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劣管理者的“顶配”
策划：先知书店
文：kuange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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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效的管理，就是更充分地展示人性，更有效地创造人与社会的价值。管理是人的“延长的手”，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管理者。“选择困难症”让我们很难判断到底哪件事情更重要，就像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笔下的驴子一样，在不同的草料中犹豫不决，踌躇难行，最后只能饿死。而“拖延症”则是我们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不去做。尤其对于一些比较困难的事，容易产生畏难心理，越恐惧就越拖延，最后一事无成。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将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并按照紧急和难易程度，排列优先顺序，然后一一完成。这种被称作“清单革命”的方法，看似同时治愈了两大顽疾，然而，很多“清单控”到最后发现：躺在清单上的待办事项越来越多，而身心俱疲到不得不放弃。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指出的：事事都办，却浅尝辄止，很容易，也能皆大欢喜，结果却是一事无成。是“清单革命”错了吗？不是。清单革命只是第一步，重点在后面。德鲁克说：“如果卓有成效的管理有唯一秘诀，那就是‘聚焦’，聚焦要事，且每次只做好一件事。”乍一听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专注完成重要的事”——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啊。如果你也这样以为，不妨先做一道选择题（不要偷看答案哦）：
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A”。然而德鲁克给出的正确答案却是“C”——只有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才是应该聚焦的“要事”。所谓“要事”，是指具备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的事。然而，为何我们都会首选“重要又紧急的事”呢？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压力，而非真正的重要性来判断“要事”。
上学时，迫于考试压力，教材和教辅几乎是唯一阅读的书籍；踏入社会后，迫于升迁压力，文山会海、永无止境的应酬耗尽了青春年华，哪有时间读书。即便读书，也只能选择那些能快速提升职场竞争力的工具书。清华大学学者孙继滨提出一个“短半衰期沙坑”的理论：每当我们看到成绩单，或者报表上较高的数字，就像握了一把沙子，感觉似有所得，但沙子很快就从指缝间溜走，然后我们会继续重复同样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结果“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但每一天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问题是，又有谁不在这个沙坑之中呢？◎家长迫于孩子“成才”的压力，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驱赶孩子奔跑。比如，有个段子：一个家长问，孩子4岁了，1500的词汇量够不够？有家长回答说：在美国应该够了，在海淀肯定不够。频繁、冗长的会议、KPI考核、“996”，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词汇，背后都有一个叫“效率”或“增长”的伟大目标。然而，吉姆·柯林斯在研究全世界最优秀的几百家企业后发现：没有一家企业的增长速度，能超过其成长的速度。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一不是学习型的组织。这也再次验证了德鲁克的理论。很多人可能会说，无论芸芸职场中人，还是“海淀家长”，甚至那些不重视员工成长的无数企业家，毕竟都是普通人，get不到“要事”而犯错很正常。那么，“聪明人”“牛人”一定不会犯这个错吧？如果这样以为，那就真大错特错了。因为“要事”还有一个不像特征的“特征”：那就是人人都会犯，不分什么牛人和普通人。
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堪称神一样的存在：蛰伏南阳十多年，靠读书和思考，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年纪轻轻就名扬一方，但却从不积极出仕。刘备去世后，辅佐少主刘禅，撑起了蜀地的所有的军政要务，可谓当之无愧的“蜀国CEO”。用一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来形容都不为过。鲁迅先生在评《三国演义》时说：“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虽不乏夸张之嫌，但真实的诸葛亮确实足智多谋，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而且他忠君爱民，为匡扶汉室的正统大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古代对读书人的最高要求完全契合，朱熹评他：“有儒者气象，后世诚无他比”。然而，这样一个有勇有谋，忠诚勤勉的国之栋梁，却成了违背“要事原则”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是一个糟糕CEO的样板。◎人是要事。选人、用人、培养人，淘汰人，本应是CEO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事情，但诸葛亮的表现显然不佳。关羽忠勇，然性格傲慢，诸葛亮却让他驻守荆州要地，结果“大意失荆州”。马谡聪敏，多出奇计，却没有太多实战经验。刘备临终前已经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诸葛亮还是把守街亭的大任交给了马谡，这和战国时赵国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如出一辙。饱读史书和兵法的诸葛亮，居然没从中吸取教训？实在不可思议。如果说用人失察还可勉强接受，毕竟诸葛亮是人不是神，那么在“育人”方面，其水平至少在及格线以下。虽然，诸葛亮也培养和提拔了一些人才，比如蒋琬、费祎和姜维等人。但是蒋、费二人对内“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坚持北伐，拖垮了蜀国。简单说，诸葛亮看重的，是那些坚定不移执行自己既定路线方针的人，而不是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战略和国策，真正维护蜀国利益的人才。蜀汉在益州站稳脚跟后，国力其实还很弱：蜀地世家大族并未完全归顺，丢失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荆州，和东吴交恶，国内人才严重断层，等等。其一，激进战略：举国之力“北伐”，从曹魏手中先夺取关中，再逐鹿中原，以解蜀地之困；其二，保守战略：顺地理优势，据守蜀地，调整内政，休养生息，培养人才，改善和蜀地大族的关系，然后等待时机。
制度包括组织架构、工作流程、标准和奖惩等，一旦制定，就对整个团队形成长期的规范作用。反观诸葛亮，看似必躬亲的劳动模范，实际上却是既妨碍下面人才成长，又干扰制度运行的糟糕CEO：超过20大板的处罚，诸葛亮就要亲自过问，要司法之人何用？他还曾经亲自校对公文，要司文书之人何用？对于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还要亲自安排、亲自设计、亲自督办，这要司工之人何用？诸葛亮还经常赏罚不明，放过了在华容道私放曹操的关羽，却惩罚街亭失守后补救有功的赵云。上行下效，最终制度形同虚设。人事、战略、制度都是要事中的要事，然而，聪明如诸葛亮，在“能否优先、集中、专注于要事”这一点上，并没有比普通人好多少。
蜀汉能在乱世三分天下绝非运气，但诸葛亮六出祁山，不仅让自己灯枯油干，也拖垮了本来就很羸弱的蜀汉，却也是事实。可见，能否“聚焦要事”不仅关乎组织兴衰，也关乎国运。
认识到何为要事，相对简单，但把“要事原则”落实到行动，甚至成为习惯，却很困难。这是因为很多人不具备学习能力。原因很多，比如，环境蔽塞，方法不当，缺乏名师指引，但最重要的，是自负和短视。1793年，路易十六被愤怒的革命者推上断头台，这件事很快传遍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大清。同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携600余箱代表英国先进文明的物什来见乾隆。但是，这位“十全老人”接下来的反应，不是学习新技术、新思想、新制度，以主动变革来融入世界。相反，他加强海禁，大兴文字狱，铁血镇压反清叛乱等。为了维护爱新觉罗氏的利益，以加强皇权，闭关锁国来对抗世界大潮。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反常识”的问题，为何拙劣的管理者，每天好像都在处理“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而卓越的管理者，却在从容的处理“重要而不紧急”的事。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拙劣的管理者，常常把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拖成了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我们还是以满清为例。短视和自私，蒙住了乾隆这位盛世之君的双眼。学习和变革，这两件“要事”，从一开始就被搁置了。乾隆的后继者，更是死死抓住最后的权柄，如救命稻草，生怕一放手就会沉入历史的湖底，颟顸得令人心惊。彼时，即便改革已被拖延成“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但洋务运动还是坚持只学技术，不学制度和思想；清末“新政”，还是搞出来个“皇族内阁”，地方集资修筑的铁路，还是要收归国有。可见，拙劣的管理者，总是能错过一次次改革良机，直到把所有事情都拖成“又紧急又重要的事”，而那时，已经回天乏术了。![]()
一路航行，风高浪大，险象环生。这102人，对于在新大陆会遭遇何种命运，一无所知。可谓现状恶劣，前途晦暗。在长达66天风雨如晦的航行即将结束之际，他们没有讨论下船之后如何生存这些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相反，41位成年男子在反复商议后，签订了一份契约文件，其内容竟然是他们到达新大陆后的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因为无论个体，还是企业，甚至国家，使命、愿景、价值观，才是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思考，德鲁克将其概括为管理的愿景和使命，表达了一个组织的终极方向和价值，这是组织能够基业长青的第一性原则。后来，这些签订契约的人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谨守自己对公约的承诺。他们的后代，延续了这一承诺，并以契约立国。在风雨飘摇时，北美先民坚持选择先完成“重要而不紧急”之事，而非“重要又有紧急”之事。对此，先知书店精选德鲁克最经典的九部作品，汲取德鲁克思想精华，提升聚焦要事的能力。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一键收藏德鲁克作品经典版本（可在规格中任意选购），购书即赞赏。招聘 | 与书相关的一切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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