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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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kuang 编：愈嘉 柏果
又是一年端午节。
往年端午节，大家都商量着去哪儿玩，或访友，或聚会，或旅游。今年受疫情影响，想来都只能家里蹲了，那就说点和端午节有关的话题吧。
说到端午节，绕不开屈原。
屈原很伟大，他是中国最早、最有名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地球上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个诗人能像他一样，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放假三天。
屈原也很复杂，要真正理解他，至少有三个维度——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和贵族精神。
这些认知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理解它们不仅关乎史观与史实，更关乎现实与未来。
丨端午节的起源与爱国主义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在农业社会，这一时节关乎全年收成，但偏偏又是洪水和瘟疫弥漫的仲夏。所以在民间会有祭祀和祈福的活动，悬挂菖蒲艾草、喝雄黄酒、赛龙舟都与之有关。
然而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端午节的基本印象，只剩下“爱国”这个精神图腾——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身体力行真爱国。他敢于讲真话，敢于和国君及世家大族对着干。然而他再怎么鞠躬尽瘁，赤心昭昭，也敌不过小人日复一日进谗言，终失了楚王的信任，被流放远地。
当强秦攻占楚都，屈原看着国破山河沉沦，悲从中来，怀抱沙石沉江殉国。
他这一跳，成就了一个文人的风骨与傲气，也在众多国人心里留下了对“爱国”最朴素的认知。
端午节的起源，还有一个说法——纪念吴国大夫伍子胥。
伍子胥本是楚国人，楚王杀他父兄，他逃到了吴国，助吴灭楚，还把楚王的尸体拎出来鞭打。这在今天就是妥妥的“带路党”，给外国人“递刀子”啊。
伍子胥对吴国尽心尽力，但无奈君主刚愎自用，还有小人见缝插针，他终被冤杀。
伍子胥死前留下凶悍遗言：“我死后，挖出我双眼悬于城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灭吴。”吴王大怒，把他的尸体扔进了钱塘江。
而这一天正是五月初五，端午节。
如此，凶名赫赫的伍子胥，哪家帝王还敢在一个重大节庆让人们公然纪念他。所以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纪念伍子胥”说不如“纪念屈原说”有市场，原因不言自明。
有人说伍子胥这样才是真爱国，楚王昏聩，人民受苦，不如取代之。进而嘲屈原愚忠，为腐烂的政权陪葬，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屈原也知道家国很糟糕，但还是不忍心抛弃它。他在《离骚》中感叹：“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中国历史上，像屈原一样的知识分子不乏其数。
最近看了两本书，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和赵越胜老师的《燃灯者》，书中提到的梁启超和周辅成两位先生，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屈原式的“爱国者”。
他们完全可以抛弃腐烂、混乱的故国，凭才学在他乡谋一席之地。
但是梁启超仍孜孜不倦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寻找出路，王人博老师形容：中国的现代性价值，是梁启超心底不变的“压舱石”。
而周辅成老师却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为困惑盲目的青年人点亮了一盏寻求真理的灯。并在形而上的领域中，为国人命运的走向寻找答案。
可见，爱国，不是爱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一个的人，并推动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才是最高层次的爱国。
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以温暖世人，今也有燃灯者，为我们驱散黑暗，带来启蒙的方向。这大概是屈原和他的爱国主义透过端午节留给今人最好的启示吧。
丨知识分子的桎梏：最是文人不自由
端午节纪念屈原，除了爱国维度，还有一个维度：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
西方的知识分子追求极致的真理，有苏格拉底的“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也有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有为科学献身的诸多先贤。
反观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总陷入“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独路。
屈原的浪漫理想，被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描摹。贾谊借凭吊屈原，释放怀才不遇的焦虑；屈原自比美人香草，亦被汉代人解读为对君上的耿耿忠心；千古绝唱《离骚》，也成了鲁迅先生笔下“不得帮忙的不平”。
屈原对价值、信仰、道德和良知崩塌的痛苦中，似乎总掺杂着未被权力接纳的不甘。
傅国涌老师将此比喻为“屈原人格”，形容中国知识分子服膺于权力，这也是屈原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屈原人格”历程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写康有为的变法狂热，“无非就是把西方宪制的形式，和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简单的嫁接，这本身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美国，时过境迁，当满清颓丧，革命到来，他无视时代巨变，依旧顽固复辟——从维新的变法派变成了守旧的保皇党。可见，一个想让中国变好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想缔造从龙之功的旧体制“国师”。严复翻译了《国富论》《论自由》《论法的精神》等现代文明经典，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摸到现代价值门边的人，但他依然走不出“屈原人格”的桎梏。他反对革命，提倡保皇，不剪辫子，亲近袁世凯，甚至公开支持张勋复辟。严复的人格在现代文明和旧式知识分子间反复拉扯，但是后者占了上风。王人博老师说：“严复不仅对文本作者的情景语境，予以翻译者的再语境化，而且对文本的真理性内容，也实现了语境的重置。严复的工作性质，是将隐匿在文本中的原理，进行了改变，以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但是文本语境变了，意义也就被改写了。”可见，严复虽然翻译西学，但是他的思想语境仍属于旧式中国；自由的严复不过是为守旧的严复寻求一条出路；他摆好了开眼看世界的姿势，可是人还站在古代东方的大宅门里。从屈原到康有为、严复，再到当代诸多知识分子，即便在权力的打压下“九死一生”，也鲜有人能真正摆脱“屈原人格”。这样的心路历程，无一例外地导向了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切思考，都必须转换成权力要求的命题才能彰显“价值”。但凡有点理想的知识分子，很难在日复一日真理与政治的博弈中，保持精神独立。过端午节纪念屈原，贵族精神，当属最值得我们从这个传统节日和这位古代人物身上汲取的内涵。真正的贵族精神，与我们常见的富人用钱砸出来的富贵气息不同，它有三根重要的支柱： 一是自由的灵魂，意志独立，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不为政治强权或主流意见所奴役；二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三是社会的担当，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屈原是独立的，颇具现代所说的个人主义情怀。他在《离骚》里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深感骄傲，从来没有因世情冷暖而变得凉薄或圆滑。屈原对待传统和道德极为看重。在战国时代那个最混乱、黑暗的环境中，在礼崩乐坏，攻城掠地，动辄坑杀的“最坏的时代”。屈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美德和文化不受侵害。屈原的责任和担当更是不必说，看到楚怀王的昏庸，他愤怒，指责怀王“荃不察余之中情”；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忍而不能舍也”；关怀大众疾苦，又是叹息又是哭泣。这样的屈原，维护一个精神贵族最高的信仰，上下求索，发出天问，只为他所看重的真理、良知和价值。辅成先生生活于那个“想歪一点都是罪”的极端年代，但他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的高度独立。他亲历时代浩劫，却仍能独立思考，当看到“那些直接或间接杀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的人，有的还被称为‘最大圣哲’ ‘民族救星’”时，凄然落泪。他关注道德哲学，认为救社会先要救人心，而人心的不朽在于将“命运托付于正义”，如此道德生命才能丰富，但可叹的是，大多数人却浑浑噩噩，对此他说：“做奴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愿做奴隶，我坚持读书思考，就是为了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你可不要以为辅成先生是那种埋首学术的“书斋夫子”，他对现实仍抱有深刻的责任。某次，辅成先生受学校领导委派，向工人汇报马列主义，他说，马、恩、列三人精通西方哲学史，要想学好马列主义，必须以西方哲学为基础。说罢转身板书，开讲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探讨德行的意义，不只为了求知，更是要努力“成为善人”。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黑暗的天地，仍然持守人性与人道的圣火。从屈原、严复到梁启超，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处，始终都抱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尤其是1840年，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家国情怀显得更为浓烈。然而，强烈的爱国情怀却在时代面前遭遇强大的阻力——许多知识分子以爱国为名死守传统，却严重缺乏现代视角，最终由“爱国”演变为“碍国”。·在危局中，会产生“向强者学习”的心态和行动。1840年以来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历程。然而，救亡最终压倒启蒙，结果导向了短视的激进主义，以致“找错了老师”。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意识不到，国家力量的获得，源自它的价值观。但对后发国家，总希望通过力量来寻找正当性，而非相反。现代价值如何与中国的具体现实咬合？这个1840年以来最关键的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紧迫。今年是中国转型以来的第四个庚子年，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年份，与历史上屈原经历道德信仰崩塌的战国、严复和梁启超等人经历国家危亡的近代，还有辅成先生经历的浩劫关头，产生了奇妙的历史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