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危机”幕后中东变局中“抢位”
自1979年以来，几乎每一位新上任的美国总统都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与伊朗的关系？
美伊两国交恶的源头可追溯到1979年。当年，一群伊朗学生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外交人员扣留长达444天之久。在随后的近40年里，伊朗始终将美国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伊朗扣押了许多在本国及其中东地区的代理国黎巴嫩的美国人。毫不夸张地说，这40年间几乎每天都有美国人因各种原因被伊朗扣押。
美国驻伊拉克及阿富汗军队总指挥大卫·佩特雷斯将军称，近些年在这些地区爆发的小规模战争中，数百名遇难的美军士兵均与伊朗有关。除了直接与美国抗衡外，伊朗也试图动摇或推翻所谓大中东地区内美国盟国的政权。
如今，尽管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但是如何处理与伊朗的关系仍旧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特朗普新政府也应该努力解决这个难题。
回顾过去，从卡特时期到奥巴马政府，无论经过多少努力，都无法改变美伊交恶的现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总统不了解伊朗政治制度的本质，都没有意识到1979年后伊朗存在的两种现实：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朗，以及作为推广和输出霍梅尼思想工具的伊朗。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在政治场合同一群声称可以代表民族国家伊朗的人们交往，那些伊朗人在行为上无异于任何一种体制下的普通公务人员：微笑、谦和、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法语。一些西方政客多年以后才意识到，他们在政治场合交往的面带微笑、态度谦和的人，不过是一群扮演总统、外交部长或大使角色的“天才演员”，伊朗真正的决策者一直都隐藏在神秘的幕后。
由于长期存在这样的误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没有意识到，无论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做出多少让步，都难以扭转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期形成的伊朗对西方国家的敌意。
卡特曾向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致信，通过承诺予向伊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希望与新政权的高层建立紧密联系；里根总统甚至不惜违反美国法律，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走私武器以帮助教士阶层战胜萨达姆；克林顿总统曾两次因真实或臆想的西方对伊朗的干涉向教士道歉，并解除卡特时期通过的因美国人质事件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小布什也尽了最大努力，包括发表声明，要求同教士进行公开谈判，希望伊朗成为“全球家庭”中的一员；世界目睹了奥巴马总统在劝说伊朗改变某些过激行为方面做出的努力。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因此，特朗普政府必须从几十年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探寻解决伊朗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处理伊朗问题方面，特朗普政府较其前任而言具备以下几大优势：
其中一大优势是特朗普政府拥有多位伊朗问题专家，其中包括早年在担任议员期间就精通伊朗事务的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役的现任美国国防部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他们加速了高层对伊朗政治的了解。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多年来一直都是美国众议院中涉及伊朗问题的关键人物。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观察和研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长达20年之久。
特朗普政府决定驱逐仍抱着希望想将伊朗从敌人转变为朋友的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者。同时新政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对伊朗问题采取统一的做法，避免仓促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决定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重新审视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决议，并推迟国会宣布整个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为恐怖组织的原因。
特朗普也意识到，除了目前不可能实施的大规模战争外，华盛顿当局无法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伊朗问题。以前的行政部门总是单独与伊朗交涉，将美国、欧洲以及中东地区的盟国视为局外人。而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同欧洲和中东的盟国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盟，他甚至暗示，在某些条件下这一联盟可以扩大到俄罗斯。这样可以避免伊朗继续通过挑拨美欧、和海合会成员国等中东大国间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
华盛顿分析指出，伊朗已经对世界秩序构成了威胁，应该引起包括俄罗斯、土耳其、欧盟、阿盟成员国和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密切关注。究竟特朗普政府会对伊朗采取何种政策还不明朗。
然而，美国的这一战略决策已经受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近期发布的“最高指示“的坚决反对。上个月哈梅内伊在伊玛目侯赛因大学对军人发表的讲话中称，他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有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或者动荡，因为这可能最终导致政权的更替。
“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世界，”他说，“我们不能让世界改变我们”。
有着“伊斯兰基辛格”之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战略家哈桑·阿巴斯博士坚持认为，霍梅尼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将美国变为伊斯兰共和国。
德黑兰方面宣称，除了少数国家例外，当今世界的各国政府都是非法的，必须通过革命将其推翻。急需解决这一问题的当然是那些穆斯林国家。向那些国家输出革命是由、哈梅内伊创建、伊朗前外长韦拉亚提负责的伊斯兰觉醒大会秘书处的职责。与此同时，由扎里夫领导的外交部则被坚决排除在那些与穆斯林国家有关的事务之外。
对于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而言，伊朗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国家。她拥有一位 “最高领袖”和一位“共和国总统”，有正式的内阁和非正式的“领袖协商委员会”。伊朗拥有伊斯兰议会，但是“最高领袖”的一道法令就可以废除议会制订的任何法律条文。
伊朗拥有传统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同时还有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导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它有普通的警察与民兵组织，同时还有宗教警察。在伊朗有两个平行的司法制度：一个由司法部门控制的政府法院和另一个以宗教法官为首的伊斯兰法庭。伊朗两个平行的安全系统，一个由情报部负责，另一个则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管理，两个系统甚至可以逮捕对方的成员。
伊朗政府在177个国家设有大使馆和大使。与此同时，“最高领袖”也有自己的使馆和代表。在伊朗内部，权力的双重性日益突出，每个省长或市长与“最高领袖”的全权代表一起出现，负责延续革命之火。
伊朗还有两个经济体，一个经济体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和预算运行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另一个则存在于由军事和安全部门，以及毛拉和各派慈善组织领导的各大基金会控制的黑市中。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了主要港口的25个码头，他们可以不受政府监督，在任何码头进出口货物。一些包括马什哈德伊玛目礼萨（Imam Reza）基金会在内的主要利益集团，拥有几百亿美元。没有人知道他们如何运作，他们也不用缴税。
在任何情况下，“革命”作为“双面伊朗”的一个特性，在这个民族国家的各个领域里始终具有优先权。
当然，对于“双面伊朗”而言，其作为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重合。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每当两大利益集团之间发生重大冲突，代表革命力量的势力总是占了上风。霍梅尼和哈梅内伊都明确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们都准备好为了伊斯兰特性而牺牲伊朗。
这意味着对伊朗施压不会改变其目前的行为或政策。事实上，现在伊朗的运作机制并不像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在国内甚至不允许使用全球银行系统来支付海外雇员或代理的工资。去年，伊朗新任驻伦敦大使哈米德·巴伊迪·内贾德（Hamid Baeedi-Nezhad）抱怨说，他必须用手提箱携带现金来给员工发放薪水。
迄今为止，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都试图同伊朗官方当局交涉，通过重新建立正常的民族国家来帮助其恢复国家的地位。然而，这些努力均已失败告终，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作为革命国家的伊朗始终将它们视为（西方国家）试图改变伊朗政治政治革命特性的策略。
只要这样的二面性一直持续下去，伊朗就不可能改变其行为或国内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代表民族国家的总统及各位部长或许有诚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总统哈塔米和鲁哈尼都曾坦言他们缺乏实权，所以特朗普及其盟国面临的选择是有限的。
他们可以从根本上忽视伊朗，让其自由发展，直到因其内部的矛盾而分崩离析。
除此以外，他们可以直接与那些在伊朗拥有实权的人打交道。这意味着无视伊朗官方当局，直接与“最高领袖”及其身边运作的军事—安全—商业网络沟通。这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选择，他曾飞往德黑兰，与哈梅内伊进行几个小时的交谈，完全忽略鲁哈尼及其政府。最终哈梅内伊宣布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而奥巴马为改善美伊关系同鲁哈尼交涉多年都没能达成这样的成果。
另外，直接将伊朗视为一个革命国家，可以减少伊朗对外国势力颠覆其政权的担忧，或将说服其调整在地区采取的一些过激行为，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其煽动不稳定的情绪和资助恐怖主义。因为敌人不会变成朋友。外界必须学会与伊斯兰共和国共处，包括她的所有缺点，将其视为一种会给生活带来麻烦，但又不至于致命的疾病。这样的政策应该同时配合积极的遏制策略，以便让毛拉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产生后果。
第三种方式是超越霍布森选择法则，帮助伊朗吸取革命经验并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目前为止，尽管有人已经对这个想法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但是历届政府都没有考虑过使用这种方式。政策变革策略很难实行，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它将有效地消除中东地区许多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试图使世界其他地方变得像自己一样的革命国家，伊朗似乎总是对每个人都存在着威胁。作为一个与任何人没有冲突理由的民族国家，伊朗又可以成为这个饱受战争打击地区建立新和平稳定秩序的主要力量。
当他们把伊朗问题放在首要议事日程之上时，特朗普和他的主要盟友们是否有远见超越霍布森林选择法则呢？
来源：《中东报》（Asharq Al-Awsat）
作者：阿米尔•塔赫里（Amir Taheri）
编译：伊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