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很多复杂事件的发生让很多人情绪充满着变化，愤怒、感伤、叹息、振奋等等。

中国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每当出现危难，总有一批英雄勇敢站出来，挺身去保护另一批人。

英雄经此千年，国祚绵延不绝。

2020 年 2 月 3 日，中央ZZJ常委会召开会议认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不由得想起吴敬琏老先生的一篇文章，写在当年萨斯之后：

非典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因此，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

痛定思痛，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什么教训？如何推进改革？我看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沿着“亲民”路线，从公开性、透明度和对党政官员的问责制度着手，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式和社会的治理方式。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 SARS 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人们不能不问：如果不是遵循上边所说的那一种传统的套路，对疫情加以封锁、蒙骗公众，SARS 疫情何至于发展到如此灾难性的地步，这么多人的生命又怎会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它们的重要社会功能都被这种宣传工具的功能所取代。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功能开始复苏，民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也日渐提高。但是，其他方面的社群组织，例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NGOs）仍然十分弱小，这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很低。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会组织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由于科学研究、医疗设施等社会机体都归并到了实行“官本位”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对于病源和诊治方法的正误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科研程序作出判断，而是由官员说了算，“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向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你们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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