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掀起大锅饭运动：为什么国家得无条件发钱给你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欧洲社运想像的全新尝试。 图／美联社
【编者按】“大锅饭养懒汉”一直以来是经济改革以来对集体经济和合作化的骂名。但是随着欧洲国家经济萧条成为常态，“无条件基本收入”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正在欧洲酝酿一场“吃大锅饭”的政策变革。这样的另类想象与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什么不同？它旨在解决什么问题？它又有哪些致命缺陷？
愈趋下流的生活条件与经社资源分配矛盾的加剧，触发了实践各种社会实验的机会——“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福利国家体制僵化下的时代产物，并且在欧美形成一股新兴的“社会运动”，并日益受到国家政策规划的重视......
斯斯有两种，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资也有两种。
第一种，是当前每日、每周或每月的贩卖劳动力的所得，一般以货币形式呈现；第二种，吾人称之为“延迟给付的工资”，这部分泛指以养老金或是退休金核心的社会保险——然而，这两种工资现在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资料来源：Statista.com
按照一般民众的见解，应该会认为“这些政府理当担负起责任，把国家总体经济搞上去”。毕竟高社会福利所依赖的，应该是高经济增长；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又要如何成就再分配的大饼？
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西方世界，“长期萧条”（secular stagnation）这个词汇，日渐频繁地出现在大众传媒。但这个词，其实最早是由颇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劳伯．布伦纳（Robert Brenner）所使用，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他于《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第229期〈全球风暴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中，早已敬告他的左翼读者：世界经济发展的荣景已是过去式，长期萧条将是常态。
危言耸听！左派学者的话听听就好？然而，就连美国前任财政部长（1999-2001）桑莫斯（Lawrence Summers），现在都在谈长期萧条，并认为自2008年之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难达成稳定且适足的经济成长、高产能利用率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等多重经济目标。
不仅如此，根据OECD的统计（图二），桑莫斯特别指出：在美国居于25-54岁的男性——这群通常被预设为“家中经济支柱”以及“劳动市场主力”的社会群体中，被雇用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断地下降。这当中，最值得关注的特点在于：每一次衰退之后，就业人口占年龄层人口的比率，就一直维持着下探的趋势，就业率皆难以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准。截至2015年12月，该比率为59.5%，而在2007年6月时为63.0%，这意味着美国联准会自2008-2015年以来，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零的政策，即使能勉力把经济成长率维持在2-4%之间，但却仍无助于挽救男性就业人口比率持续降低的颓势。
图／作者倪世杰制图
自1960年代开始，产业自动化的趋势被启动之后，“结构性失业”就已成为了各国常态——“失业”一词，也成为新右派与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恫吓劳工的工具。在拆解福利国家的历程中，“工作福利”（workfare）取代了“社会福利”，为领取相关社会福利金，劳工被迫以降低劳动条件为的方式重回劳动力市场，不充分就业成为常态，这又以英国的状况最为鲜明。在英国，失业率虽维持在5%的低档，然而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英国民众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信奉自由市场、攻击劳工权利加上拆解福利国家的影响下，第一类与第二类薪资都往后倒退了。
试问，民众购买力被侵蚀后，总体经济岂能有所起色？同时，全球化生产链下，资本主能轻易引进海外的充沛劳动力，这也使得资本主利用培训计划、协助国内失业者重新上岗的选择，变得欠缺吸引力且缓不济急。另外，企业外移加上金融产业的放松管制，辅以信贷的大幅度膨胀，过去20年来，各国经济皆迎来了房地产飙涨，但薪资与经济成长率却停滞不前、民间与人民债务双高、贫富差距越拉大的窘境。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降，资本主义在欧美的黄金年代，果真一去不复返了。即便如此，一般人的日子还是得过，愈趋下流（race to the bottom）的生活条件与经社资源分配矛盾的加剧，触发了实践各种社会实验的机会，除了较为熟知的合作社运动或是社会企业风潮之外，“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社会福利国家体制僵化下的时代产物，在欧美所形成一股新兴的“社会运动”，并也日益受到国家政策规划的重视。
与一般人惯常理解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与“基本工资”（basic wage）相比，“无条件基本收入”UBI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最低工资所指的，是依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所规定，能负担3至4口之家，1个月负担所需要的最低消费；基本工资，则指一个人在某地维生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开销。当前台湾工资政策的最底线就是基本工资，而不是最低工资的概念，众人指摘的22K其基础就是得自于基本工资。
无论最低工资还是基本工资，其前提都必须是“工作所得”；但UBI则是在不用工作的前提下，也能够拥有一笔主要由国家给予的基本收入。
UBI这个构想，主要是由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法语区）3位分属于人口学、经济学以及哲学的研究员——柏蓝格（Paul-Marie Boulanger）、德菲特（Philippe Defeyt）与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于1983至86年间，共同发想的新点子。
帕里斯指出，UBI主要以周期性的现金给付，周期可以是一周、一个月等等，它不是什么代金、或必须在固定时间内使用完毕否则作废的的特种货币，它就是一般货币——能够储存、能够消费、能够借贷。过去吾人都使用过的“消费券”，就不属于UBI的范围。这笔资金对当前社会福利体制而言可以是补充性、亦可以是替代性，端视主政者如何思考这一笔资金所欲达成的社会效用。比如说，如果政治与社会的共识是免费高等教育与健康保险、低收入者住房补贴这一类既有的社福措施，UBI主要是补充性的；如果执政者意在拆解福利国家，那么UBI就将是替代性的。
发放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主体是政治社群，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也可能是如省或州等次级的政治单位，或是更上一级如欧盟的超国家组织。发放的资金依赖于税收，但绝对不是从土地税、房屋税、金融交易税（如意在限制金融资本快速流动的托宾税）等特别税收而来，而是从国家一般收入结构累积、支付。因为若是另收特别税，则会像“特定人士在支付某一种『特别捐』”，这反倒会成为对特定身份纳税者的变相“惩罚”，而丧失了“全体一致”的情感。
无论最低工资还是基本工资，其前提都必须是“工作所得”；但UBI则是在不用工作的前提下，也能够拥有一笔主要由国家给予的基本收入。 图／美联社
UBI主要以周期性的现金给付，周期可以是一周、一个月等等，它不是什么代金、或必须在固定时间内使用完毕否则作废的的特种货币，它就是一般货币——能够储存、能够消费、能够借贷。 图／美联社
UBI这项制度，最重要的特色，即是其利基于“公平性原则”的特性：也就是说，这一项政策没有财产限制、绝不排富，只要是政治社群认定的成员，即能够拥有领取资格；当然，儿童与青少年所领取的可能较少一些；至于谁是这个政治社群的成员，则有赖于公共讨论，像是在这块土地上长期居留的外国人能否领取？长期居住在外国的本国人能否领取？这都直接涉及对政治共同体的想像，因时因地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可以想见，对UBI批评最力者主要是自由经济学派，原因是这消除了工作的动机：如果人人都不工作，社会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分配与重分配？
诚然，这个的问题肯定存在一般民众心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给钱后，每个人都乐于不去工作。如果你认为在人生中需要累积更多的财富，或是可以从工作中得到个人的成长与成就，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工作呢？
从这个观点来看，UBI收入政策可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补充性”而非“替代性”的方案：UBI不挑战私有制、公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等等围绕在的所有权上的议题，而是主张“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基本的生存权利”，而不因为没有工作、就无法维持起码的温饱生活——因为在当代社会中，结构性失业已成为了常态，许多人失业并非缺乏就业动机，而是当时的就业市场就是无法吸纳某些人口。因此，UBI的目的，首先是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有的“贫穷问题”，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所指称的“剥削问题”。
UBI的设计，企图让每个人都能在温饱、得以满足的前提下，得到发展自我的机会，不因收入中断而流离失所，甚至落入某种“工作贫穷”（working poor）、或是几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穷忙族”问题。
目前在几个欧洲国家，UBI已经进入了实验或是实质政策的规划阶段。其中，青年失业率最低（仅7%）的德国，就已展开小规模的施行。例如在柏林，当局就以公众集资的方施，来支持“我的基本收入”计划（Mein Grundeinkommen），该计划自2014年10月开始，每个月网路公开“抽奖”选出一位幸运的申请人，他可以在这一年获得1,000欧元（约新台币36,125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
“我的基本收入”至今已有26个人成功地领取到这一笔钱，到年1月为止也有3万3,000多人捐款支持这个计划。除德国这个大国已经展开民间实验之外，现在包括法国社会党政府与英国政府机构也对此表态。社会党籍国民议会议员、前任内阁生态与能源部长芭朵（Delphine Batho）在今年元月11日就已经在国会提案，责成政府相关单位迅速研拟UBI的各种试算方案。根据法国相关法规，法国政府最晚需于今年六月前提出相关报告。就在芭朵提案的几天之前，法国劳动与社会对话部（Minister of Labour, Employment,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Social Dialogue）下的数位委员会提出报告，就表示在数位科技巨变的社会中有必要进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社会实验。
在英国，皇家文艺制造商业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政策与策略主任潘特（Anthony Painter）与剑桥大学研究员荣恩（Chris Thoung）的认为，当前的福利国家已经无法支应当前的需求，且亟需要改革。他们提出的各年龄层每月领取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如表一——根据推算注5，英国的贫穷线应划在每年收入13,920英镑，换算下来每户每月所得约1,160英镑（约合新台币56,139元）。如以两位退休老人计算，每月UBI则约可领取1,236英镑，收入也略高于贫穷线。
在芬兰，当前由中央党党魁、席比拉（Juha Sipilä）总理领导的右派联合政府也开始着手推动UBI。
早在1980年代，UBI在芬兰即已经引发讨论，而当前赫尔辛基的着眼点，则在于缩减福利国家的规模——一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他们认为，国家眼下的财政收入，早已不够支应芬兰的国家规模，而政府最可能的“缩编方式”则是减少福利国家中，负责各种分配的业务人员，相比之下，采取现金给付的福利方式反而最为直接。
芬兰社会保险局研究处主任空加（Olli Kangas）认为，透过UBI可以消除与收入挂勾的社会福利项目，先期计划以每人每月550欧元（约合新台币20,117元）开始，但保留低收入户的住房以及收入补贴，并以最后阶段——每人每月发放800欧元（约合新台币29,261元）——为目标，以统整、并消除其它细项的社福支出。
然而，芬兰政府所承诺的800欧元，却是一个“微妙”的数字。如果以OECD国家规定所得中位数的50%来看，在2010年贫穷线是709欧元，如以60%计算，则为851欧元——在此，赫尔辛基所说的800欧元，以一户两夫妻计算也仅1,600欧元，更白话地说，就是在贫穷线左右徘徊。
根据TNS Gallup于2015年1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芬兰民众支持与否定UBI的比率分别在51%与23%。但支持的民调虽高，芬兰社民党却仍持反对意见。社民党籍的前财政部长哈那努玛（Eero Heinäluoma）在2007年大选中曾表示：施行UBI将会“使经济活动终止”，并质疑其所费不赀、不符合路德教派所主张的的“工作伦理”。而社民党的经济学者科帕（Ville Kopra）也认为，发放现金等同于“让人陷于自我依赖”。但只要与中央党联合执政的芬兰人党与民族联合党这其它两个右派政党不表示反对意见，芬兰将会于2017-9年开始施行UBI先期方案（pilot project）。
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观念虽起自于1980年代，却直到2008年之后，才终以“新兴”社会运动之姿取得社会的讨论空间；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UBI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派中，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支持者：右派支持UBI，是因为它能够透过现金给付的方式，甩开他们认为尾大不掉的、且疲态已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左派中则是支持反对互见，支持者强调UBI其的积极性，认为透过这一制度能带给个体更大程度的解放，使其能够在满足基本生活之余，还可以从事市场无法吸纳的活动—像是社会服务、艺术创作—等，其它社会性的实验；但反对者则认为，UBI的推行，等同将经济责任完全“个体化”，取消过去社会主义运动与劳工运动的阶段性成果，终结了制度性的社会互助体制。
来源：土样土森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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