的组织是由具体的人在运作，这就等于说，所有的个人数据，包括识别性极强的生物学数据，都是由群体中的少数人来掌控。这些人究竟掌控我们多少的个人信息，为什么要掌控我们的个人信息，掌控这些个人信息是要用来干什么，都是细思极恐的事。

掌控数据的人显然不是上帝，他们有自己的私欲与弱点。所以，他们会如何使用我们的个人数据，会如何操控我们的生活，都不得而知。更不要说，这些数据因保管不善而被泄露或是被黑客侵入，导致为不法分子利用所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

其二，有人会说，只要不干坏事，便无需担心政府掌控你的个人数据。

我只能说，我不想成为透明人；成为透明人的想法，让我觉得非常不安。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个人理应拥有正当的权利，反对任何组织随意获取自己的个人生物学数据。法律之所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与住宅自由，就是要让个人有自治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允许他人侵入。

这里的他人，不单指其他的个人或是一般的组织，也包括政府，包括国家。倘若个人的生物学数据也能以安全为名未经同意而随意获取，则法律上对隐私权与住宅自由的保护，还有什么意义？无隐私即无自由。

其三，有人会提出，自己并非什么重要人物，别人想必也没有兴趣来了解我们的个人信息。

持这种看法的人想来不少。对于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的做法，即便自身是作为被收集的对象，很多人也不以为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主要的理由无非是，我们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别人应该不会有兴趣来关注。所以，自己仍然足够地安全。

我只能说，当你把个人安全的问题，寄希望于别人的忽视时，基本上就活得如亡命的赌徒一般了。并且，你赌的不只是自己的运气，同时还在赌，掌控数据的人是天使一般的存在。非要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能赌赢的人，我在佩服你鸵鸟性格的同时，窃以为大概还需要上交一些智商税。

此类乐观人士，最好能认真去看一下《国家的敌人》这部二十多年前的电影。电影本身的结局还不错，恶人最终遭到了恶报。不过，倘若你是剧中主人公的话，怕是没有那份才智与幸运，只能等着悲剧收场。最惨的是，到最后大概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其四，还有人会辩解，这样的技术推广是有些问题，但反对也没什么用，就懒得花力气反对了。

我只能说，攸关自身重大权益的事项，如若我们自己不站出来反对，做出应有努力，自然更不可能指望别人出来帮着呼吁。在没有做起码的努力之前，怎么就知道反对无效呢？即便反对最终无效，也终归比驯服地给自己套上枷锁要强。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做过一些抗争。

作为被侵害一方的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默默地忍受，甚至不敢表明反对的立场，就等于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帮助对方来算计与加害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上，退一步并非海阔天空，而很可能从此坠入深渊。因为这根本不是靠一味忍让就能解决的问题。眼看着一步步地走向深渊，这样的遭遇，至少部分是我们自己一味地隐忍所酿成的。

对于北京地铁即将推行人脸识别技术的做法，我表示坚决的反对。以下是具体的理由：

首先，人脸识别涉及对个人重要的生物学数据的收集，相关组织或机构在收集之前，必须证明这种做法的合法性。

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普通的个人信息，包括住址、电话号码、邮箱、账户以及行踪轨迹等，因为具有可识别性，在收集时必须经过被收集人的事先同意。同时，如果收集方将相应信息不当地予以使用、出卖或是泄露，还可能引发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生物学数据的个人指向性更为明确，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显然比一般的个人信息更为重要，为什么在收集时反而不需要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并且，对收集的主体、目的、方法、范围与程序等问题，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定，也没有对违规收集或使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政府是作为收集的主体，显然需要法律明确予以授权；法无授权即不可为，政府无权以安全为名，来搜集普通公民的生物识别数据。倘若是企业或其他机构所为，则其收集个人的生物学数据，起码需要获得被收集人的明示同意；不经同意而收集，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其次，地铁实施人脸识别，涉及公众重要的人身权益，不经听证就要推行，也缺乏起码的合理性。

几年之前，北京地铁票价调整，曾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并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如果票价调整都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并经历听证程序，则推行人脸识别技术，明明涉及更为重要的人身权益，怎么就可以在既不征求意见也不进行听证的情况下，直接决定予以推行？难道个人的生物学数据，在重要性上还不如几元人民币的价值？

再次，声称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是要实现分类安检，但标准本身所牵涉的问题本身就没有解决。

一个交通管理部门，有什么权力来对乘客进行分类？依据的又是什么法律？不止如此，相关部门准备采取怎样的标准来对乘客进行分类，采取的标准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又是由哪些人以及如何确定的标准，标准是否应当公之于众等，这些问题难道不应当在推行人脸识别之前先行解决吗？垃圾的分类标准都要明示，更何况是对人的分类。

如果相关部门意欲采取内部标准，那么请问，我们如何得知标准是否合法合理？如何得知是否存在为法律所禁止的歧视？如何得知是否存在随意设定标准内容的问题？若是利害关系人对分类标准不服，或是认为不当的分类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又应当怎样进行申诉，如何确保其权利得到有效的救济？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怎可如此轻率地决定，要在地铁这样的场所，大规模地运用人脸识别进行分类安检？

若是任意采取内部标准而将乘客分为三六九等，并据此采取不同的安检举措，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做法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涉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最后，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地铁运用人脸识别能够提升通行效率；即便有证据予以证明，效率本身也不足以成为推行的充分依据。

轨道交通指挥的官员声称，在地铁推行人类识别技术是要提高大客流时段的通行效率。问题在于，声称不代表客观事实。在没有做扎实的实证调研之前，如何让我们相信，在地铁运用这项技术有助于提升通行效率？根据在机场与宾馆的亲身经历，我很难相信这样的结论。

即便有来自专家的一些支持，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专家的判断是否准确。因为这涉及对未知事态的预测与评估，专家的判断完全有可能陷于错误。譬如，在放开二胎之前好多年里，很多人口专家都言之凿凿，宣称全面放开二胎会造成我国人口的急剧增长。自放开二胎之后，实际生育率情况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

退一步而言，即便运用人脸识别真地能够提升通行效率，单是效率本身也不足以成为推行的充分依据。不要以效率为名糊弄公众，好不好？要说效率的话，不对地铁进行所谓的安检，最能提升大客流时段的通行效率。

我不知道相关部门有没有做过起码的调研。现行的人物同检，尤其是其中的人检，无论在高峰时段还是一般时段，都形同虚设。除了浪费纳税人的税款，实在是看不出这样的人物同检，究竟有什么现实的作用与意义。

基于前述相应的理由，尤其是考虑到其中潜含的重大危险与负面作用，我不仅反对在地铁运用人脸识别技术，也反对在机场与宾馆等场合，强制人们接受人脸识别的检查。

商业机构以微利或是便捷安全之类的因素相引诱，让人们“自愿“地使用人脸识别，由于大多存在信息告知不充分的问题，很难成立有效的用户同意，故而其运用也难谓合法。

不久之前，我曾参加一次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上，得知国内有一些企业，近年来一直在大力发展人脸识别的技术。为了防止公共舆论的关注，这些企业甚至还刻意保持低调，使得相应技术在实现大规模推广的同时，成功地避免成为公共话题。

这样的刻意，让我不寒而栗。在一心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这些企业与相应的技术人员，难道就没有想过，这样的技术推广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吗？难道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成为被反噬的对象吗？

不要与我扯什么技术中立之类的套话。当人脸识别技术被大肆用来获取普通公民的个人信息，并源源不断地汇集于庞大的组织之手。从事相应技术研究与推广的这些企业与技术人员，敢说自身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吗？假如电幕的世界有一天真地降临，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功臣；但愿到彼时，还能有人身自由去畅饮庆功宴上的美酒。

当时参加讲座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在没有听完讲座之前，就把微信与支付宝中的人脸识别给删了。在发言中，她说自己倒不怕个人信息被警察使用，就是担心被商业机构滥用。

在回应时，我坦言，作为法律从业人员，尤其是做公法研究的，我从来不太过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商业机构所滥用；因为商业机构的滥用，至多不过是让我损失一些钱财。

真正让我担忧与恐惧的是，自己的信息被公权力部门所滥用；因为当他们滥用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与家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财产、名誉、职业、自由、健康或是生命，一切皆有可能。

以安全为名，对于地铁这样日常有大规模人流出入的公共场所，先是施行物检，之后进行人物同检，现在又要推行人脸识别，再过几年，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实行基因或是指纹识别？按当下的趋势推测，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不久的将来，或许乘坐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都将成为一种特权，只允许一部分社会成员享有。

这个社会，若是还没有陷入被迫害妄想症的状态，就该在安保问题上适可而止。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带给社会的，根本不是安全，而是全面的压制，还有恐慌。

最后，我郑重建议，对于北京地铁将运用人脸识别进行分类安检的举措，有必要做基本的合法性审查；与此同时，应当考虑启动相应的立法程序，对于随意运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做法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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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政”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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