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才栋：从世界工业化进程看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时至今日还在讲国有企业的重要性，这真是一种悲哀。但面对各种试图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噪音杂音和倒行逆施，我们无法保持沉默。在此主要从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角度谈谈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纵观世界工业化进程，影响国有企业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一个是工业化起步时间的早晚。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国有企业的地位就越重要；工业化起步越晚，国有企业的地位就越重要。这是因为：
首先，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将呈现出不断激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1）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运输手段、企业经营管理的技术手段也随之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平均成本必然随之下降，企业的合理规模必然随之扩大，生产将日益集中化；但如果生产集中化表现为私人垄断，就势必要损害社会利益。（2）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将越来越精细化，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这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就是自然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越来越突出。（3）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将不断提高，生产力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也将不断激化。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越是激化，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就越是有赖于国家和政府的干预，而保持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是实现国家和政府有效干预的必要条件。
其次，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往往是比较不利的，而且呈现出逐步恶化的趋势。这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成的：（1）幼稚产业面临着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而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着经济技术薄弱的制约。（2）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门槛不断提高，但资金来源不断变窄。工业化所需要资金门槛的提高与工业的成熟程度、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关。资金来源变窄，是因为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往往可以通过殖民掠夺获取很大一部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但这种可能性随着势力范围的瓜分进程而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本身可能就是殖民掠夺的对象。（3）国家安全形势恶化。工业化起步越晚，自身受殖民掠夺的可能性越大，国家安全越成问题。不难看出，工业化起步较晚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断恶化的趋势，本质上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的趋势在国际范围的表现形式。
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越是恶化，其工业化的完成就越有赖于国家和政府发挥作用。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实践中，往往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在不断冲击国家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教条。纵观世界上比较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大国，国家和政府在工业化所起到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英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阶段（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也曾面临荷兰毛纺织业的强大竞争），以德日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工业化阶段，以苏中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苏联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了工业化，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打下了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参看彭才栋：历史让“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ssn.cn/mkszyfzs/201411/t20141124_1971307.shtml ）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英美工业化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但并不意味着客观上不存在对国有企业的需要。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并非真正国有企业（政府股份仅占1/5）的美国第一银行、第二银行在一片“与民争利”的骂名中寿终正寝，而美国长期遭受没有中央银行、市场价格和利率不透明之苦。在德日工业化时期，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由于安全形势相对较好，除了在“殖产兴业”时期举办过一些国有企业（后来廉价处理给私人）以外，基本上没有举办什么国有企业；但作为大陆国家的德国大不相同，由于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和两线作战的压力，俾斯麦时期将德国80％以上的铁路线、44个最大的矿山、12个大型钢铁企业、24％的发电设备和20％的制盐生产都收归国家所有。在苏中工业化中，苏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当时克服资金极度短缺与赶超压力巨大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不仅是主心骨，而且是主力军。
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私有经济在我国的急剧扩张，应当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适应新的形势所做的战略调整来看。通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建设，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国防，但在人民生活方面欠账较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对经济建设的目标进行了调整，由过去集中全力打好工业化的基础转向更加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取向也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由于轻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具有科技含量低、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对科学管理要求低等特点，私有经济表现出了比较强的适应性；而国有企业受社会负担较重、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比较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一度步履维艰；因此，才有了私有经济的阶段性急剧扩张。
但是，放眼未来，这种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我国国民经济要想上一个台阶，必须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科技创新、高新技术的应用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往往是过分注重眼前利益的私企所不愿涉足的；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科学管理，这是目前盛行家族企业制度和经验管理方法的我国私企所不能胜任的；而且，与从事国际垄断资本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不同的是，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实际上是与国际垄断资本争夺市场，迫切需要加强国内企业的组织协调，这也是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私企所难以做到的。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出现所谓“国进民（私人资本）退”的现象，是完全正常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澄清两个错误观点：
一个是“国企妨碍创新论”。2012年2月发布、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曾经提到过这个观点，并以此为依据主张将我国国有资本降至社会总资本的10%。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蓝皮书以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拥有发明专利数、新产品工业总产值与科技经费支出比四项指标为依据，断言国企创新表现最差，算是为世界银行的报告提供了数据支持。
但是，这种片面强调专利数量的指标体系是不足为凭的，因为我国有很大一部分所谓专利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垃圾专利。欲知真相如何，请看另一组数据。据统计，2011年到2014年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5个，其中中央企业主导、参与的项目4个；一等奖获奖项目49个，其中央企、地方国企主导、参与的项目25个，超过半数。（国企囊括一半国家科技进步奖，为啥都不满意？
http://www.stutimes.com/toutiao/a3809160673/ ）
一个是以亚洲“四小龙”经验否定依附理论的观点。依附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工业制成品对初级产品的剥削，有些学者不能正面加以否定，但援引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加以搪塞，说：“然而最近几十年的实际结果是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持续下降，而同工业制成品相比，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并没有恶化。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发展经验也表明，通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能够实现高速经济增长。”（林毅夫、蔡昉、李周：《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这个观点通过否定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来间接地贬低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工业化中的作用。
其实，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量很小，它们本身不足以影响世界市场。当它们致力于初级产品生产时，世界市场被分割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平行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部，亚非国家忙于民族解放斗争，而拉丁美洲致力于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搞进口替代。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工业制成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初级产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才使得初级产品相对价格不致恶化。如果当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像今天这样统统从发展初级产品入手，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从经济上来讲，得益于白搭了他国实行赶超战略的便车（这里暂且不讨论美国国际战略对亚洲“四小龙”的影响），并不能真正撼动依附理论。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大国决不能单纯执行所谓比较优势战略，片面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否则会因为利润流失过多而丧失产业升级的能力。
7月4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座谈会上做出了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指示，这是对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以搞垮国有企业为目标的错误国企改革思路的拨乱反正。我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指示。
（据《产业人网学习习近平对国企改革重要指示专家研讨会》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
来源：产业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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