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国家研究】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探析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的敌视和攻击既有悠久的历史根源，也有出于现实考虑的策略运用。“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宗教安全构成了双重威胁。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方面，伊朗通过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对其进行打击。叙、伊两国内外环境的不同，使得伊朗在两国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效果深受美国、俄罗斯、沙特、土耳其等域内外大国的影响。总体来看，伊朗初步实现了消除“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威胁的战略目标。然而，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势力对伊朗的威胁短期内仍难以彻底根除。
关键词
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反什叶派思想；叙利亚危机
作者简介
于卫青，博士，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教授
正文
近年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建立跨越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推行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作为终极目标，采用基于宗派主义的动员手段，强调通过消灭什叶派、世俗逊尼派等“叛教徒”实现“净化伊斯兰教”的目的。2016年以来，在国际反恐力量的围剿和打击下，“伊斯兰国”组织遭受重创，但该组织在现实层面和思想领域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的威胁仍将长期持续，其中对中东地区什叶派的威胁尤其严重。伊朗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它作为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重要的支持力量以及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不可忽视的参与者，对遏制“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探讨伊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和伊朗的威胁
“伊斯兰国”组织是在“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基础上形成的极端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极端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中东变局以来，“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利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和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的地区动荡乘势崛起，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建立了一个准国家政权。2014年6月29日，该组织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并更名为“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国”组织将什叶派视为必须被消灭的“叛教徒”，什叶派占人口主体的伊朗因此成为该组织最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
（一）“伊斯兰国”组织反什叶派的历史及现实根源
在宗派属性上，“伊斯兰国”组织属于圣战萨拉菲派，其反什叶派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伊本·泰米叶时代，同时也吸收了沙特瓦哈比派的教义思想。
伊本·泰米叶是伊斯兰教法学派罕百里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历代萨拉菲派学说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他对什叶派的敌对态度。伊本·泰米叶曾发布过三项针对什叶派的“法特瓦”（即伊斯兰教法令）。当时的什叶派实际上就是沙姆地区的努赛里派（Nusairi），即今天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前身。伊本·泰米叶的法特瓦包含了诸多对什叶派思想和历史的误解，这些误解至今仍然被许多逊尼派穆斯林所沿用。在当代叙利亚，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反对派采用伊本·泰米叶的反什叶派思想，攻击阿拉维派并质疑他们作为“真正的穆斯林”的地位。伊本·泰米叶在法特瓦中借助问答形式，将什叶派视作“异端”，禁止逊尼派与什叶派交往，允许对什叶派进行屠杀，并禁止逊尼派将什叶派“埋葬在穆斯林的墓地中”，宣称他们是“没有权利和不应受保护的不信者”。萨拉菲派因受伊本·泰米叶思想的影响，很少去区分什叶派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差别。
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宗教学者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1703～1792年）在继承伊本·泰米叶反对泛神论、反对异端思想的基础上，抨击圣徒圣陵崇拜、民间迷信及奢靡之风，号召遵经革俗。阿卜杜·瓦哈卜将什叶派视为在信仰上偏离正道的教派，并否定什叶派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在此基础上，瓦哈比派教徒将什叶派视为异教徒、多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一些保守的瓦哈比派宗教学者甚至将什叶派视为和犹太人与基督徒一样的敌人。
“伊斯兰国”组织的奠基人扎卡维是一个极端仇视什叶派的圣战萨拉菲分子。2004年6月，他在写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一封信里攻击什叶派，为该派贴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潜藏的蛇、狡猾险恶的蝎子、间谍敌人、偶像崇拜者、多神教徒”等标签。扎卡维表示，如果本·拉登和扎瓦赫里无意支持“反什叶派战争”，他将拒绝加入“基地”组织。2005年夏天，扎卡维宣布“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对“拉菲达（rafidah）”全面开战，无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2006年6月7日，扎卡维在被美军击毙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面对犹太人和基督徒这样具有侵略性的异教徒，穆斯林没有胜算，也不具备优势，除非歼灭掉连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如的、以‘拉菲达’为首的叛教徒群体”。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外，扎卡维领导的极端组织针对什叶派发动暴恐袭击还具有现实层面的策略考虑。扎卡维认为，在伊拉克频繁制造针对什叶派的血腥暴力袭击事件，可以在攻击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的同时，引发伊拉克国内的教派冲突，实现乱中取胜的目的。
巴格达迪领导的“伊斯兰国”组织继承了扎卡维的斗争策略，该组织不仅攻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政府，还大规模屠杀什叶派平民。巴格达迪宣称什叶派是叛教徒，号召全世界穆斯林攻击什叶派。“伊斯兰国”组织激化或维持教派矛盾的做法，也激起了什叶派的激进思想，导致什叶派激进分子针对逊尼派穆斯林采取了类似的暴行。“伊斯兰国”组织意识到，很多普通逊尼派穆斯林都认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政府和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政府实行高压统治，因此该组织的计划是将自己塑造成“真正的和纯粹的逊尼派理想的保护者”。在行动上，“伊斯兰国”组织针对什叶派平民目标频繁发动恐怖袭击，不断制造恐怖效应。
（二）“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的安全威胁
“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根深蒂固的教派偏见、激化教派冲突的策略以及该组织在伊拉克的攻城略地，一度对伊朗的边境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随着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迅猛扩张，伊朗边境安全受该组织的威胁不断加剧。伊朗国家新闻机构法尔斯通讯社开始指责外国势力资助“伊斯兰国”组织，并把这场冲突描述为教派冲突。
伊朗和伊拉克拥有910英里的共同边界，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伊朗政府迅速作出反应。2015年5月，伊朗内政部长法兹里表示，伊朗一直密切关注邻国伊拉克的局势。他指出：“‘伊斯兰国’就在距离我国边界50公里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发现国内有任何可疑的情况。如果‘伊斯兰国’接近我国边界，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开战。”伊朗陆军地面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礼萨·普尔达斯坦准将也表示，如果“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占领与伊朗接壤的伊拉克东部领土，伊朗陆军将进入完全战备状态，击退恐怖组织。他声称，“伊斯兰国”组织敢向伊朗方向哪怕迈出一步，其在伊拉克境内的恐怖分子都将被消灭。随着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合围剿和打击，以及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不断收复失地，该组织对伊朗边境安全的直接威胁警报得以解除。
此外，“伊斯兰国”组织在地缘政治层面也对伊朗构成了严重威胁。“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朗的宿敌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什叶派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客观上改善了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然而，“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对伊朗构成了新的地缘政治威胁。一旦叙利亚和伊拉克被“伊斯兰国”组织攻陷，伊朗苦心经营多年的中东什叶派同盟不仅面临瓦解的危险，伊朗本土也将面临该组织渗透的直接威胁。伊朗认为，如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亲西方的逊尼派叛军推翻，伊拉克因教派冲突和族群纷争而陷入分裂，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出现严重下降。确保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维持阿萨德政权的统治是伊朗在该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造成的威胁不仅是边境安全问题，而且是涉及伊朗地缘政治利益的重大问题。
二、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及措施
伊朗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关系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境外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伊朗主要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两条战线来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2014年6月“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建国”前，伊朗将打击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据点作为主要任务。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推进并逼近伊朗边界，伊朗被迫加大了对伊拉克局势的介入。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制订主要基于自身的外交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追求。
（一）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考虑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霍梅尼的外交思想一直是伊朗外交的指导思想，决定着伊朗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和方向。霍梅尼期望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来建立伊斯兰世界的新秩序，导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一度紧张，并引发了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霍梅尼逝世后，伊朗外交政策日趋务实。“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战略经过两伊战争的阵痛后大有收敛。这种外交调整说明伊朗正在从‘输出伊斯兰革命’转向寻求民族国家的利益。”
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威胁方面，伊朗依然遵循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并延续过去的外交传统。伊朗领导层将“伊斯兰国”组织视作美国、以色列和海湾逊尼派国家的“阴谋”，以及世界上所有反伊朗势力的集中代表。在伊朗人看来，伊朗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世界上始终处于被压迫地位；作为一个什叶派国家，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处于被压迫地位。因此，伊朗人对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高度敏感，对宗教安全威胁的敏感性有过之无不及。“伊斯兰国”组织公开宣称以所有什叶派和伊朗为其主要攻击目标，在行动上则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并一度逼近伊朗边境。“伊斯兰国”组织这种基于反什叶派思想的宗教极端主义，近年来对伊朗国家安全和宗教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伊拉克和叙利亚是具体国情和外部环境各不相同的两个主权国家。叙利亚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这种联盟关系使伊朗能够将触角延伸至地中海地区。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很快为巴沙尔政府提供金钱、设备和军事援助。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海湾国家一直认为，伊朗基于什叶派的教派认同来制定对外政策。随着叙利亚内战的深入发展，伊朗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越来越多地被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解读为基于什叶派教派联盟的选择，这无疑强化了叙利亚内战的教派冲突色彩。事实上，伊朗与叙利亚政府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时一直突出反恐合作，并极力避免教派色彩。相比较而言，“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的威胁更加严峻。伊拉克的局势发展直接影响着伊朗的国内安全，“伊斯兰国”组织的溢出效应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利益构成威胁，包括数十亿美元的出口贸易、能够维系伊朗影响力的伊拉克什叶派支持者、存在独立倾向的跨国库尔德人问题等。伊朗高层中虽然有人质疑伊朗政府对叙利亚内战的深度介入，但普遍支持该国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对伊朗而言，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是肢体之忧，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则是心腹大患。
（二）伊朗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与措施
自1932年伊拉克独立以来，伊朗与伊拉克两国关系跌宕起伏。1979年之前，两国同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支柱，保持着良好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的什叶派世界主义与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泛阿拉伯主义产生冲突，双方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惨烈战争。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两伊关系迅速修复。“伊斯兰国”组织的不断壮大使得伊朗与伊拉克面临共同的威胁——该组织曾发誓要根除什叶派，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逊尼派的“哈里发国家”。
在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利益、教派利益、外部干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伊朗确立了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原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第一，强调遵守国际法，尊重伊拉克的国家主权。伊朗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表达了对伊拉克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尊重，表示不会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作战。2014年6月24日，伊朗总统鲁哈尼曾表示：“我们准备在国际法框架内根据伊拉克国家的要求提供帮助……如果伊拉克政府提出要求，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但我们从未考虑过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作战。”对于美国在伊拉克进行空袭行动和可能的地面军事介入，伊朗表达了敦促美国尊重伊拉克主权的立场。鲁哈尼曾指出，“在一个国家实施轰炸必须依据合法程序，要么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要么根据该国领导人正式提出要求来实施”。
第二，维护伊拉克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伊朗认为，如果伊拉克分裂成什叶派国家、逊尼派国家、库尔德联邦三个小国，伊拉克将不再是一个什叶派占人口多数并对伊朗友好的国家，这无疑将削弱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一个独立的逊尼派国家可能与沙特联合，成为前复兴党成员的潜藏地。一旦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国内的库尔德分裂势力将对这三个国家产生消极影响。伊朗外长扎里夫曾表示，伊朗首先想要确保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地区国家也都希望维持伊拉克现有的国家边界和安全统一，伊拉克一旦解体，将对整个地区造成灾难。
第三，弱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行动的教派色彩。面对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强烈的反什叶派思想，伊朗领导人注重弱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行动中的教派色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在伊拉克发生的不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争，傲慢的强权势力想利用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势力和“伊斯兰国”组织剥夺伊拉克的稳定和安宁。伊朗认为，“伊斯兰国”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不应属于伊斯兰教的范畴。伊朗外长扎里夫曾表示不会将该组织称为“伊斯兰国”，因为它既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基于各种特殊原因形成的复杂的恐怖组织。伊朗认为，如果突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反恐行动的教派色彩，不利于削弱该组织在伊拉克的社会基础。在伊朗看来，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最有力的软实力工具，“阿拉伯之春”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延续和“伊斯兰的觉醒”。但“伊斯兰国”组织在其极端意识形态中突出反什叶派的宗派主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伊朗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第四，避免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注重“幕后”参与。在军事上，伊朗竭力避免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与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在危机早期，伊朗一直否认伊拉克境内存在伊朗军队。2014年6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从未向伊拉克派遣任何部队，“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从未将我国部队派遣至他国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坚称不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有其历史原因。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什叶派秉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没有响应霍梅尼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宗教号召。时隔多年，伊朗依然担心，直接派兵参战或将激化伊拉克国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
第五，宣示保卫什叶派圣地的底线原则。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城略地，伊朗领导人多次表达了保卫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的底线。伊朗总统鲁哈尼曾明确宣示过伊朗的“红线”不允许巴格达被恐怖分子占领，更不会放任恐怖分子占领卡尔巴拉、纳杰夫等宗教圣地。什叶派圣地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对圣地圣陵的崇拜是什叶派表达宗教情感的重要方式。“一个侯赛因的陵墓胜过千军万马，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引起什叶派信徒广泛且持久的共鸣。……共同的信仰体系、宗教仪式、庆祝活动和宗教情感，将什叶派各支派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什叶派大家庭。”巴格达是伊拉克什叶派政权的政治中心，巴格达的沦陷意味着什叶派政权的颠覆；而卡尔巴拉、纳杰夫等什叶派圣地一旦遭到“伊斯兰国”组织的攻陷，什叶派的宗教历史根源将被切断。
面对“伊斯兰国”组织日益增长的威胁，伊朗在遵循上述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向伊拉克提供了政治支持与军事援助。
在政治上，伊朗领导人多次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和各族群派别共同抵抗“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2014年6月13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强调伊朗支持并尊重伊拉克人民的选择，“无论伊拉克选择谁做总理，我们都全力支持伊拉克总统和议长，对我们而言，我们首先要尊重伊拉克人民的选择”。伊朗议长拉里贾尼也表示，“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一直坚持所有族群必须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伊拉克权力机构的建设”。阿巴迪在2014年8月当选为伊拉克总理后，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里·沙姆哈尼表示，伊朗呼吁“伊拉克所有团体和联盟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应对外部威胁”。2015年6月21日，伊拉克议会民族联盟代表阿巴斯·贝雅提访问伊朗期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调，伊朗不会让伊拉克独自面对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斗争。
在军事上，为支持伊拉克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朗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2013年11月，伊朗与伊拉克签署军事援助协议，伊朗向伊拉克提供包括小型武器、迫击炮、坦克和炮兵弹药在内的军事装备。摩苏尔沦陷后，伊朗公开向伊拉克提供无人侦察机。随着伊拉克安全形势的恶化，伊朗开始每天向伊拉克空运140吨的军事装备，包括火箭弹、重机枪和火箭发射器等。同时，伊朗还通过向伊拉克派遣安全顾问，为该国政府和军队提供支持。摩苏尔陷落后，苏莱曼尼及其率领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迅速被派驻至伊拉克。此后，苏莱曼尼频繁出现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2015年3月，伊拉克安全部队、什叶派民兵和逊尼派民兵收复提克里特战役的指挥官就是苏莱曼尼。除提供战略物资和战术指导外，苏莱曼尼还向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部队提供资金支持。2016年11月26日，伊拉克议会通过法案，正式确立什叶派民兵部队作为国家武装部队成员的地位。伊朗还为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培训和咨询，建立了联合作战中心，促进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与沟通。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国际联盟、伊拉克政府军与什叶派民兵组织、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等反恐力量的建立，使伊朗避免了被迫直接大规模出兵伊拉克的局面。
（三）伊朗应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与措施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当时隶属于“基地”组织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成员乘机潜入叙利亚，成立“支持阵线（Jabahat al-Nusrah）”，该组织之后发展成为叙利亚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反政府逊尼派极端武装之一。2013年4月，“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宣布合并“伊拉克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并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宣布建立“哈里发国”，自称哈里发，并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尽管遭到“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和“支持阵线”头目朱拉尼的反对，巴格达迪依然打着“伊斯兰国”旗号在叙利亚内战中搅局，并导致“伊斯兰国”组织与“支持阵线”一度交恶并发生激烈冲突。
作为叙利亚的盟友，伊朗在叙利亚的底线是保住阿萨德政权。“伊斯兰国”组织和“支持阵线”是叙利亚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极端武装。对伊朗而言，叙利亚是伊朗与沙特开展地缘博弈的重要舞台。以色列前摩萨德官员认为，“阿萨德政权摇摇欲坠，叙利亚正在成为伊朗的阿喀琉斯之踵”。不同于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占人口少数的什叶派（阿拉维派）政权。在叙利亚内战中，叙反对派组织在国内拥有广泛的（逊尼派）教派基础，在国际上受到沙特和卡塔尔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支持。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升级，越来越多的极端分子从境外涌入叙利亚参加内战，加入了各种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
在应对叙利亚危机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方面，伊朗制定了一整套战略。第一，直接向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援助。第二，寻求通过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来维护阿萨德政权，主要表现为敦促阿萨德政权压制对手、实行改革、与合法的叙反对派进行谈判，并提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和平计划。第三，建立一个亲阿萨德的国际阵营，防止中立国家加入西方主导的反阿萨德联盟。第四，向叙利亚提供经济支持，维护伊朗在叙的经济利益。第五，强化伊朗在黎巴嫩的影响，扶植独立于真主党的新力量。第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示黎巴嫩真主党，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阿萨德政权，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
伊朗对叙利亚的军事援助是上述战略的关键。可以说，没有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军事上的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难以维系至今。伊朗对叙利亚采用渐进式的军事介入，从最初的技术情报支持到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再到直接派遣军事人员帮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组织什叶派志愿军赴叙利亚参战等。随着叙反对派武装力量的壮大，伊朗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力度也逐渐增强。伊朗从2012年开始向叙利亚派遣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成员，训练叙利亚部队和亲政府民兵开展非常规、不对称的新型战争，组建准军事部队。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加剧，伊朗通过增派精锐部队圣城旅，加大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力度。2015年10月，西方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现身叙利亚的照片，暗示伊朗地面部队已进入叙利亚作战。2016年4月4日，伊朗陆军协调与作战部副部长阿里·阿拉斯特表示，伊朗军队已在叙利亚部署特种部队65旅，这是伊朗首次对外宣布向叙利亚派遣特种部队。此外，伊朗还组织协调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什叶派志愿者进入叙利亚参战。
在叙利亚战场上，“伊斯兰国”组织并非一直是阿萨德政权的首要威胁。叙利亚政权的直接利益集中在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南部和卡拉蒙地区；“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范围在该国东北部，其在当地的主要对手是叙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西方国家曾指责阿萨德政权和“伊斯兰国”组织协同作战，共同打击叙反对派武装，但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有学者指出，“阿萨德非常乐意让‘伊斯兰国’组织发展壮大，并借助其影响力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实际上，在奉行极端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国”组织看来，阿萨德的阿拉维派政权无异于“邪恶的异教徒政权”，这种结构性冲突不存在妥协与调和的可能，更遑论所谓的协同作战。
2015年9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强力支持陷于绝境的阿萨德政权，进而扭转了战场局势。2016年12月，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军的支援下收复了第二大城市阿勒颇，标志着叙利亚内战形势出现重大转折。作为叙利亚邻国的土耳其自2016年7月以来调整外交政策，一度脱离了要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西方和阿拉伯阵营，与俄罗斯和伊朗结成新联盟，意在通过参与和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本国利益。在此形势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伊斯兰国”组织推翻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借助俄罗斯等外部力量，伊朗阶段性地实现了自己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
三、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中的大国因素
伊朗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准国家化”特征的“伊斯兰国”组织是新型国际恐怖组织，尽管国际社会对该组织的性质已形成共识，但在打击该组织的问题上，各方都努力维护自身利益，借反恐来强化盟友关系和打击对手。美国、俄罗斯、沙特、土耳其等域内外大国是伊朗制定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美国因素
“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坐大，从内因看是两国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社会治理失当所致，从外因看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结果。冷战期间，美国通过扶持沙特等保守的伊斯兰力量，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通过加大对伊斯兰极端武装力量的支持来抗击苏联。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争引发的地区乱局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巨大的活动空间。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美国支持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长期以来的敌对关系，美国与伊朗双方互不信任。在伊朗看来，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负有主要责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扶植了该组织；美国对待“伊斯兰国”组织持双重标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流于形式；伊朗与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只能进行有限合作；美国应尊重伊拉克的主权，不能出动地面部队。而在美国看来，伊朗始终是美国的一个威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毫不讳言地指出，伊朗对美国的威胁要远大于“伊斯兰国”组织。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政治家和高层决策者的真实看法。
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国”组织对美伊两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对美国而言，如果伊拉克政权被极端势力推翻，意味着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中东反恐政策的彻底失败。对伊朗而言，“伊斯兰国”组织不仅威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而且将什叶派穆斯林作为主要攻击对象。美国曾一度想绕开伊朗，单独组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联盟，伊朗领导人也高调表示不会与美国合作。但是，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伊朗和对手美国的合作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
2015年3月以来，在伊拉克政府军地面力量的配合下，美国空袭“伊斯兰国”组织的效果显著增强。美伊双方在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达成了某种默契，美国默许伊拉克政府接受伊朗对该国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武器和后勤援助。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斯兰国”组织的现实威胁，也减少了伊朗直接干预伊拉克地面战场行动的需要。
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伊朗视为自己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重大威胁，但面对“伊斯兰国”组织更加严峻的现实威胁，美国不得不“两害相较取其轻”。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促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签订，客观上再次缓解了伊朗的地缘政治压力。
（二）沙特因素
伊朗和沙特分别是中东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代表，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处于对立和冲突状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开始对外“输出革命”，令沙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和安全受到严重挑战，双方关系开始恶化。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对沙特的立场一度由激进对抗转向温和务实，但基本矛盾仍未消除。“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日益严重的教派矛盾加剧了伊朗与沙特两国的紧张关系。
有学者认为，以瓦哈比派教义立国的沙特一方面与“伊斯兰国”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相同的反什叶派思想基础，沙特坐拥麦加和麦地那两大伊斯兰教圣地，成为伊斯兰世界事实上的“反什叶派中心”；另一方面，沙特王室与“伊斯兰国”组织也存在冲突。该组织认为沙特王室与西方势力同流合污，不是真信者，而是腐败分子，已丧失统治伊斯兰教圣地的合法性。“伊斯兰国”组织一度宣称要进军麦加，夺回圣地，与沙特争夺逊尼派的正统地位。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强调，“首先对付‘拉菲达’（什叶派）……其次是苏鲁勒（即沙特的逊尼派支持者）……然后才是‘十字军’和他们的基地”。2014年3月，沙特将“伊斯兰国”列为恐怖组织，宣布该组织是伊斯兰教最大的敌人。2015年12月16日，沙特宣布组建由34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反恐军事联盟。
事实上，沙特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始终三心二意，其主要目标是借反恐之名，行防范和遏制伊朗什叶派势力扩张之实。2014年12月3日，沙特同海合会国家计划设立联合军事指挥部，应对伊朗以及“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巴林外交部长哈立德·哈利法指出，新的海合会军事部队两年前开始运作，从现在开始“协调”，反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威胁和也门乱局。2016年4月15日，担任轮值主席的沙特和土耳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公报中声明：“会议谴责伊朗干涉该地区各国以及巴林、也门、叙利亚和索马里等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内部事务，以及持续支持恐怖主义。”面对沙特的战略遏制和刻意渲染的教派冲突，念及什叶派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地位，伊朗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时竭力否认和淡化教派色彩，强调它的恐怖组织性质。与此同时，伊朗也组织中东国家的什叶派志愿军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
（三）俄罗斯因素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1980年10月8日，叙利亚和前苏联缔结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叙苏联盟关系正式形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留了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延续了两国的军事合作。迄今，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唯一拥有军事基地的国家。一旦失去叙利亚，俄罗斯就会失去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威慑力，不得不面对北约东扩进一步挤压其战略空间的现实。俄罗斯确保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不倒的立场与伊朗不谋而合。
在叙利亚，俄罗斯在支持阿萨德政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外交上，俄罗斯多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否决了涉叙决议草案。在军事上，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对该国境内的极端组织进行空中打击，扭转了叙利亚战场局势，挽救了叙利亚政府免于覆亡。2016年12月22日，叙利亚政府宣布收复阿勒颇。12月30日，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促成的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武装停火协议生效。2017年1月23日，俄罗斯、伊朗与土耳其促成的叙利亚和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俄罗斯“以打促和”的局面逐渐明朗。
俄罗斯和伊朗在捍卫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方面保持立场一致。政治上，两国都主张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认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须经叙利亚政府同意，并主张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屡次动用否决权，在谈判中明确拒绝反对派要阿萨德下台的前提条件，军事行动高调且成效显著。相比之下，伊朗的军事援助和出兵助战则显得低调谨慎。究其原因，介入叙利亚战事对俄罗斯而言是以维护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利益为目标；对伊朗而言则是唇亡齿寒的生存之战，并伴有复杂的教派、政治和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发挥了阶段性的主导作用，但对阿萨德政权力挺到底的还是伊朗。
（四）土耳其因素
土耳其是叙利亚的重要邻国，两国共同拥有560英里（约900公里）的陆地边界。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地区大国中，土耳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土耳其视其为自身崛起和推行“土耳其模式”的大好时机，不仅公开表态要求阿萨德下台，而且断绝了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并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直到2014年，土耳其仍在支持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和“支持阵线”在内的叙极端组织和反对派组织。土耳其对取道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大量外籍极端分子视而不见，一度成为叙反对派武装的后方基地。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首要目标是推翻阿萨德政权和防范库尔德势力坐大，其次才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但在内外压力下，土耳其逐步调整对叙政策，放弃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同时继续支持叙反对派中的“叙利亚自由军”。作为回应，“伊斯兰国”组织开始对土耳其频繁发动恐袭。同时，土耳其担心美国支持叙北部库尔德武装抵抗“伊斯兰国”组织会使土国内的库尔德分裂势力乘势坐大，因而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渐趋积极。
在叙利亚内战中，土耳其原属美国和沙特阵营，与俄罗斯和伊朗立场对立。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导致土俄关系恶化。然而，2016年6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信普京，就土军方击落俄战机事件向俄方道歉。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指责美国是政变的幕后主使，土美关系趋冷，俄土关系迅速回暖。土耳其一改先前坚持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立场，和俄罗斯开始联手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致力于推动叙政府和叙反对派的和平谈判。土耳其在未遂政变后大幅调整政策，一方面派兵进入叙利亚北部压制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另一方面脱离颠覆阿萨德政权的西方和阿拉伯阵营，与俄罗斯、伊朗结成新联盟，试图共同主导叙利亚危机后半程，推动政治解决，确保本国利益。土耳其的政策调整有利于伊朗在叙利亚维持阿萨德政权的目标，但不可否认，土耳其的这种政策调整只是顺应形势的战术调整，其战略目标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四、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影响及前景
至2016年底，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遭受重创。叙利亚政府军拿下阿勒颇后，叙利亚内战出现重大转折。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叙政府和反对派逐渐倾向于通过和谈解决“伊斯兰国”组织等相关问题。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组织正在合力打击盘踞在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势力，成效显著。然而，“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和伊朗的威胁仍未完全消除。
（一）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效果
“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偏执和残暴使其与整个国际社会为敌。在国际社会的合力打击下，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效果明显，初步实现了消除“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威胁的战略目标。
在军事上，在伊朗等国的支持下，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政府变被动为主动，解除了“伊斯兰国”组织推翻现政权的威胁。在伊拉克，攻陷“伊斯兰国”组织最后军事据点摩苏尔的战役胜利在即；在叙利亚，围攻“伊斯兰国”组织大本营拉卡的战役也在稳步推进。作为具有准国家性质的政治实体，“伊斯兰国”组织在军事上对伊朗构成的安全威胁已基本解除。
在政治上，“伊斯兰国”组织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挑战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企图正在趋于幻灭。国际社会在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已达成诸多共识。曾为叙利亚反对派极端武装提供支持的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开始转变立场，加入了反“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这使得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获得了地区和国际力量的支持。
在宗教上，“伊斯兰国”组织滥杀无辜的残暴行为凸显了其反人类的本质和恐怖组织的性质。包括沙特大穆夫提、埃及爱资哈尔大教长在内的逊尼派宗教领袖都向世人揭示了该组织的反伊斯兰性质，使其在伊斯兰世界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在宗教安全层面的威胁得以消除。
（二）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政策的影响
首先，伊朗通过制定和实施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实现了维护叙利亚和伊拉克现政权的政策目标，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什叶派同盟，提升了地区影响力。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后，伊朗利用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促成了叙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和谈进程的开启。伊朗受邀参加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促成的阿斯塔纳叙利亚问题和平会议，成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重要参与方，凸显了伊朗在解决“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其次，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过程中，伊朗彰显出作为地区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伊朗与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关系因此一度缓和或改善。伊朗和美国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双方之间在反恐领域的有限合作以及伊朗核协议的签订使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伊朗与俄罗斯基于维护阿萨德政权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共同利益，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
最后，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未能改善其与中东逊尼派主要国家的关系。尽管“伊斯兰国”组织坐实恐怖组织的恶名，无法代表逊尼派国家与什叶派头号大国伊朗叫板，但逊尼派国家对伊朗的警惕和戒心甚至超过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防范。从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到2016年4月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公报中对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和“支持恐怖主义”的指责，都凸显出逊尼派国家对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的重视与防范。伊朗与中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仍将持续。
（三）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前景
首先，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势力对伊朗的威胁短期内难以消除。反什叶派思想是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中东逊尼派极端势力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逊尼派国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种反什叶派思想经过“伊斯兰国”组织所谓的“教义”包装，更具欺骗性和蛊惑性。即使“伊斯兰国”组织的政治实体被消灭，滋生其极端意识形态的土壤仍未根除。对伊朗等什叶派力量的偏见和仇恨将在中东逊尼派国家长期存在。
其次，伊朗依然面临地缘政治压力与挑战。在伊拉克，摩苏尔收复在即，但摩苏尔战役胜利后的伊拉克各政治派别能否捐弃前嫌、共同建设国家，仍存在很大变数。尽管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享有高度自治，逊尼派部落和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但伊拉克的政治制度设计决定了什叶派的优势地位，伊朗与伊拉克政权保持良好关系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在叙利亚，俄罗斯的介入使叙政府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阿萨德政权暂保无虞。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伊朗的立场日趋强硬。2017年4月6日，美国借“化武事件”首次空袭了叙利亚政府空军基地。美国及其阿拉伯逊尼派盟国仍未放弃推翻阿萨德政权的企图，正在加强对叙反对派的支持。在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等域内外势力的干预下，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即使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通过和平谈判就国家重建达成一致，阿萨德的阿拉维派政权也难以继续维持先前的威权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伊朗对叙利亚的影响程度恐难长期联系。
最后，“伊斯兰国”组织激化的教派矛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难以消弭。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由来已久。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教派矛盾逐渐成为影响中东政治和局势走向的重要变量。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有意突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差异，通过强调逊尼派的正统性和谴责什叶派的“异端”倾向来强化教派认同，以此消解伊朗伊斯兰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以及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进一步提升了中东伊斯兰国家什叶派的政治抗争意识，加剧了中东国家内部和地区范围内的教派斗争和矛盾。在此背景下，叙利亚内战逐渐演变为具有强烈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战争，并成为“伊斯兰国”组织用来激化教派矛盾和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契机。伊朗虽然强调“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性质，通过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对其进行打击，淡化反恐政策中的教派色彩，但这一策略的效果不彰。可见，教派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和理论武器，仍将对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长期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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