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包澄章：“支持阵线”的演变与“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
内容提要
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加剧了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内部分化，迫使“基地”组织作出“拓展网络”、“重塑权威”、“改善形象”三大战略选择。“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集中体现了“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战略考量，即借助叙利亚内战强化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世俗政权统治和推行伊斯兰统治的理念，利用叙利亚脆弱的政治进程整合叙反对派以加速本土化进程和拓展跨国网络，重新树立“基地”组织对国际“圣战”运动的权威。为实现“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长期目标，“支持阵线”于2016年7月宣布同“基地”组织脱离关系，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并于半年后同叙反对派多个组织合并组建“解放沙姆组织”，凸显了“基地”组织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躲避国际反恐力量打击、重塑自身权威的图谋。
关键词
“支持阵线”；“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叙利亚内战
作者简介
包澄章，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正文
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图片来源：Independent）
“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或al-Nusra Front）是近年来叙利亚境内发展最迅猛的极端组织之一，它最初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设立的分支组织。该组织主要活跃于阿勒颇、代尔祖尔、大马士革、伊德利卜等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省份。自2011年8月成立以来，“支持阵线”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关系经历了从附属、破裂至敌对等多个阶段。2013年4月“支持阵线”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前身）关系破裂后，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ri）。在六年多的发展历程中，“支持阵线”始终以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为首要目标，通过联合叙反对派武装及其他极端组织扩充兵力而持续坐大。至2015年5月，该组织成员规模已扩大至1万人左右。2016年，该组织发动和参与了687起袭击事件，较上一年增加了20%。2016年7月28日，“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并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h al-Sham）。2017年1月28日，“征服沙姆阵线”宣布与多个叙极端组织合并，并更名为“解放沙姆组织”（Hayʼat Tahrir al-Sham）。“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是“基地”组织战略调整及其与“伊斯兰国”组织争夺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的集中体现。
一、“支持阵线”的发展历程
“支持阵线”六年多的发展历程是叙利亚内战局势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基地”组织战略调整及其与“伊斯兰国”组织关系演变的重要体现。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关系发生变化、“支持阵线”自身实力壮大、叙战场形势出现转折、美国和俄罗斯对叙政策调整及各自在叙境内反恐效果等因素的影响下，“支持阵线”在叙利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2011年3月至12月）
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为该国境内和西亚地区极端组织的兴起创造了巨大空间。7月，“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及其副手哈吉·巴克尔（Haji Bakr）决定在叙利亚成立该组织的分支。8月，巴格达迪派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Abu Mohammad al-Julani）趁斋月期间带领其他6名指挥官前往叙利亚东北部组建新分支。9月和10月，朱拉尼先后召集过几次秘密会议，决定将“支持受阿拉维派和什叶派敌对势力压制的逊尼派”作为“支持阵线”成立的目标，但当时并未直接对外宣布这一决定。在成立初期，“支持阵线”的行动相对比较低调和隐蔽，专注于组织内部建设和从叙利亚境内招募成员来扩充规模，偶尔针对叙政府安全机构发动过几次小规模攻击，用来测试叙政府目标的防卫能力。
（二）适应阶段（2012年1月至7月）
2012年1月23日，“支持阵线”通过“基地”组织的论坛发布视频，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并对叙巴沙尔政权“宣战”。2月8日，“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在一段名为“叙利亚雄狮”（Lions of Syria）的视频中呼吁该组织成员和追随者“支持叙利亚的起义”。2012年上半年叙利亚内战全面爆发前，“支持阵线”虽然已制造多起炸弹袭击事件，并通过在线视频对外强调叙利亚局势是其重要关切，但当时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仍十分有限，基本上处于适应阶段。
（三）融入阶段（2012年8月至2013年3月）
进入2012年8月后，叙利亚内战升级，“支持阵线”一方面利用叙利亚内战尤其是阿勒颇、大马士革和代尔祖尔等地冲突发展壮大，迅速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从恐怖组织转向反政府组织，同时加强同叙反对派的联系和协调，联合叙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针对叙政府军频繁发动袭击，并在叙反对派打败叙政府军的几场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支持阵线”成立“救济部”（Qism al-Ighatha），开始向冲突地区的平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援助，以扩大自身影响力。2012年冬季，“支持阵线”向阿勒颇地区提供暖气、自来水、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在该阶段，“支持阵线”同时扮演着“革命者”和“援助者”的双重角色，并依靠这种策略成功融入了叙反对派内部和冲突地区的当地社区。同年12月，29个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签署“请愿书”，要求当地群众举行拥护“支持阵线”的示威游行，呼吁示威民众高呼“不要美国干预，因为我们都是支持阵线”的口号和高举该组织的旗帜。同年12月10日，“支持阵线”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
（四）决裂阶段（2013年4月至12月）
“支持阵线”在叙利亚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担忧。2012年11月，巴格达迪在一封秘密信件中敦促朱拉尼公开宣布“支持阵线”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联系，但遭到朱拉尼拒绝。同年12月，巴格达迪派遣副手哈吉·巴克尔前往叙利亚同朱拉尼会晤无果。2013年2月，巴格达迪亲自前往叙北部，同“支持阵线”领导层会晤，但仍未能说服朱拉尼“回心转意”。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遂决定单方面宣布将“伊拉克伊斯兰国”与“支持阵线”合并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两天后，朱拉尼否认“支持阵线”同“伊拉克伊斯兰国”合并，声称“支持阵线”是“基地”组织的一个独立分支，并借此重申对扎瓦赫里效忠。扎瓦赫里也否认两个组织合并，强调巴格达迪“在合并声明一事上犯了错误”。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基地”组织同“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关系决裂，也使得后者大幅削减了对“支持阵线”的资金援助。
（五）敌对阶段（2014年1月至8月）
2013年底，“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将叙反对派中“支持阵线”的盟友“沙姆自由人”（Ahrar al-Sham）组织列为敌手，导致2014年1月“支持阵线”将“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直接列为其攻击对象之一。2月3日，扎瓦赫里宣布因“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过于极端、残忍和野蛮而将其逐出“基地”组织，两者之间不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3月至8月，“支持阵线”同“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后更名为“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的冲突不断升级，导致“支持阵线”丢失了部分地盘。6月29日，巴格达迪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并将“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更名为“伊斯兰国”。这一事件标志着“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围绕国际“圣战”运动纲领和路线的争夺进入了新阶段，两者间的关系逐渐转向敌对状态。作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的“支持阵线”遂开始公开宣扬“基地”组织的理念，如朱拉尼曾在阿勒颇郊区的讲话中呼吁在叙境内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六）崛起阶段（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
“伊斯兰国”宣布“建国”后，该组织实施的一系列人质斩首等暴力事件令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14年8月，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起空袭；同年9月，美国将打击范围扩大至叙利亚，并发起组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支持阵线”利用这一契机在叙利亚战场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至当年12月，“支持阵线”同“安萨尔丁阵线”（Jabhat Ansar al-Din）、“沙姆战士”（Junud al-Sham）、“伊斯兰双重运动”（Harakat al-Muthanna al-Islamiya）、“阿克萨战士”（Jund al-Aqsa）、“乌玛旅”（Liwa al-Umma）、“沙姆自由人”、“伊斯兰神圣旅”（Liwa al-Qadisiya al-Islamiyyah）、“沙姆支持者营”（Kata’ib Ansar al-Sham）等圣战萨拉菲组织在战场上密切配合，不断提升自身在叙反对派内部的影响力。随着“支持阵线”与“伊斯兰国”之间冲突加剧，朱拉尼开始对外宣称“支持阵线”与“伊斯兰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寻求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反“伊斯兰国”的支持力量，试图主导战场话语和争夺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在提升战场影响力的同时，“支持阵线”还寻求将“基地”组织势力植入叙利亚本土。2015年初，扎瓦赫里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命令朱拉尼领导“支持阵线”更好地融入叙利亚革命和人民之中，同当地所有的伊斯兰组织进一步密切协调，建立覆盖整个叙利亚的伊斯兰教法司法系统，利用叙利亚的战略区域建设“基地”组织可持续的权力基础，停止任何袭击西方的相关活动。为此，2015年夏天“支持阵线”在伊德利卜省建立了伊斯兰教法法庭。
（七）重整阶段（2015年10月至今）
自2015年9月底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以来，美俄围绕叙利亚反恐的博弈加剧，两国同时加大了对叙极端组织的空中打击力度，叙战场平衡出现重大变化。由于“支持阵线”在伊德利卜、哈马和阿勒颇等地的据点经常成为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目标，该组织为确保自身利益和维持在叙反对派中的影响力被迫调整策略。2016年2月，朱拉尼透露可能通过脱离“基地”组织来换取同叙反对派极端组织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同时利用2月至6月间叙战场局势的变化将3,000名叙极端分子成功招至麾下。7月28日，朱拉尼在一段视频中正式宣布“支持阵线”脱离“基地”组织，强调“支持阵线”不再同任何外部团体存在隶属关系，并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也通过其副手艾哈迈德·哈桑·阿布·哈伊尔（Ahmed Hassan Abu el-Kheir）发表声明，允许“支持阵线”脱离“基地”组织，表示“支持阵线”在叙利亚应竭力“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利益，维护圣战”，同时敦促该组织联合其他组织共同反对“十字军”，组建一个良好的“伊斯兰政府”。半年后的2017年1月28日，“征服沙姆阵线”宣布同极端组织“安萨尔丁阵线”、“努尔丁·赞吉运动”（Nour al-Din al-Zenki Movement）和“真理旅”（Liwa al-Haqq）合并成立“解放沙姆组织”，由“沙姆自由人”前头目阿布·贾比尔·哈希米·谢赫（Abu Jaber Hashem Al-Sheikh）担任该组织头目。“解放沙姆组织”成立初期拥有3.1万名武装分子，其中1.8万来自“征服沙姆阵线”。随着其他极端组织的先后加入，至2017年5月“解放沙姆组织”的成员规模已扩大至约5万人。
二、“支持阵线”的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
经过六年多的发展，“支持阵线”已成为一个组织完备、战斗力强、影响广泛且深度嵌入叙利亚本土社区的极端组织。
（一）组织结构
“支持阵线”设有协商委员会、中央司令部、司法部、公共宣传部、军事与宗教局，这五大部门在日常运作中各司其职，朱拉尼担任该组织的“埃米尔”即组织头目。
协商委员会由军事人员和宗教人士组成，负责制定“支持阵线”的总体战略及为朱拉尼提供决策建议。该委员会的三名骨干成员系由扎瓦赫里派往叙利亚，其中两人曾参与组建了“支持阵线”的攻击小组。
中央司令部负责为地方指挥部提供作战指导。“支持阵线”在叙利亚不同地区设立了5个二级指挥部，在黎巴嫩设立了1个独立指挥部。叙利亚境内的指挥部拥有一定自主权，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针对巴沙尔政权的军事行动、招募新成员、开展军事训练和参与地方治理等，并同叙反对派的其他组织建立联系。黎巴嫩的指挥部主要负责从当地难民营中招募新成员，尤其注重将的黎波里和贝卡谷地的逊尼派穆斯林难民发展成为组织成员，同时还承担着攻击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的任务。“支持阵线”为其控制的每个省份配备了一名“伊斯兰教法官”（Dabet al-Shar’i）和一名军事指挥官，“伊斯兰教法官”为军事指挥官指导军事行动提供教法意见。
司法部下设法院，主要负责在叙反对派控制地区推行伊斯兰教法，调解叙反对派组织之间的争端。法官通过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在当地强化“伊斯兰治理”模式的推行，并同“支持阵线”军事领导人和指挥官进行密切协调，配合该组织在叙西部反对派控制地区提升影响力，而调解叙反对派组织争端则为“支持阵线”维持自身在反对派中的影响力提供了重要保证。叙反对派其他组织虽也参与调解争端，但其威望均难以与“支持阵线”相提并论。
公共宣传部下设“宣教和指导局”（Maktab Dawa wa al-Irshad），受“支持阵线”法院直接领导，在该组织活动区域的17个据点设有办事处，负责向当地民众分发组织宣传材料和灌输极端意识形态，同时也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争取民意。例如，在阿勒颇和伊德利卜，该组织以“圣战宣教人员中心”（Markaz Duat al-Jihad）的名义为当地妇女和儿童开设宗教课程，在课程内容中植入“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并为当地妇女提供宗教服饰。
军事与宗教局下设20个“联合军事行动室”、10个联合管理机构和2个行政机构，分布在叙反对派驻扎的省份，保证“支持阵线”能够对不同地区的叙反对派组织施加影响。包括“伊斯兰军”在内的多个叙利亚极端组织经常同“支持阵线”开展联合军事行动。
除上述机构外，“支持阵线”还设立了负责监督财务状况的中央财政委员会、执行快速反应任务的特种作战部队“支持军”（Jaish al-Nusra）、负责提供地方治理的“公共服务局”（Idarat al-Khidamat al-Ammah）以及向冲突地区平民提供社会援助的“救济部”等机构。
（二）资金来源
“支持阵线”在成立初期主要依靠“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提供资金。两者关系决裂前，“支持阵线”一半的资金来源依靠“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提供。然而，两者间关系的决裂直接导致“支持阵线”来自伊拉克方面的资金被大幅削减，而“伊斯兰国”组织在2014年下半年夺取“支持阵线”控制的叙东部油田地区后，“支持阵线”更是陷入了财政危机，只能选择通过征税、罚款、掠夺、走私和外部捐赠等方式填补资金缺口。该组织征税税种包括收入税、服务税、公共事业税（包括对日常用电、用水、用房征税）、武器税等，如在伊德利卜省对当地的流离失所者征收住房税，对叙境内其他武装组织征收武器关税等。此外，“支持阵线”常通过掠夺叙利亚当地宗教少数群体的资产来填补资金缺口。
在接受外部捐赠方面，“支持阵线”同时接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土耳其等国的私人捐赠。自称是“‘基地’组织突击队员”的科威特人哈米德·阿里（Hamid Hamad Hamid al-Ali）长期为“基地”组织和“支持阵线”筹集资金，并唆使其他科威特捐助者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至2013年年中，哈米德·阿里已为“支持阵线”筹集了数万美元，用于该组织购买武器装备和日常用品。2014年，哈米德·阿里利用科威特籍学生向“支持阵线”运送资金。为调解“支持阵线”和“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争端，2013年夏天，哈米德·阿里曾多次前往叙利亚同两大极端组织的头目进行会面，试图促成朱拉尼和巴格达迪开展对话。从整体上看，资金受限的“支持阵线”只能选择进行有限的“地方治理”，难以形成如“伊斯兰国”组织那样大规模的“国家治理”。有趣的是，部分极端分子加入“支持阵线”后开始留胡须、穿长袍，但在行为表现上“一点也不狂热”，甚至还同不戴头巾、穿紧身衣裤的妇女握手，表示如此打扮只是为了获取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
（三）人员构成
2015年6月，朱拉尼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中提到，“支持阵线”的成员中70%为叙利亚籍武装分子，30%为外籍武装分子，这同高度依赖外籍武装分子的“伊斯兰国”组织存在较大区别。至2016年7月，“支持阵线”拥有5,000～10,000名武装分子，大部分成员在伊德利卜省活动，该组织已然成为叙利亚战场上继“伊斯兰国”组织后的第二大极端组织。“支持阵线”要求新成员必须获得前线两位指挥官的担保金后方可加入该组织。新成员必须参加为期六到八周的宗教课程、体能训练和军事培训。新成员一旦被接受加入组织，必须宣示效忠于“支持阵线”头目朱拉尼。在叙利亚，该组织采用“基地”组织“圣战”理论家阿布·穆萨布·苏里（Abu Musab al-Suri）的策略在当地人中发展新成员，尤其注重通过资金优势和武器装备来吸引当地武装分子的加入。
（四）战略目标及行动策略
“支持阵线”最初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前身“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建立的分支组织，随着“支持阵线”在叙利亚本土的发展壮大，两个极端组织在国际“圣战”运动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策略等问题上分歧渐深，最终导致两者关系破裂。
在战略目标上，“支持阵线”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首要任务，以最大限度地确保自身在叙利亚反对派中的地位和影响。为实现本土化发展的目标，“基地”组织向叙利亚派遣了一支经验丰富的作战部队，以向当地成员提供建议和传授作战技能。2015年5月朱拉尼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中强调： “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打击（巴沙尔）政权及其代理人。……‘支持阵线’没有任何针对西方的袭击计划。我们收到过明确指令，不将叙利亚作为袭击美国或欧洲的发射台，以防针对叙政权的真正任务遭到破坏。‘基地’组织或许这样做，但不是在叙利亚。”朱拉尼还提到，尽管阿拉维派被认为是“异教徒”，但“我们的战争并不是针对阿拉维派的”，“支持阵线”也不会攻击支持巴沙尔政权的阿拉维派少数群体。
“伊斯兰国”组织“建国”后，巩固“哈里发国”疆域、向“伊斯兰区域”（Dar al-Islam）实行对外扩张和强化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成为该组织的战略目标。巩固控制区域是“伊斯兰国”组织维系“哈里发国”实体运作的重要保障，对外扩张则是该组织实践“哈里发国”愿景的重要路径，两者都是为了强化“哈里发国”的宗教合法性，为其在控制区域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吸引国际“圣战”分子和极端组织效忠及加入该组织奠定现实基础。
在行动策略上，“支持阵线”运用结盟、联合、调解、治理等手段在战场上和控制区域壮大自身影响力，即依靠小型精锐部队的作战优势在战场上与叙反对派内部的极端组织结盟来共同对抗叙政府军；联合反对派中温和的伊斯兰组织来提升打击巴沙尔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反对派的影响；通过建立宗教司法系统调解叙反对派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争端以树立自身威望和巩固反巴沙尔政权的力量；利用叙利亚内战的溢出效应及人道主义危机向叙当地民众以及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境内叙难民营提供公共服务和援助，获取当地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并借机进行成员招募和灌输极端意识形态。由此，“支持阵线”发展出一个集反对派联盟、宗教司法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社会救助团体于一体的本土化网络。“支持阵线”侧重攻击叙政府的军事目标，力图与叙反对派主要武装组织保持目标一致。这一行动策略使得“支持阵线”在叙反对派活动区域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叙反对派内部迅速树立了威望，并从反巴沙尔政权的行动中汲取合法性，同时依靠渐进式的社区治理来获取当地民众的支持。
“伊斯兰国”组织在巩固控制区域的同时，不断向外部进行扩张，凸显出本土化和国际化并重的趋势。作为一个兼具恐怖主义和叛乱组织特征、控制大片领土并实行局部统治的“准国家”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域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运用屠杀、斩首、胁迫等手段强化其在当地的统治，表现出一种极端激进式的统治方式。“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强化“定叛”观念——随意宣布某人为“异教徒”或“叛教徒”——来挑起教派冲突和族群矛盾，以此动员针对什叶派、世俗逊尼派和基督徒等群体的暴力袭击，借此同“基地”组织争夺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支持阵线”在叙利亚战场上刻意淡化教派矛盾，并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
三、“支持阵线”脱离“基地”组织的现实动因
“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整体上脱离该组织的恐怖网络，并受到“基地”组织头目的认可，且脱离关系后两个组织仍保持相同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这在“基地”组织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主要出于以下现实动因。
第一，“支持阵线”通过加速本土化进程同叙反对派组织结成更广泛的反政府联盟，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沙姆自由人”组织负责政治事务的指挥官艾哈迈德·伊萨·谢赫（Ahmed Issa al-Sheikh）曾多次要求“支持阵线”与“基地”组织撇清关系，以稳固“沙姆自由人”和“支持阵线”在叙战场上的结盟，强调“为了沙姆地区的圣战能够继续推进下去，为了革命利益和远离分裂，我们呼吁我们的兄弟‘支持阵线’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有分析指出，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早前也试图说服“支持阵线”断绝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以便于这些国家向其提供资金支持来对抗巴沙尔政权。“支持阵线”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优先目标，尤其反对在巴沙尔未下台的情况下各方进行政治谈判。2017年1月合并成立的“解放沙姆组织”再次明确表示拒绝任何停火协议，以此同主张和谈的叙反对派武装“沙姆自由人”划清界限。因此，脱离“基地”组织有利于“支持阵线”加速其在叙利亚的本土化进程，通过整合叙反对派内部其他极端组织对抗叙政府，破坏任何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努力，从而为该组织扎根叙反对派和当地社会奠定基础。“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曾强调，“圣战”已从“精英”阶段过渡到了“社区”阶段，“我们指示‘支持阵线’的领导人向维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福祉、保护沙姆人圣战的方向前进。我们敦促他们在这方面采取适当措施”。
第二，“支持阵线”表面上摆脱“基地”组织的“恐怖标签”，有利于其躲避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打击。“支持阵线”的控制地区既有大量当地极端组织存在，也有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所谓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美国政府打击“支持阵线”的空袭行动曾一度惹怒了同该组织联合作战的叙“温和反对派”势力，美国军方随后辩称“空袭行动并非将‘支持阵线’作为整体目标进行打击”，但反对派仍认为空袭行动“像是美国在有效地帮助巴沙尔政权”。美国及其盟友虽一直在推动叙反对派组织离开“支持阵线”的活动区域，但收效甚微。叙反对派部分组织一再强调自己不应成为美俄空袭打击的目标，“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后，有利于该组织同叙反对派更多团体尤其是“温和反对派”实现整合，通过模糊彼此间的界限来躲避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增加国际社会在叙利亚反恐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削弱西方国家对叙反对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阵线”的外籍武装人员大多是冲着“基地”组织的国际声望赴叙利亚战场参加“圣战”的。虽然外籍武装人员只占“支持阵线”成员的30%，但该组织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并更名后，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基地”品牌的吸引力，使其面临武装人员尤其是外籍武装人员流失的风险。因此，“支持阵线”自脱离“基地”组织以来，不断加强同叙利亚本土极端组织的整合，以扩充组织成员的规模。2017年1月28日，“征服沙姆阵线”同叙反对派其他组织合并成立“解放沙姆组织”，人员规模增加至3.1万人，阿布·贾比尔任该组织头目，朱拉尼任总指挥官。因此，“支持阵线”通过改头换面和广泛整合，不仅壮大了成员规模，也有利于该组织借混入叙反对派来躲避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
第三，“支持阵线”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协助“基地”组织重新夺回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和重塑自身权威。一方面，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包括“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头目纳西尔·乌海希（Nasir al-Wuhayshi）在内的多名“基地”组织核心人物死于美国的反恐行动，期间扎瓦赫里未公开发表任何声明，预示着他对“基地”组织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基地”组织的全球影响力，近年来两个组织围绕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曾将“伊斯兰国”组织比作中世纪的哈瓦利吉派，以此谴责巴格达迪的“叛变”，并呼吁对后者实行“整体处决”，试图将“伊斯兰国”组织逐出主流的圣战萨拉菲派，以重塑自身权威。事实上，“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前，扎瓦赫里曾明确指示朱拉尼不要放弃对其效忠，这也印证了脱离“基地”组织后“支持阵线”在加速本土化进程的同时，意识形态仍同“基地”组织保持一致的现实，并通过建立伊斯兰法庭和开办宗教学校在叙利亚进行意识形态扩张。因此，“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组织，意在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转移国际反恐力量视线，使“基地”组织重塑自身权威并夺回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
“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集中体现了“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战略考量，即借助叙利亚内战强化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世俗政权统治和实行伊斯兰统治的理念，利用叙利亚脆弱的政治进程整合叙反对派以加速本土化进程和拓展跨国网络，重新树立“基地”组织对国际“圣战”运动的权威。该组织根据叙战场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行动策略，通过建立军事联盟、拉拢小型组织、破坏和谈进程、填补政府治理缺位、灌输极端意识形态等手段实现短期目标，渐进式地推进“基地”组织在叙利亚实现长期目标——建立“伊斯兰酋长国”。“支持阵线”的行动策略亦体现出圣战萨拉菲主义理论家马格迪西（Abu Mohammed al-Maqdisi）倡导的理念，即“圣战应着眼于从穆斯林民众中渐进地获取领土影响力，而非以有限暴力行为的形式寻求短期胜利，因为暴力只能带来极少的战略利益”。
四、“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从1988年乌萨马·本·拉丹建立“基地”组织对抗苏联入侵阿富汗至2001年发动“9·11”恐怖袭击事件，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建立“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Jamaat al-Tawhid wal-Jihad）至2006年扎卡维被美军“定点清除”，从2009年奥拉基（Anwar al-Awlaki）建立“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至2011年本·拉丹被美军击毙，再到“阿拉伯之春”后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基地”组织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波浪潮。最后一波浪潮是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斯兰国”组织兴起、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反恐等外部因素的交替影响下形成的，“基地”组织由此作出了“拓展网络”、“重塑权威”、“改善形象”三大战略选择。
第一，“基地”组织试图通过建立和壮大分支组织组建更大范围的跨国网络，以拓展组织影响力。近年来，“基地”组织依靠五个分支组织——叙利亚“支持阵线”、也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北非“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南亚“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和索马里“青年党”构建了该组织横跨南亚、西亚、北非、西非和东非的分支网络，并同叙利亚的“沙姆自由人”组织、也门的“穆斯林兄弟会”和部落武装、北非和西非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支持组织”（Jamaat Nusrat al-Islam wal Muslimeen）、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和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eek-e-Taliban Pakistan）等地区极端组织结成联盟或开展合作。虽然“基地”组织这种松散、重叠和流动的跨国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扎瓦赫里的领导力和对分支组织的影响力，但却赋予了分支组织头目在组织运作、日常管理、策略制定、行动实施等方面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基地”组织领导层通过“下放权力”来实现组织扁平化运作的特征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基地”组织通过重塑自身权威来化解领导权危机。首先，“基地”组织正试图通过扶植本·拉丹之子来夺回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以及巴格达迪的个人魅力使得“基地”组织很多成员纷纷选择投靠巴格达迪，而“扎瓦赫里这个无趣的老头藏在南亚某个地下室里，唉声叹气地抱怨如今的年轻人都不听话”。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后，突尼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头目阿布·伊亚德·突尼西（Abu Iyad al-Tunisi）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名高层领导曾分别致信扎瓦赫里，建议“基地”组织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以“实现组织内部的改革”。同月，扎瓦赫里宣布效忠塔利班头目穆拉·奥马尔，但事后却发现奥马尔早在2013年4月就已死于结核病，这次“乌龙事件”引发了“圣战”分子对扎瓦赫里的嘲笑，使其领导力和威信遭受质疑。“基地”组织遂开始意识到，拥有魅力的领导人对重塑组织权威至关重要。2016年5月，扎瓦赫里开始在“基地”组织的宣传中加入对乌萨马·本·拉丹之子哈姆扎·本·拉丹（Hamza bin Laden）的介绍，将其形容为“一头来自‘基地’组织巢穴的雄狮”。
2017年5月，“基地”组织称哈姆扎为“谢赫”，暗示其未来可能成为扎瓦赫里的接班人。其次，“基地”组织充分利用近两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核心力量受到重挫的现实来重振自身影响力，突出表现为其依靠“支持阵线”构建战场联盟加紧对叙利亚本土进行渗透，强化自身对叙反对派政治议程的主导，扩大成员招募范围，扎瓦赫里为此还呼吁“寻求真相的人”加入“基地”组织。最后，“基地”组织通过否定“伊斯兰国”组织的合法性来重塑自身权威。扎瓦赫里曾批评“伊斯兰国”组织“疯狂执迷于定叛，超出了极端主义的极限”，并将“伊斯兰国”成员称为“懦夫”和“极度渴望权力的骗子”。“基地”组织还多次批评“伊斯兰国”组织频繁袭击什叶派清真寺的行为，并声称自己从不攻击清真寺，以此同前者划清界限。
第三，“基地”组织适时调整策略，积极改善自身形象。“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虽然令“基地”组织的国际形象一度黯然失色，但“基地”组织并未采用“伊斯兰国”组织极端暴力的行事方式，而是将获取冲突地区当地部落和民众的支持作为首要任务，替代政府履行社会服务职责，将组织影响力嵌入当地社区，以此改善自身形象。渐进式、本土化地推进跨国“圣战”运动是“基地”组织领导层早期提出并在扎瓦赫里时代正式确立的战略思想，“争取民意”则是该组织为实施这一战略采取的务实策略。不同于“伊斯兰国”组织时常冒领恐怖袭击事件和夸大自身实力的做法，“基地”组织更注重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如该组织要求“支持阵线”在叙利亚进行宣教时，要通过说服而非强迫当地民众认同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早在2013年12月，驻扎在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曾发表声明，对其分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袭击也门国防部过程中将国防部附属医院医务人员误炸致死一事道歉，并向死者家属提供了抚恤金。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在叙利亚依靠“支持阵线”整合叙反对派各种武装力量结成更广泛的战线共同对抗巴沙尔政权，削弱西方国家对叙反对派的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奉行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支持阵线”除同“安萨尔丁阵线”、“沙姆战士”、“阿克萨战士”、“乌玛旅”等圣战萨拉菲派组织结成联盟外，有时也超越意识形态，同“沙姆军团”（Faylaq al-Sham）、“沙姆之鹰旅”（Suqour al-Sham）、“沙姆兵团”（Ajnad al-Sham）等奉行泛伊斯兰主义的武装组织，以及“真理骑士旅”（Liwa Fursan al-Haq）、“决断运动”（Harakat Hazm）、“圣战士军”（Jaysh al-Mujahideen）等叙反对派温和组织联合开展行动。可以说，“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为“基地”组织表面上转向“温和化”及通过改头换面提升影响力提供了契机。
五、结语
“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使得“基地”组织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的短短数年间，全球数十个极端组织先后宣布支持“伊斯兰国”组织或效忠其头目巴格达迪。国际“圣战”运动内部权力转移和分化加剧的现实，迫使“基地”组织作出了“拓展网络”、“重塑权威”、“改善形象”三大战略选择。“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既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中东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基地”组织从战略层面应对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危机的集中体现。
在经历了初创、适应、融入阶段后，“支持阵线”在叙利亚战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随着该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矛盾的加剧，两个组织最终产生决裂并陷入敌对。此后，“支持阵线”头目选择效忠“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贯彻“基地”组织渐进式、本土化推进跨国“圣战”运动的战略思想，通过广泛联合叙反对派武装拓展其在叙利亚本土的影响力。为此，“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在保持两个组织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上，以渐进方式推进“基地”组织在叙利亚长期目标的实现。“支持阵线”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后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并于半年后同叙反对派多个组织合并组建“解放沙姆组织”，凸显了“基地”组织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躲避国际反恐力量打击、重塑自身权威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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