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东国际关系】毁坏圣像运动的起因： 以伊斯兰政权和拜占庭帝国关系为视角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互动关系和拜占庭帝国毁坏圣像运动的产生及演变存在重要关联。8世纪初以降，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相对缓和，战争局限于边境地区，导致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的重要性上升，其宗教实践中的反圣像崇拜倾向因此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流宗教政策。而随着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衰落，伊斯兰政权不再对拜占庭帝国构成威胁，边境地区战略地位丧失，使得其奉行的反圣像崇拜观念亦为帝国官方所抛弃。毁坏圣像运动的短暂中止，则是由于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位期间，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斗争趋于激烈，引发全面战争，边境地区居民重要性相对下降所导致的。
关键词
毁坏圣像运动；伊斯兰政权; 拜占庭帝国; 保罗派；阿提加诺派
作者简介
张一哲，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2014级研究生；吴冰冰，博士，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副教授。
正文
圣像是一种宗教艺术形式，它兴起于罗马帝国中后期，主要指绘制在木板和墙壁上面的耶稣、圣母玛利亚等基督教人物画像。圣像崇拜（icon veneration）常指以亲吻圣像、在圣像面前燃香等方式，期冀获得上帝佑护的一种宗教活动。自圣像崇拜活动出现之日起，各类批评如影随形，最终演变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毁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
一般认为，毁坏圣像运动分为三个阶段。730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下令教会移除圣像，拉开了毁坏圣像运动的序幕。787年，伊琳尼太后（Eirene，780～790年摄政，797～802年在位）召集尼西亚公会议，重新恢复圣像崇拜，此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尼西亚公会议，终于815年利奥五世（LeoV，813～820年在位）在圣索菲亚教堂召开会议，废除尼西亚公会议决议；第三阶段始于圣索菲亚教堂会议，终于843年摄政皇后塞奥多拉（Theodora）颁布认可圣像崇拜的新教仪，并下令销毁有关毁坏圣像运动的书籍。在整个毁坏圣像运动中，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运动的主要时期，尤以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 741～775年在位）和利奥五世最为狂热，他们不仅大肆破坏遍布全国的圣像，而且杀害了一批坚守圣像崇拜的教士。第二阶段则被称为“间歇期”，在此期间不仅圣像崇拜活动得到了恢复，而且先前支持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俗人士也遭到迫害。
一、文献回顾
对于持续百年之久的毁坏圣像运动发生及演变的原因，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宗教因素说。拜占庭帝国时期赛奥发尼斯（Theophanes）在《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ophnes Confessor）中最先提出了“宗教因素”说。他认为，726年爱琴海锡拉岛（Thera）和特雷西亚岛（Therasia）之间的海底火山爆发，被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视作上帝对圣像崇拜活动的示警，成为其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直接动因。据此说法及“摩西十诫”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当代不少学者继承了“宗教因素”说。
法国学者伦巴德（Alfred Lombard）认为，毁坏圣像运动就是一场纯粹的宗教运动，旨在恢复基督教的“纯洁性”，阻止偶像崇拜这类“异端”活动。路易斯·波义耳（Louis Bréhier）在认同伦巴德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该宗教论争的核心问题，即能否可以通过艺术手段来表现耶稣、圣母玛利亚以及诸位圣徒。之后，大部分学者接受了伦巴德和波义耳的观点，认为宗教因素是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剑桥拜占庭帝国史》就采用了这一观点。将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宗教因素，其优点是忠于史料和关注基督教自身传统的延续性，但其立论单一，忽视了毁坏圣像运动发生前后拜占庭帝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
第二，政治因素说。巴巴里奥普罗（Paparrigopoule）最早提出 “政治因素说”。他认为，利奥三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旨在遏制日益膨胀的教会势力，重塑拜占庭皇帝的普遍权威，毁坏圣像运动表面上看似一场宗教斗争，实则是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此后，有学者对此作了深入阐释，如阿尔韦勒（Hélène Ahrweile）详细论述了毁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帝国强化行省控制的作用，《剑桥拜占庭帝国史》则强调了君士坦丁五世借毁坏圣像运动对高级军官进行撤换，将自己的心腹派往重要军区担任长官的事实。这些研究力图证明，政治动机是毁坏圣像运动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经济因素说。乌斯平斯基（Uspensky）、陈志强等学者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提出了“经济因素说”。他们认为，拜占庭帝国政府发动毁坏圣像运动，旨在以此为借口和教会争夺土地、税收等重要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有研究证明，正是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拜占庭帝国政府没收了境内罗马教廷的地产，并将教会的慈善捐税并入官方税收体系，夺得了教会手中的大笔财富。
第四，外部因素说。“政治因素说”和“经济因素说”考虑了毁坏圣像运动爆发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尤其突出了拜占庭帝国政府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不过其立论更多地是根据毁坏圣像运动对政治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来逆推该运动背后的动机，造成解释力不足。因此，在探究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原因时，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伊斯兰教与拜占庭东部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著名拜占庭史学者瓦西列夫（Alexander Vasiliev）认为，外部因素在毁坏圣像运动发生过程中不可或缺。他注意到毁坏圣像运动期间的拜占庭帝国执政者多数来自东部边境地区，如祖籍叙利亚的利奥三世长期在安纳托利亚等地担任军官、利奥五世来自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II, 820～829年在位）出生于菲利吉亚省（Phrygian Province）。东部边境地区与新兴的伊斯兰政权控制区接壤，易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禁止在绘画和雕塑中出现人和动物形象，圣像崇拜无疑也属于一种偶像崇拜。同时在东部边境地区还活跃着犹太人（Jews）、保罗派（Paulicians）和阿提加诺派（Athiganois）社群，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均反对圣像崇拜。因此，在该地区长大成人的利奥三世等统治者自然具有反圣像崇拜的倾向，加之对政治、经济等实际利益的考量，他们上任后必然会采取反对圣像崇拜的政策。事实上，瓦西列夫的观点在史料中也得到了佐证，如赛奥发尼斯在《编年史》中即已提到伊斯兰教对利奥三世的影响，称其有着“萨拉森人（指阿拉伯人）的心智”（Saracen-minded）。
此后，著名伊斯兰研究者帕特里夏·克龙（Patricia Crone）对瓦西列夫的观点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论证。她认为，721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叶齐德二世（Yazīd II）曾发布禁止偶像崇拜的诏书，并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偶像的措施，拜占庭帝国随之爆发了毁坏圣像运动，这种时间上的相继性并不能完全归于偶然，而应视为拜占庭帝国对叶齐德二世举动的回应。克龙还认为，同样奉行一神教的伊斯兰政权迅速兴起，在宗教上和政治军事上构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双重冲击，并造成一种强烈的恐慌心理，以致拜占庭统治者认为，只有和伊斯兰政权一样虔诚地反对偶像崇拜这种“异端”行为，才能重新获得上帝的青睐，这构成了利奥三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心理基础。经过瓦西列夫和科恩两位权威的论证，“外部因素说”即伊斯兰教的影响甚至被视为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首要原因，并逐渐被众多学者所认可。但该观点并非没有缺陷，首先，它过分强调了君主成长环境的作用，似乎利奥三世、利奥五世等人如果不是来自东部边境地区，毁坏圣像运动就不会发生，这相当于将运动的发生完全归结于偶然性；其次，它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疑点，由于毁坏圣像运动最后归于失败，历史学家在记录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君主时，往往采取一种贬损的态度，利奥三世受叶齐德二世的影响而发动毁坏圣像运动，很可能出于历史学家的夸张，以给后人留下其受伊斯兰政权支配的印象。
综上所述，毁坏圣像运动应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整体考虑宗教、政治、经济、外部因素后，依然存在两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其一是毁坏圣像运动的起止时间问题，即为何利奥三世执政十余年后会突然发动毁坏圣像运动，而塞奥多拉会在执政之初终止毁坏圣像运动，并且此后毁坏圣像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其二是中止期问题，即为何毁坏圣像运动会在第二阶段暂时停止。
虽然现有研究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但“外部因素说”注意到拜占庭东部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在毁坏圣像运动中的作用，为我们考察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下文拟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下，将宗教少数群体地位的变化作为变量引入对毁坏圣像运动的讨论中，以期回答这两个问题。
二、毁坏圣像时期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7世纪初，新生的伊斯兰政权以惊人的速度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萨珊波斯与拜占庭成为其大规模对外扩张的两大障碍。637年，阿拉伯军队攻陷萨珊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Ctesiphon）。651年，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Yazdegerd III）在呼罗珊被杀，标志着延续四百余年的萨珊波斯帝国灭亡。与此同时，伊斯兰政权开始进攻拜占庭帝国。636年，阿拉伯军队在雅穆克战役中彻底击溃罗马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率领的拜占庭军队，至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641～668年在位）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势力已完全退出叙利亚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托罗斯山脉（Taurus）成为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政权的边界。
此后半个多世纪，伊斯兰政权曾多次试图向拜占庭帝国的腹地进军。674～680年之间，伊斯兰政权从马尔马拉海的基地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但收效甚微，仅占领了爱琴海中的罗德岛与克里特岛。到7世纪末，阿卜杜拉·本·祖拜尔（‘Abd Allah Ibn al-Zubayr）自称哈里发，引发内战，伊斯兰政权基本停止了对拜占庭帝国的进攻。8世纪初，恢复稳定的伊斯兰政权再度进攻拜占庭帝国。707～708年，倭马亚王朝军队一度控制了提亚拿（Tyana），714年抵达君士坦丁堡附近的盖拉提亚（Galatia）地区。716年，伊斯兰政权对拜占庭帝国的进攻达到顶峰，倭马亚王朝集结数万军队向拜占庭帝国腹地进发，拱卫君士坦丁堡的重镇纷纷失守。717年，时任安纳托利亚军区指挥官的利奥三世借乱发动政变，建立了伊苏里亚王朝（Isaurian Dynasty）。不久，阿拉伯军队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利奥三世依靠坚固的城防和“希腊火”，最终击退了敌手。
简言之，毁坏圣像运动发生前，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高度紧张，拜占庭帝国虽然击退了伊斯兰政权大规模进攻，但依然面临严峻的考验。
718年，倭马亚王朝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成为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利奥三世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720年至740年间，利奥三世先后六次击败倭马亚王朝军队。740年，阿克罗恩（Akroinon）大捷后近半个世纪，伊斯兰政权的军队再也未能进入安纳托利亚腹地。此后，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进入相对平稳期，伊斯兰政权一般只在每年夏季对拜占庭帝国组织例行的远征，作战范围局限在边境地区，且以掠夺战利品为主要目的。743年至754年间，上述例行远征因倭马亚家族成员之间争夺哈里发职位爆发内战及之后的阿拔斯革命而中止。此外，伊苏里亚王朝历任君主始终对东部边境地区的将领怀有猜疑，唯恐他们借助战争扩大自身实力，觊觎帝位，因此并未利用伊斯兰政权内部的混乱形势发动大规模反击。
由此可见，在毁坏圣像运动第一阶段初期，伊斯兰政权的进攻势头便已得到有效遏制，此后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由全面战争转变为边境战争，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比较缓和的阶段。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毁坏圣像运动第二阶段前夕。780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赫迪（al-Mahdī）下令在托罗斯山脉北麓建立马赫迪亚（al-Mahdiyyah）城堡，作为阿拔斯王朝对拜占庭帝国进行战争的基地，标志着伊斯兰政权重新开始尝试向拜占庭帝国腹地推进。这一年恰逢伊琳尼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摄政太后。782年，马赫迪之子哈伦（Hārūn）率大军深入拜占庭帝国腹地，直达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伊琳尼太后接受屈辱的媾和条约，缴纳了巨额赔款和人头税。被利奥三世击败六十余年后，伊斯兰军队再次回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哈伦由此获得了巨大声望，在回到巴格达后被授予“拉希德”（al-Rashīd）的尊号，成为哈里发马赫迪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786年，哈伦（786～809年在位）继任哈里发，伊斯兰政权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升级。即位当年，哈伦便在托罗斯山脉南麓设立阿瓦绥姆（al-‘Awāṣim）军区并修建大规模工事，使其成为伊斯兰军队进攻拜占庭帝国的前沿基地。此后，每年伊斯兰政权都会发动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且规模不断升级。797年，哈伦亲率大军进攻拜占庭帝国，抵达帝国中部重镇安卡拉，导致拜占庭军事失利而引发政权更迭，亲政不久的君士坦丁六世被废黜，伊琳尼太后成为女皇。806年，哈伦率领十五万正规军越过托罗斯山脉，攻占了托罗斯山脉北麓重镇提亚拿，并命令就地修建清真寺，显示了永久占领托罗斯山区的决心。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I, 802～811年在位）被迫乞和，承认受伊斯兰教保护，每年为自己和儿子缴纳人头税。值得一提的是，哈伦自796年起即长期居住在靠近阿瓦绥姆军区的拉卡城（al-Raqqah），将内政委托给在巴格达的职业官僚集团，自己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当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夕。凭借对拜占庭帝国的战功，哈伦获得了“加齐—哈里发”的称号，并被视为阿拔斯王朝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哈里发。
由此可见，哈伦在位期间，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双方的战争规模再度升级，持续时间和强度均超越前代。如果我们对同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哈伦继任哈里发的次年，伊琳尼太后通过尼西亚公会议正式恢复了圣像崇拜；在哈伦去世四年后（813年），利奥五世废除了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毁坏圣像运动重新开始。可以说，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二阶段基本与哈伦的统治时期共始终。这种时间上的重合决定了运动第二阶段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即双边关系始终保持高度紧张，大规模战争成为常态。
哈伦的去世标志着阿拔斯王朝黄金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艾敏（al-Amīn，809～813年在位）与麦蒙（al-Ma’mūn，813～833年在位）兄弟两人争夺哈里发职位的内战。这场内战一方面使巴格达以东地区遭到破坏，呼罗珊地方军阀在战后建立了塔希尔小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国力也受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在麦蒙及其弟弟穆阿台绥姆（al-Mu’taṣim, 833～842年在位）统治期间，伊斯兰政权内部依然较为稳定，并且巴格达中央政府始终有效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一统治核心地带，因此在多数年份伊斯兰政权仍会组织对拜占庭帝国的夏季远征。838年，穆阿台绥姆一度亲率大军穿越托罗斯山脉，进军安纳托利亚腹地，但遭失败。841年，穆阿台绥姆与拜占庭皇帝塞奥菲罗斯（Theophilos, 829～842年在位）签订和平协议。此后，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冲突基本停止。843年，拜占庭帝国的毁坏圣像运动也宣告终结。就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而言，毁坏圣像运动第三阶段基本上是一个战争形势逐渐趋于缓和，直至战争威胁彻底消失的时代。
通过对毁坏圣像运动期间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基本的对应关系，即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双方关系相对比较缓和，战争形式以伊斯兰政权例行的夏季远征为主，战争范围局限于边境地区。而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双方关系高度紧张，战争升级为全面冲突，战争范围也扩展到拜占庭帝国腹地。如果将这种对应关系进一步简化，可以观察到毁坏圣像运动进行的时期，恰恰是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较为缓和的阶段，而当毁坏圣像运动中止时，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这种对应关系背后必然有其特定逻辑，换言之，正是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变化，影响了毁坏圣像运动的进程。而造成这种影响的关键因素，是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以及该群体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冲突中的作用。
三、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的宗教信仰状况
就宗教信仰而言，拜占庭帝国的多数民众信仰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不仅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也是帝国的宗教中心。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是拜占庭教会的最高领袖，统一管理帝国境内的宗教事务。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因远离政治和宗教中心且毗邻伊斯兰政权，受拜占庭教会影响较弱，形成了异于拜占庭帝国腹地的独特宗教信仰。该地区居住着多个宗教少数群体，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犹太人、保罗派和阿提加诺派，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均反对圣像崇拜。
拜占庭帝国自建立之日起，其境内就居住着规模不小的犹太社群，除首都君士坦丁堡外，这些犹太人主要集中于帝国东部、靠近伊斯兰政权的小亚细亚等地区。客观而言，犹太人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反圣像崇拜倾向。圣像毁坏运动前夕，支持圣像崇拜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杰玛诺（Germano）曾致信菲利吉亚地区的那科雷城（Nakoleia of Phyrgia）主教君士坦丁（Constantine）以及克劳迪欧波利斯（Claudiopolis）主教托马斯（Thomas），指责他们的反圣像崇拜政策。杰玛诺在信中指出，两位主教所采取的措施等于变相承认了先前犹太人和穆斯林反对圣像崇拜活动的正确性，从而给犹太人和穆斯林诽谤基督教的机会。可见，当时拜占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反对崇拜圣像，批评普遍的圣像崇拜活动，而拜占庭教会知道这种情况。
与犹太人不同，保罗派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教派。关于该教派的得名原因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该教派信徒是萨莫萨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的追随者，故而得名，此人曾担任安条克主教（bishop of Antioch）；另一种说法是该教派得名于使徒保罗（Apostle Paul），因为其追随者力图恢复使徒保罗时代那种原始的、形式简洁的基督教。这两种说法的准确性已经无从考证，但显示出保罗派的两个特点，前者表明保罗派起源于拜占庭帝国边境地区，因为安条克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萨莫萨塔位于托罗斯山区，均位于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萨莫萨塔更是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多次易手；后者表明保罗派信徒倾向于恢复基督教原初状态，在宗教实践中表现为反对基于基督教的种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其中就包含圣像崇拜。
与犹太人和保罗派相比，关于阿提加诺派的记载相对较少。该教派也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教派，信徒主要分布于帝国东部边境的菲利吉亚等城镇，与当地的保罗派和犹太人等宗教少数群体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据称，阿提加诺派信奉撒马利亚诺斯替主义（Samaritan Gnostics），这是一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教义，与犹太教存在较深的渊源。该教义的信奉者仅认可摩西五经（Pentateuch），在宗教实践中追求教仪的纯粹性，具体表现就包括反对圣像崇拜活动。该教派与保罗派均被拜占庭教会视为异端，其信徒只有重新受洗，才会被正统教会所接纳。据史料记载，他们和毁坏圣像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坚定反对圣像崇拜的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二世据说就是在阿提加诺派社区长大的。
由前述可见，犹太人、保罗派、阿提加诺派这三个拜占庭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均反对圣像崇拜。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整体宗教氛围，还受到另一历史事件的影响，即东部边境地区处于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交界地带，在伊斯兰政权兴起后长期受到战争影响，城镇与耕地的规模都逐渐萎缩，同时拜占庭帝国政府为了制造缓冲带而主动进行人口内迁，因此该地区的居民始终在向帝国内部回流。在内迁的居民中，多数人忠于拜占庭帝国政府和拜占庭教会，认可主流宗教信仰，而留居当地的多是担心受到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在整个拜占庭帝国境内，上述宗教群体属于少数，但在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其信徒所占人口的比例及其教义的影响力都在不断上升。虽无具体统计数据，但大体可以判断，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反对圣像崇拜的宗教少数群体居于主导地位。
事实上，瓦西列夫等学者早就注意到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对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但笼统地谈论这种影响，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前文所提出的基本对应关系，即当毁坏圣像运动进行时，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较为缓和，而当毁坏圣像运动中止时，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则趋于激烈。解释这一对应关系的关键，在于伴随着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变化，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影响力发生的变化。
四、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中的宗教少数群体
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当两个邻国关系比较紧张或经常在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时，边民在本国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往往会上升。一方面，对于本国而言，边民在冲突中是参战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敌国而言，边民又是分化瓦解的重点对象。因此，在边境武装冲突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者通常会更加重视本国边民的利益诉求，并出台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对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而言，这种情况也不例外。两个特殊因素使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居民的地位在这种冲突中异常重要。
第一个特殊因素是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普遍推行军区制（Theme）。伊斯兰政权崛起后，由叙利亚境内撤出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在托罗斯山脉北麓一线安顿下来，并被整编为军区，该制度遂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推广开来，协助利奥三世发动政变的安纳托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在众多军区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军区制始于西罗马时期，是一种军民融合制度，即军区辖地内的民政和军政权力集中于军区长官（strategus）之手，军区就地征兵，配给每位士兵家庭小块耕作土地。作为回报，辖地必须长期向军区输送兵员。军区士兵很少跨区调动，多在本军区辖地内作战。在边境冲突中，拜占庭帝国的参战部队主要由本地居民组成，从而增强了边民作为参战力量的重要性。
第二个特殊因素是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如上所述，宗教少数群体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民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无论是异教徒犹太人，还是“异端”的保罗派、阿提加诺派，都长期受到拜占庭帝国政府与拜占庭教会的排挤、迫害，这使他们更易受到伊斯兰政权的分化与策反。如上文曾提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杰玛诺对两位地方主教的指责，一方面表明当时拜占庭境内的犹太人具有反圣像崇拜的倾向，另一方面则隐约透露出，拜占庭教会认为犹太人和伊斯兰政权存在着某种合作。当代学界认为，虽然没有拜占庭帝国境内犹太人与伊斯兰政权合作的直接记录，但早在前伊斯兰时代，犹太人就曾经和拜占庭帝国的对手波斯人合作，由于宗教信仰、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拜占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政权应该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合作。
相较于犹太人，作为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派别，保罗派遭到拜占庭帝国政府和拜占庭教会更加残酷的迫害，因此其对拜占庭帝国的反抗也自然更为激烈。根据现有研究，保罗派最早形成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后来逐渐传播到亚美尼亚地区，成为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交界地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并于7世纪末开始与拜占庭帝国政府进行武装斗争。保罗派的斗争受到伊斯兰政权的大力支持，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期，保罗派信徒曾迁往伊斯兰政权控制的边境城镇马那那利斯（Mananalis），数年后才因各种原因返回拜占庭帝国境内。在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三阶段，保罗派信众杀死亚美尼亚主教，再度投靠伊斯兰政权。9世纪中叶，毁坏圣像运动结束后不久，大批保罗派信徒进入伊斯兰政权控制区，在特弗里克（Tephrike）形成新的活动中心，并与伊斯兰政权派驻当地的军事长官结盟，开展对拜占庭帝国政府的武装斗争。
此外，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斗争中，伊斯兰政权控制区内的宗教少数群体也和拜占庭帝国展开合作，共同对抗伊斯兰政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别克教派（Bābik）。该教派是伊朗马兹达克教的分支，因其领袖巴别克得名，活跃于阿拔斯王朝前期，主要在阿塞拜疆、里海南岸等地区传播。巴别克教派的信众多为波斯人后裔与库尔德人，曾多达二三十万名信众，并尝试通过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在巴别克教派与伊斯兰政权的斗争中，拜占庭帝国多次应其要求出兵，缓解伊斯兰政权对其围剿的压力。833年，一支巴别克教派武装在战败后曾逃往拜占庭帝国境内。838年，巴别克教派武装被伊斯兰政权彻底击溃后，其余部进入拜占庭帝国境内，归入拜占庭将领塞奥福波斯（Theophobos）麾下，协助拜占庭帝国军队与伊斯兰政权作战。
五、结语
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斗争中，宗教少数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双方努力分化和争取的对象，其活跃时期主要集中于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处于较为缓和的阶段时，毁坏圣像运动开始进行，而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趋于激烈时，毁坏圣像运动反而陷入中止。其原因就在于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相对缓和时，双方的战争主要集中于边境地区，拜占庭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拜占庭帝国统治者会发动毁坏圣像运动，迎合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反对圣像崇拜的立场，以在斗争中获取他们的支持。
而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趋于激烈时，双方的战争拓展到拜占庭帝国腹地，此时边民不再是参与战争的主要力量，拜占庭统治者迎合东部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的意愿降低，因此会放弃反对圣像崇拜的政策，回到拜占庭教会所支持的圣像崇拜传统上来。此外，这一时期在伊斯兰政权强大的攻势面前，拜占庭统治者被迫向其缴纳屈辱的人头税，这也可能促使他们故意采取与伊斯兰教相反的宗教政策，支持带有偶像崇拜色彩的圣像崇拜活动，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自身的尊严。
至于拜占庭统治者为何在843年重新恢复圣像崇拜活动，这是由于随着伊斯兰政权内部陷入混乱，其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威胁已基本消失。在此情况下，东部边境地区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已不具备突出的战略意义，而完全成为边缘地带，对边境地区居民的政策倾斜被废止亦在情理之中。圣像崇拜是拜占庭帝国宗教传统的一部分，而毁坏圣像运动则是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斗争的特殊产物。
帕特里夏·克龙在谈到毁坏圣像运动时曾指出，拜占庭帝国的宗教政策取决于其周边的“磁场”，伊斯兰教的出现改变了“磁极”，从而使拜占庭帝国更加犹太化而非希腊化，即从崇拜圣像转向毁坏圣像。在这一“磁场”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本来只是宗教实践上居于少数、政治上遭受打压的边缘群体。但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强烈反对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政权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地位，使其成为影响拜占庭帝国宗教政策的重要因素。此外，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影响力的强弱，又和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斗争的激烈程度息息相关，其间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历史上中东国际关系中强大政治力量与弱小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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