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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劣管理者的“顶配”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说 2020-08-19


拙劣管理者的“顶配”


策划:先知书店

文:kuange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卓有成效的管理,就是更充分地展示人性,更有效地创造人与社会的价值。管理是人的“延长的手”,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管理者。

现代人有两大“顽疾”:选择困难症和拖延症。

“选择困难症”让我们很难判断到底哪件事情更重要,就像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笔下的驴子一样,在不同的草料中犹豫不决,踌躇难行,最后只能饿死。
 
而“拖延症”则是我们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不去做。尤其对于一些比较困难的事,容易产生畏难心理,越恐惧就越拖延,最后一事无成。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将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并按照紧急和难易程度,排列优先顺序,然后一一完成。
 
这种被称作“清单革命”的方法,看似同时治愈了两大顽疾,然而,很多“清单控”到最后发现:躺在清单上的待办事项越来越多,而身心俱疲到不得不放弃。
 
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指出的:事事都办,却浅尝辄止,很容易,也能皆大欢喜,结果却是一事无成。
 
是“清单革命”错了吗?不是。清单革命只是第一步,重点在后面。
 
德鲁克说:“如果卓有成效的管理有唯一秘诀,那就是‘聚焦’,聚焦要事,且每次只做好一件事。”
 
乍一听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专注完成重要的事”——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啊。如果你也这样以为,不妨先做一道选择题(不要偷看答案哦)

 
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A”。然而德鲁克给出的正确答案却是“C”——只有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才是应该聚焦的“要事”。


▍何为要事?
 
所谓“要事”,是指具备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的事。然而,为何我们都会首选“重要又紧急的事”呢?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压力,而非真正的重要性来判断“要事”。

◎以读书经历为例:

上学时,迫于考试压力,教材和教辅几乎是唯一阅读的书籍;

踏入社会后,迫于升迁压力,文山会海、永无止境的应酬耗尽了青春年华,哪有时间读书。即便读书,也只能选择那些能快速提升职场竞争力的工具书。
 
清华大学学者孙继滨提出一个“短半衰期沙坑”的理论:每当我们看到成绩单,或者报表上较高的数字,就像握了一把沙子,感觉似有所得,但沙子很快就从指缝间溜走,然后我们会继续重复同样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结果“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但每一天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问题是,又有谁不在这个沙坑之中呢?
 
除了读书,教育、职场同样如此:
 
◎家长迫于孩子“成才”的压力,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驱赶孩子奔跑。比如,有个段子:

一个家长问,孩子4岁了,1500的词汇量够不够?有家长回答说:在美国应该够了,在海淀肯定不够。
 
然而,真正影响一个人幸福指数和生命质量的,是责任心、同理心、审美,以及健全的人格和心智,等等。“成才压力”而非“成长要事”,常常让孩子“赢了起跑线,却输在了终点站”。


◎企业管理者迫于“效率”压力,常常忘记了“效能”的价值。效率,是指正确地做事,效能,是指做正确的事——也就是“要事”。这也是德鲁克提出的一组重要管理概念。
 
频繁、冗长的会议、KPI考核、“996”,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词汇,背后都有一个叫“效率”或“增长”的伟大目标。
 
然而,吉姆·柯林斯在研究全世界最优秀的几百家企业后发现:没有一家企业的增长速度,能超过其成长的速度。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一不是学习型的组织。这也再次验证了德鲁克的理论
 
很多人可能会说,无论芸芸职场中人,还是“海淀家长”,甚至那些不重视员工成长的无数企业家,毕竟都是普通人,get不到“要事”而犯错很正常。那么,“聪明人”“牛人”一定不会犯这个错吧?
 
如果这样以为,那就真大错特错了。因为“要事”还有一个不像特征的“特征”:那就是人人都会犯,不分什么牛人和普通人。


▍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能臣,还是糟糕的CEO?


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堪称神一样的存在:蛰伏南阳十多年,靠读书和思考,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年纪轻轻就名扬一方,但却从不积极出仕。
 
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能断言三分大势。甫一出山,就运筹帷幄,助刘备拿下战略要地荆州。然后一路往西,辅佐刘备占据益州,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刘备去世后,辅佐少主刘禅,撑起了蜀地的所有的军政要务,可谓当之无愧的“蜀国CEO”。用一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来形容都不为过。
 
鲁迅先生在评《三国演义》时说:“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虽不乏夸张之嫌,但真实的诸葛亮确实足智多谋,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而且他忠君爱民,为匡扶汉室的正统大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古代对读书人的最高要求完全契合,朱熹评他:“有儒者气象,后世诚无他比”。
 
然而,这样一个有勇有谋,忠诚勤勉的国之栋梁,却成了违背“要事原则”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是一个糟糕CEO的样板。
 
人是要事。选人、用人、培养人,淘汰人,本应是CEO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事情,但诸葛亮的表现显然不佳。


先是用人失察。
 
关羽忠勇,然性格傲慢,诸葛亮却让他驻守荆州要地,结果“大意失荆州”。
 
马谡聪敏,多出奇计,却没有太多实战经验。刘备临终前已经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但诸葛亮还是把守街亭的大任交给了马谡,这和战国时赵国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如出一辙。饱读史书和兵法的诸葛亮,居然没从中吸取教训?实在不可思议。
 
诸葛亮也不擅育人。
 
如果说用人失察还可勉强接受,毕竟诸葛亮是人不是神,那么在“育人”方面,其水平至少在及格线以下。

用今天的话说:在诸葛亮担任蜀国CEO长达27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力资源战略机制,结果造成蜀国人才严重断层,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
 
虽然,诸葛亮也培养和提拔了一些人才,比如蒋琬、费祎和姜维等人。但是蒋、费二人对内“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坚持北伐,拖垮了蜀国。

简单说,诸葛亮看重的,是那些坚定不移执行自己既定路线方针的人,而不是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战略和国策,真正维护蜀国利益的人才
 
◎战略是要事,但诸葛亮却犯了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蜀汉在益州站稳脚跟后,国力其实还很弱:蜀地世家大族并未完全归顺,丢失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荆州,和东吴交恶,国内人才严重断层,等等。
 
摆在诸葛亮面前的,至少有两种选择:

其一,激进战略:举国之力“北伐”,从曹魏手中先夺取关中,再逐鹿中原,以解蜀地之困;

其二,保守战略:顺地理优势,据守蜀地,调整内政,休养生息,培养人才,改善和蜀地大族的关系,然后等待时机。
 
诸葛亮选择了激进战略,其后果,历史已给出了答案。
 
◎制度是要事:国内著名管理学者刘澜说:“关键人比制度更重要,制度比大多数人更重要。

制度包括组织架构、工作流程、标准和奖惩等,一旦制定,就对整个团队形成长期的规范作用。
 
反观诸葛亮,看似必躬亲的劳动模范,实际上却是既妨碍下面人才成长,又干扰制度运行的糟糕CEO:
 
超过20大板的处罚,诸葛亮就要亲自过问,要司法之人何用?他还曾经亲自校对公文,要司文书之人何用?对于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还要亲自安排、亲自设计、亲自督办,这要司工之人何用?
 
诸葛亮还经常赏罚不明,放过了在华容道私放曹操的关羽,却惩罚街亭失守后补救有功的赵云。上行下效,最终制度形同虚设。
 
人事、战略、制度都是要事中的要事,然而,聪明如诸葛亮,在“能否优先、集中、专注于要事”这一点上,并没有比普通人好多少。
 


有句话很流行,靠运气赚来的,最后都靠实力败光。

蜀汉能在乱世三分天下绝非运气,但诸葛亮六出祁山,不仅让自己灯枯油干,也拖垮了本来就很羸弱的蜀汉,却也是事实。

可见,能否“聚焦要事”不仅关乎组织兴衰,也关乎国运。



▍拙劣管理者的标配:每天都在处理重要而又紧急的事
 
认识到何为要事,相对简单,但把“要事原则”落实到行动,甚至成为习惯,却很困难。这是因为很多人不具备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正是所有“要事”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要事”中的其他能力,都依靠学习而来,因此,有人说学习能力是“元能力”。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何大部分人不具备学习能力呢?

原因很多,比如,环境蔽塞,方法不当,缺乏名师指引,但最重要的,是自负和短视。
 
1793年,路易十六被愤怒的革命者推上断头台,这件事很快传遍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大清。同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携600余箱代表英国先进文明的物什来见乾隆。

这两件事让乾隆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变,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老态龙钟的皇权制度和农业文明

但是,这位“十全老人”接下来的反应,不是学习新技术、新思想、新制度,以主动变革来融入世界。

相反,他加强海禁,大兴文字狱,铁血镇压反清叛乱等。为了维护爱新觉罗氏的利益,以加强皇权,闭关锁国来对抗世界大潮。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反常识”的问题,为何拙劣的管理者,每天好像都在处理“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而卓越的管理者,却在从容的处理“重要而不紧急”的事。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拙劣的管理者,常常把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拖成了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
 
我们还是以满清为例。短视和自私,蒙住了乾隆这位盛世之君的双眼。学习和变革,这两件“要事”,从一开始就被搁置了。

乾隆的后继者,更是死死抓住最后的权柄,如救命稻草,生怕一放手就会沉入历史的湖底,颟顸得令人心惊。
 
直到1840年,英国以坚船利炮扣关,晚清才不得不改革

彼时,即便改革已被拖延成“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但洋务运动还是坚持只学技术,不学制度和思想;清末“新政”,还是搞出来个“皇族内阁”,地方集资修筑的铁路,还是要收归国有。
 
可见,拙劣的管理者,总是能错过一次次改革良机,直到把所有事情都拖成“又紧急又重要的事”,而那时,已经回天乏术了。

最终,清朝统治者在一次又一次失焦,一次又一次退缩之后,惨败于国运角逐的赛场上,还葬送了自己的命运。



▍“聚焦要事”的,永远是少数派
 
凡事总有例外,“要事原则”也不例外。
 
1620年9月6日,35名清教徒和一群破产者、流浪汉及其他契约奴,共计102人,搭乘一条名叫“五月花号”的捕鱼小船,从英格兰起航,横渡大西洋,前往不毛之地的北美新大陆。
 
一路航行,风高浪大,险象环生。这102人,对于在新大陆会遭遇何种命运,一无所知。可谓现状恶劣,前途晦暗。
 
在长达66天风雨如晦的航行即将结束之际,他们没有讨论下船之后如何生存这些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

相反,41位成年男子在反复商议后,签订了一份契约文件,其内容竟然是他们到达新大陆后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就像一家创业公司,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创始团队不是先讨论找谁融资,如何选址这些重要又紧急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简陋的咖啡馆里,先约定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

这看似荒诞不经,但恰恰是“聚焦要事”:
 
因为无论个体,还是企业,甚至国家,使命、愿景、价值观,才是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思考,德鲁克将其概括为管理的愿景和使命,表达了一个组织的终极方向和价值,这是组织能够基业长青的第一性原则。
 
后来,这些签订契约的人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谨守自己对公约的承诺。他们的后代,延续了这一承诺,并以契约立国。
 
在风雨飘摇时,北美先民坚持选择先完成“重要而不紧急”之事,而非“重要又有紧急”之事。

用德鲁克的话说:“(聚焦要事)首先要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决定真正该做和真正优先做的事。这是管理者唯一的希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任务和时间的“主宰”,而不会成为它们的奴隶。

虽然,能够“聚焦要事”的一直都是少数派,但这种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的。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及其作品,其目的不是让成功之人更成功,而是让成功者走向卓越,让平凡之人成就非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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