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夏朝就开始吃大闸蟹了？原来李白也爱蟹！！
金秋品蟹，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与您回忆“中华绒螯'蟹'韵悠长”。
中华绒螯蟹，俗称大闸蟹、河蟹、湖蟹、稻蟹等，为中华独生、世界独有的蟹种，是称名最早、分布最广、产量最多、群众最爱的蟹种，被誉为“乃天下一大美食也”。
从夏朝、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期，中华绒螯蟹已经零星见诸于传说和典籍中。第一个吃蟹人巴解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尚书》中的《逸周书·王会》篇曰，“成王时，海阳大蟹”。《国语·越语下》云：“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正是对中华绒螯蟹的最早的命名。《庄子》中的《秋水》篇记载“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则将中华绒螯蟹第一次带进寓言故事。《周礼》里以“仄行”称蟹，“仄行”就是旁行，而这正是螃蟹独特的行走方式。这种种都是先秦时期人们对中华绒螯蟹认知的真实写照，都成了中华绒螯蟹悠久历史的活水源头。
两汉三国时期，中华绒螯蟹承接先秦的源头活水流淌而下，突破、展开呈现新的画面。刘安《淮南子·地形》篇曰，“蛤蟹珠龟，与月盛衰”，蛤蟹珠龟，这类动物都是随着月亮的盈亏而肥瘦的。这是一个精微的揭示，不但为后人认同，也是对蟹与天象关系的透辟发现。最具创新意识的是《神农本草经》，该书成书于东汉早期，记录的却是中华民族祖先积年累世的医药经验，药物中包括了蟹:“蟹， 味咸，寒。主胸中邪气，热结痛，蜗僻面肿。败漆。烧之致鼠。生池泽。”说明了蟹的味性，讲了蟹的主治病例，蟹漆相合和烧蟹致鼠的现象，又说明了蟹的来源。仅仅26个字，可谓字字珠玑，言前人所未言，一再被后人诠释和拓展，开了以“蟹”为医药的先河，影响极为深远。西汉文学家张敞的《答朱登遗蟹酱书》中提及的蟹酱，或称蟹胥，是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吃蟹的见于文字的记录。三国时期的张辑的《广雅》说:“蜅蟹，其雄曰蜋螘（鱼旁），其雌曰博带。”则在历史上第一次论及蟹的雌雄。两汉三国的500年间，中华绒螯蟹的食用、药用的性别特征等诸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这两种“藏蟹法”是中国饮食史上最早的可以久贮和远运的两种藏蟹法。更有食蟹大家登上历史的舞台，东晋毕卓，此人好酒嗜蟹，曾云:“一手持蟹螯, 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可了一生哉!”毕卓是有史记载以来第一位知味的嗜蟹者，他以吃蟹为乐，认为螃蟹是食物中的第一美味，吃蟹是他人生中的最大快事。这些记录，说明中华绒螯蟹的历史文化河流在这一时期变得更为壮阔了。
隋唐五代十国，从帝王到文人墨客，食蟹之风蔚然。据《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时，吴郡献蜜蟹两千头，蜜拥剑四瓮，法如糖蟹而味佳美。每进御则旋拭壳面，贴以镂金龙凤花鸟，为食品第一”。唐中宗李显于景龙三年(公元709年)重阳节那天，登高至渭水亭上设宴，与臣饮酒赋诗为乐，“陶潜盈把，既浮九酝之欢;毕卓持螯，须尽一生之兴”(《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秋字》诗序)，开启了重阳佳节持螯赏菊的先河。
文人吃蟹，李白认为“蟹螯即金液”，又说“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反映了即使在夏天，酒楼仍然供蟹，酒客仍然食蟹。杜牧诗“越浦黄柑嫩，吴溪紫蟹肥”，开启了以柑、橘、橙成熟为标志的吃蟹季候信息的把握；皮日休诗“蟹因霜重金膏溢”，开启了以天降浓霜为标志的吃蟹季候信息的把握。蟹的肴馔品种亦有增添，唐中宗、武则天时的大臣韦巨源“食账”中有“金银夹花平截(剔蟹细碎卷)”，当是剔出蟹黄(金)和蟹肉(银)而成的一款犹如书卷一般的佳肴;长安有很多胡人开的饽锣店，其中包括“蟹锣”，这是当时既鲜美又时尚的面食。
对螃蟹的需求刺激了捕捞、运输和买卖。唐张志和《渔父》记载，为了以簖捕蟹，“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唐唐彦谦《蟹》记载“扳罾拖网取赛多”，则把传统上捕鱼的扳罾、拖网之类也用来捕蟹，而且相互比赛着，看谁捕得更多。捕捉之后，除了就地销售外，还远途贩运，唐张读《宣室志》卷四记载“宣城当涂民有刘成、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常以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
对中华绒螯蟹的认知也进一步加深。唐陆龟蒙散文《蟹志》里说，“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之交必大出”把中华绒螯蟹“洄游”的时间、出发地、路径、归属地一一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了出来，在历史上最早推开了一扇中华绒螯蟹洄游的探索之窗，在中国乃至世界动物学上都具有先导性意义。
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蟹业兴旺，带来了蟹文化的繁荣。就诗歌而言，《鲁城民歌》是最早而又特殊的咏蟹诗，皮日休《咏螃蟹呈浙西从事》使他成了诗人中的咏蟹第一人，唐彦谦《蟹》是艺术与史料价值兼备的诗篇，尤其是白居易《重题别东楼》“春雨星攒寻蟹火”，表现了余杭之间寻蟹与食蟹风俗，其范围与规模之大，令人瞩目。就绘画而言，史载“唐韩滉善画，以张僧繇为之师，善状人物、异兽、水牛等外，后妙于旁蟹”。
就本草而言，孙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苏敬《新修本草》、孟诜《食疗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等，承前启后，都有以蟹治病的记录。在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中华绒螯蟹的历史文化河流继续浩浩荡荡向前奔流，水面更加开阔了，也更加浩瀚了，波涛汹涌，一路浪花飞溅。
两宋辽金元时期，对中华绒螯蟹的认知进一步推进，北宋傅肱《蟹谱》始见“风虫”的记录，“蟹之腹有风虫，状如木鳖子而小，色白，大发风毒。食者宜去之”。
这风虫就是今称的螃蟹心脏，它极其微小，古人能敏锐察觉,并根据经验说明了不可食用的缘由。李石《续博物志》“蟹斗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杀人”，模糊地始及了蟹胃;赵希鹄《调燮类编》“九月食蟹,肠有稻芒”，始及螃蟹有肠。除此以外，中华绒螯蟹的市场迅速发展，蟹价不一。或说蟹价贱似土，苏轼说“紫蟹鲈鱼贱如土,得钱相付何曾数”,彭乘说“螃蟹一文两个”。
或说蟹价贵似金，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说，仁宗皇帝内宴，进新蟹二十八枚,一枚“直千”。 彼时，在整只螃蟹的吃法上，宋朝又增添了酒蟹和酱蟹二种。
不仅如此，两宋时期，中华绒螯蟹的文化也空前繁荣。首先,医药方面，掌禹锡《嘉祐本草》、苏颂《本草图经》、唐慎微《大观本草》等都涉蟹，记载丰富而实用。傅肱《蟹谱》早先提出了“(蟹)亦不可与柿子同食，发霍泻”。
明清时期，对蟹的认知进一步细化，明代顾清《松江府志》:“蟹入海至春即散子，既散子，即枯瘠死矣。梅月乘潮而来，皆其子也。”较早反映了中华绒螯蟹入海散子及其子乘潮返回内陆水域的又一洄游现象。清李渔《蟹赋》里说，稻蟹的洞穴“位居燥湿之通津”，即通常在潮水涨落的高低水位之间。
彼时更是涌现了一大批吃蟹达人，明代画家徐渭将画换蟹来吃，清代名士李渔嗜蟹一生，诗人张问陶是蜀人却因蟹而客居中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蟹相款待而聚集共食的“蟹会”，据明末清初张岱《蟹会》说，“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各人轮流当会主，从东家吃到西家,不致虚度蟹季。
螃蟹文化更加多彩。文学方面，更多诗人加入了咏蟹队伍，钱宰、刘基、高启、王世贞、陆次云、朱彝尊、翁同穌、秦荣光等,多得难以数计，题材广泛，形式丰富,风格摇曳。
艺术方面，更多的画家加入了画蟹的队伍，沈周、陈淳、徐渭、郎葆辰、招子庸、任颐等，几乎形成了一个画家无不画蟹的趋势(例如清代扬州八怪多数画过螃蟹)。
医学方面，《本草纲目》中的“蟹”包括了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整个蟹条广集博取，发明阐述，丰富详赡，切合实用，成了全书中最见功力和智慧的部分之一。此外，《红楼梦》中三首《螃蟹咏》和一笔螃蟹账, 历来为人称道和评论。至此，中华绒螯蟹这条动态行进的长河，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比以前遍及万象的气势，比以前更加矫健向前的姿态，流淌到一个不断拓宽深入并带有总结性质的时期。
民国时期，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雨前秋瀑细无声”，中华绒螯蟹的文化形象第一次以直白展示在普通大众面前。而众多的文人墨客更是文思如泉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绒螯蟹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连绵不断的历史延续中，中华绒螯蟹文化必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来源：渔业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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