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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东北会衰退?还可能复兴吗?

2016-09-05 安生 产业人网


导读: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东北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为全国贡献了利润。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承担了无形的“固定资产精神损耗”的主要成本,加上没有积累,没有优惠政策,不幸沦为塔基。为了甩包袱,私有化思路所主导推动的国企改革,让东北经济彻底崩溃。

东北衰退,说来话长。

东北是中国重工业集中区,是中国的兵工厂,是中国最早实现初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承担成本和工业无形损耗的地区,东北的兴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密和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让东北雪上加霜,出现了不可逆的人才外流。

1881年,李鸿章开始在旅顺建设海军基地。19世纪末,日、俄都把触角伸向东北。1899年,沙俄在大连建市。1901年,日本右翼势力成立黑龙会(阿穆尔会)。1905年,日本在日俄大战中战胜沙俄,再次攻占旅顺,占领大连,开始大规模侵入东北。

长期以来,日本对东北有强烈的野心,这一方面因为日本本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东北有广阔的平原和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因为东北战略地位重要——占领东北就可以威胁中原,觊觎外蒙和沙俄(苏联)远东地区。

张作霖时代,出于奉系军阀自身需要,东北逐步建立了相对独立于关内的兵工产业。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以后,并没有像日后进入关内地区一样,大搞破坏,而是把东北作为大后方经营,在东北开始实施工业化开发——这一点和日本经营台湾类似。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甚至有退守伪满洲国,负隅顽抗的想法。

这种想法,被苏联红军彻底粉碎。苏联红军能够长驱直入,迅速歼灭关东军,与日本殖民时期,对东北的开发密不可分。以中国关内恶劣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条件,苏联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必然陷入困境。

虽然苏联占领东北以后,大规模拆卸东北设备回国,但是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东北仍然是全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从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劳动者素质来说,都是如此。

在这背景下,东北自然而然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

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东北有57项,占1/3强。

其中,辽宁有24项。包括:

1.鞍山钢铁公司(现为鞍山钢铁集团);

2.本溪钢铁公司的扩建;

3.抚顺发电厂;

4.阜新发电厂;

5.大连第二发电厂的增容;

6.阜新新丘竖井;

7.阜新平安竖井;

8.阜新海州露天煤矿;

9.抚顺东露天矿;

10.抚顺老虎台煤矿;

11.抚顺西露天矿;

12.抚顺胜利矿刘山竖井;

13.抚顺龙凤矿竖井的新建扩建;

14.抚顺石油二厂;

15.抚顺铝厂;

16.沈阳第一机床厂;

17.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

18.沈阳风动工具厂;

19.沈阳电缆厂;

20.大连造船厂改建扩建;

21.杨家杖子钼矿;

22.一一二厂(沈飞);

23.四一0厂;

24.渤海造船厂(渤船重工)的新建和扩建改建工程。

吉林省11项。包括:

1.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2.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吉化,现为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3.吉林染料厂;

4.吉林电极厂(现为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5.吉林化肥厂;

6.吉林铁合金厂钨铁生产部分;

7.通化湾沟工井;

8.丰满发电厂。

黑龙江省22项。包括:

1.哈尔滨电机厂;

2.哈尔滨汽轮机厂;

3. 哈尔滨锅炉厂;

4. 哈尔滨轴承厂;

5.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原哈飞);

6.哈尔滨东安机械厂;

7.哈尔滨东北轻合金厂(原哈尔滨101厂);

8.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9.电碳厂;

10.电表仪器厂;

11.阿城继电器厂;

12.佳木斯造纸厂;

13.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14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15.鹤岗东山1号立井;

16.鹤岗兴安台洗煤厂;

17.鸡西城子河洗煤厂;

18.鸡西城子河9号立井;

19.鹤岗兴安台2号立井;

20.双鸭山洗煤厂;

21. 友谊农场;

22.齐齐哈尔钢(北满特钢)。

总体来说,东北承接了大批苏联对新中国援建的工业项目,是中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所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架战斗机、第一艘驱逐舰、第一艘核潜艇,都出自东北。

当时东北的工业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在全球则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当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中国触碰到苏联为中国设立的玻璃天花板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分道扬镳。东北的重工业成为中国工业的支柱。

很长一段时期,东北大量吸收投资,向各地输出设备、原材料和能源(主要是煤,1960年代以后还有石油),支援全国建设,引领中国工业化进程,这段时期,东北在国内的地位,相当于全球经济中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是相对繁荣和富足的。

不过,与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分灶吃饭、独立核算”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市场经济不同,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拨人财物,可以无条件削肥补瘦,多余的利润要无偿上缴,并不能形成资本优势。所以,那个时代虽然有地区差异,但并不像今天北上广高高在上,一二三线城市泾渭分明这样明显。

比如,成飞始建于1958年,当时因为苏联专家撤走,没有建成。后来的技术支持来自哪里?我不清楚,应该不是苏联专家。我怀疑成飞的技术人员来自沈飞,类似二汽的技术人员来自一汽等建成的同类大企业。按照今天的游戏规则,提供关键技术的沈飞是要持股,甚至控股的。

再比如,宝钢的技术来自日本,交换的代价是大庆的石油。按照今天的游戏规则,大庆对宝钢也应该是持股,甚至控股的。

如果按照今天的游戏规则,东北可以向全国大多数后发地区要求股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利润。但是,当时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无偿的。

当时中央以东北拉动全国,实现均衡工业化,而不是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所以,在改革之前,东北没有利用先一步工业化的优势,建立重工业垄断帝国,对全国其他地区建立经济统治地位,实现跨地区剥削,建立金字塔型的经济结构。大家的技术水平类似,而且不存在利润输送关系。

可以说,没有东北的重工业,就难有两弹一星,也难有尼克松访华,联中抗苏。

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开始经济合作,中国工业开始了第二次腾飞。

这时,中国启动了“四三方案”。这是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多说一句,毛时代的中国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国工业技术有了两次质的飞跃。说毛时代中国被封锁是真的,说中国主动闭关锁国那是无知。1980年代初期,中国粮食大规模增产,不是分产到户的功劳,而是“四三方案”中大化肥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四三方案”时代,新中国经过20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教育,各地工业化水平与建国初期相比都有了质的飞跃,再加上苏联红军装甲兵团的军事威胁。所以,“四三方案”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并没有把东北作为重点经营地区。

“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包括:

天津石油化纤厂     对二甲苯6.4万吨,苯2万吨,对苯二甲酸二甲酯9万吨;

辽宁石油化纤总厂 化纤原料13万吨          辽宁辽阳;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化纤原料10.8万吨,化纤5.2万吨 上海金山卫;

四川维尼纶厂         化纤4.5万吨,醋酸乙烯9万吨,甲醇9.5万吨,乙炔2.6万吨    7.2 四川长寿;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 乙烯30万吨,高压聚乙烯18万吨,聚丙烯8万吨 北京房山;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 11.5万吨乙烯,乙醇10万吨,丁苯橡胶8万吨,辛醇5万吨,正丁醇6590吨        吉林;

北京化工二厂 氯乙烯8万吨,聚氯乙烯2,.5-7.5万吨 北京九龙山;

沧州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河北沧州;

辽河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辽宁盘山;

大庆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黑龙江大庆;

湖北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湖北枝江;

洞庭湖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湖南岳阳;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四川泸州;

赤水河天然气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贵州赤水;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云南水富;

栖霞山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 江苏南京;

安庆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 安徽安庆;

广州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 广东广州;

齐鲁第二化肥厂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山东淄博;

四川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四川成都;

大港电厂 25万千瓦 天津北大港;

唐山徒河电厂 32万千瓦 河北唐山;

元宝山电厂 30万千瓦 内蒙古赤峰;

武汉钢铁公司 1.7米轧机 冷轧板100万吨,热轧板100万吨,硅钢7万吨 湖北武汉;

南京钢铁公司氯化球团 30万吨硫酸渣氯化球团 江苏南京;

南京烷基苯厂         正构烷烃5万吨,直链烷荃烃5万吨 江苏南京       

另,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

显然,此时的东北在全国已经不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地区。

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现这样的结果,也符合当时吃大锅饭,大家共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当时的指导思想,与后来的后来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建立经济金字塔的指导思想截然不同。

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对外开放的话,东北的经济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虽然不再是全国最发达的重工业集中区,但是在工业化程度、城市化程度方面,都在全国领先。虽然因为利润无偿划拨,东北没有积累多少财富,但是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

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对外开放,让东北重工业遇到了困难。

对外开放以后,大量西方消费品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原有消费品销售遇到了困难。这些西方消费品,由西方国家或者由其海外工厂生产,这些工厂大多不使用东北生产的重工业产品。比如当时引进汽车生产线,零件全是进口的,国内生产配套零件的冶金、机床的重工业企业必然失去市场,受到冲击。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许多发达国家把加工厂转移到中国,但是中国仅仅承担来料加工的部分,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些工厂并不一定使用中国重工业生产的设备。很多情况下,这些工厂使用的原材料都是海外进口的。

作为后发工业国家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业技术,在被封锁的中国是先进的,但是相比发达国家,则是落后的——东北工业的技术基础,来自日本和苏联,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美国和西欧本来就有很大差距,何况中国长期被世界其他各国封锁,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

一旦发达国家不再封锁中国,以相对落后的技术生产的产品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自由竞争,就缺乏优势,难免被排挤出市场。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解除对中国的封锁,整个中国遭遇了一次全方位的无形的“固定资产精神损耗”。

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有两种:1、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同类性能的机器设备,能以更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来,从而引起原有固定资产的贬值。2、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出现了新的性能更好,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继续使用原有机器设备很不经济,不得不提前退废,从而引起的价值损失。无形损耗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快慢。在机器设备的自然寿命已定时,生产同类机器设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愈多,原有机器设备贬值就愈大。发明创造愈多,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的周期愈短,无形损耗也愈大。

这就类似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合作以后,手推独轮车、小炉匠、帆船、油灯被挤出经济循环一样。

对东北来说,此时遇到了极大的困境,产品的技术含量不如西方国家同类产品。中国自己的国防需要自己的产品,但是需求总量不足以支撑为满足整个国家需要规划的重工业基础。东北的重工业如果希望保留市场份额,就迫切需要技术升级改造。

但是,当时的东北除了当时的设备和厂房以外,并没有多少积累的资本——原因在前面已经说了,建国前三十年,实行的是利润无偿上缴,企业需要资金由国家拨款。

不过,如果当时中央财政给予东北支持,东北还是有机会走出困境的。不幸的是,当时中央由于推动“分灶吃饭”,也陷入了财政危机,没有能力支援东北。

不仅如此,中央为推动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两项财政改革,“拨改贷”和“利改税”。企业利润不再无偿上缴,而是转为依法纳税,国家也不再无偿给企业拨款,企业需要资金必须自己申请贷款。这就为大规模经济危机中,企业大批倒闭埋下伏笔。

1988年和1990年代的通货膨胀,诱发了随后的加息,当时的存款年息曾经达到两位数,印象是13%甚至更高,贷款利息暴涨,许多申请贷款搞技术升级的企业被绞死。一些申请美元贷款购买进口设备的企业,死得更惨。人民币兑换美元,从1:3.4(?)猛跌到1:8以上。这些企业一下子陷入债务危机。

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产业转移,有利于相对落后国家的低端产业(生产廉价消费品的轻工业)和先进国家的高端产业。

相比东北,东南沿海的特区,在特殊的优厚的政策支持下,大量吸引外资,使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国外生产工具结合,迅速发展轻工业,推动资本积累。与当年无偿划拨不同,分灶吃饭以后大量的利润留在了当地,加上税收减免政策,当地形成了企业的资本优势和政府的财政优势。当地企业如果是出口外向型企业的话,还能在人民币贬值过程中得到丰厚的利润。于是,就出现了南海边一个“圈”的奇迹。

特区的优惠政策包括并不限于:

1.特区企业减税。特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和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济的外国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特区银行减免税。特区内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经营期10年以上,减按15%征收所得税;并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3.老市区特定企业减税。在特区内的老市区,设立从事技术、知识密集项目;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回收期长的项目;能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所得税。

4.老市区企业减税。在特区内的老市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征收所得税。

5.特区服务性企业减免税。特区内的服务性外商投资企业,投资500万美元、经营期10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二、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6.特区企业减免税。特区各类企业,从事生产性行业,经营期10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7.外商分得利润免税。特区内合资企业的外资方,从企业分得利润汇出境外时,免征所得税。

8.出口企业减税。特区内外商投资产品出品企业(出口产值占70%以上)减按10%征收所得税。(细则第75条)

9.海南特区企业减免税。海南经济特区设立从事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电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农业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15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1年至5年免税,第6年至10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细则第75条)

10.地方所得税减免。特区内企业地方所得税的减税、免税,由特区人民政府确定。(税法第9条)

11.特区预提税减免。外商来源于特区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除免税外,均减按10%征收所得税。其中提供资金、设备条件优惠或转让先进技术,需更多减免税优惠的,由特区政府决定。

12.外商银行利息免税。外国银行、国际银行同业间拆放利率贷款给外国银行特区分行所取得的利息,免征预提税。

13.国外储户利息免税。港澳和国外储户在外资银行特区分行存款利息,免征预提税和个人所得税。

14.特区内销售货物免税。特区内企业生产产品,在本特区销售的,暂免增值税。

15.特区内提供劳务减税。特区内单位和个人从事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批零货物给本特区内单位和个人的,按6%征收增值税。

16.企业出口产品免税。特区内企业出口本区生产的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产品或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免征出口关税。

17.特区进口自用物资先征后返。特区内中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进口自用物资,在批准进口额度内,从1996~2000年5年增值税和关税实行先征后返。

18.特区外资银行营业收入免税。特区内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企业,来源于特区内的营业收入,自注册登记之日,五年免征营业税。(该项政策按财税[2001]74号文件规定从2001年5月1日起停止执行。但对以前已注册设立并享受上述政策的外资金融企业,凡免税政策执行未到原定期限的,继续执行到期满为止。)

19.处置海南省积压房地产免税。对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海南省和广西北海市清理确权过程中承接的空置商品房,以及其他企业(单位)经法院裁定承接的空置商品房,在2004年12月底前再转让销售时,免征营业税和契税。(财税[2002]205号)

特区的税收减免,其他地区的税收照常,这相当于用全国的财政补贴特区。不仅如此,许多内地资本也绕道港澳,伪装成为外资以后,回内地投资,特区从全国范围吸收廉价的资本。

所以,在短期内东南角完成了资本积累,迅速占据了全国经济金字塔的塔尖,开始不断从全国范围吸收利润、廉价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一般来说,各种大资本都是财政的乳汁喂养大的,地区也也是如此,只不过有时候是显性的直接补贴,有时候是隐性的减免税。

相比之下,高度城市化,重工业化的东北显然没有这么多劳动力去发展轻工业,何况就是发展轻工业,也竞争不过具有特殊政策优势的东南特区。

对中央来说,由于对外开放引起无形损耗,使技术相对落后,迫切需要技术升级,又没有钱升级的东北,成立一个烂摊子

不仅如此,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国企管理层开始充分体会到自己的管理权可以为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们利用自己的管理权,大搞利益输送、关联交易、化公为私、贪污腐败,疯狂掏空国有企业,猖狂积累自己私有的财富。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根本解决。实际上,只要存在私有制,就存在代理人问题,私有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也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是全球难题。

更糟糕的是,全国经济也陷入了市场经济的痼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之中,而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促进资本的汇聚和集中,都使东北的问题恶化一次。

可以说,东北为中国工业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没有东北,就没有完整的工业化基础,也不会有与发达国家合作的第二次工业腾飞。然而,此时技术相对落后,又缺乏资金的东北已经不是基础而是包袱了。

怎么解决这个包袱?有一种思路是国企改革,改组、改制——也就是变相私有化。也许这种思路认为那些管理层能把这些企业当成自己的产业细心经营走出困境,也许只是为了甩包袱,也许是为了达到与俄罗斯类似的政治、经济效果——有人曾经说过,中共曾经密切关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甚至私有化会引发的政治、经济恶果。事实上,俄罗斯的私有化起源于1991年,中国的大规模国企改革同样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如果充分考虑双方时间的差距,中国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变化的关心程度,中国驻俄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中国对俄国派出的经济考察团等诸多因素,说私有化改革的推动者不了解俄罗斯的私有化,不慎重蹈覆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私有化的动机暂且不提,东北私有化的结果,和俄罗斯一样,并没有带来经济振兴,而是社会分裂。原有管理层并没有努力发展经济,而是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一夜之间,权力和暴力转化为财富。极少数管理层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绝大多数人则成为穷光蛋。贫富差距从此彻底拉开,许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对此,拙作《就跟昨天的事似的——简评曲婉婷的英雄母亲》曾经有专门介绍。

“东北的大下岗,是一个失控的化公为私的过程。大量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私有。占据这些财富的原领导层知道这些财富来路不正。所以,他们迅速变现。这个过程,通俗地说,当时是拆毁大楼卖钢筋。

他们并没有投资实体产业,搞再生产,而是把变现的资金用于购买房产或者金融产品,然后去当寓公。头类富豪移民海外,二等富豪移民北京、上海,三类富豪移民大连。他们都成了食利者。

那些失业的劳动者,丧失了工作的机会。他们就是开个小店都没有消费者,搞三产增加就业只是一句空话。于是,只好全国各地打工。对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没有资本,只有廉价劳动力,不外出打工,又能怎么样?

当绝大多数人都失去工作的时候,谁还有心去看演出呢?《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女主角也失业了,她只能南下香港,去当“北姑”。这与许多俄罗斯、乌克兰姑娘来中国当外围女一样。

于是,遍地东北口音。富豪和穷光蛋都出来了。

三类富豪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与之对应的,无论是出来的,还是留下的,穷光蛋们大都失去了最基本的尊严。

东北的大量生产资料已经归私人所有,这些当寓公的人即使获得利润,也不在当地投资,而是在海外、北京、上海、大连买房,或者投资金融产品,东北成为资本净流出地区。要重振当地经济,只能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把这些利润重新用于当地投资,而不是转移出去。这显然需要使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

私有化的做法,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技术人才流失,彻底毁灭了东北的未来。技术人才还在,只要有新的订单,很快就能恢复,技术人才流失了,有了新的订单,也难恢复了。

重工业不太集中的地区,技术工人一旦下岗,还可以搞点三产勉强谋生。重工业高度集中的地区,比如东北,下岗便难以再就业,只能外流找工作。一般来说,主动改行的,去外地谋生的都是能人,都是技术好的,留下的多是无能的,技术相对差的。

比如,上世纪,中央提出国防要忍耐,军工订单下降,重工业遭受全面的打击。成飞生产过摩托,沈飞生产过汽车、文件柜。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大规模重整军备。军工企业的日子好转,重新招人,半待业的技术工人重新上岗。但是,对东北的军工企业来说,人才流失的恶果已经形成,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

与无偿划拨利润的相对扁平的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金字塔型的经济。塔尖不断从塔基吸收利润、廉价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无论是个人还是地区,一旦错过资本积累的时期,进入塔基,就要不断向塔尖贡献利润、廉价资本和剩余价值,接受塔尖转移的损失,就难以翻身。

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其他人很难富起来。东北的穷光蛋就是后者。与之类似,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富了起来,其它地区也就难以富起来。东北就是后者。所以,每次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北都要首先陷入困境。

由于中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走高技术路线的重工业没有国家扶植很难在全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中胜出。除非中国再次遭受严重封锁,必须自力更生生产所有原材料,否则东北的重工业难以再有辉煌。

一个大国不能没有独立的国防,因此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重工业。国家加大军费投入,东北的重工业还能勉强维持。不过,由于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位置和不可逆的人才外流,东北的未来并不乐观。

凡是相信世界是丛林,各国弱肉强食的人,切不可听信那些要彻底毁灭东北残存的重工业国企的话。

大多数成功的后发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当年都是用轻工业补贴重工业,提升国家制造业水平,完成工业化过程。中国在建国初期,也是这个路线。但是在改革初期,是相反的。直到海湾战争以后,才慢慢觉悟,认识到大国重器的重要性。但是,重新大规模发展本国重工业也是本世纪以后的事情。重工业落后的国家,用重工业补贴外资和轻工业,放任重工业被外来资本绞杀20年,这种蠢事,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不会做。中国现在产业升级困难,全民创新成为闹剧,东南角那个圈“腾笼换鸟”换不来像样的鸟,都与重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技术相对落后有关。

东北的工业技术虽然相对落后,但是一旦失去这样的重工业基地,那么就难以保证以现有的价格获得相对先进的发达国家的产品——本国相对落后的产品的可替代性,是进口先进产品价格合理的最根本保证。这就如同招标,有稍微差一点的落选的,中标的价格就不会太离谱。招标中落选的投标方虽然不中标,但是对招标方是有极大的好处的。没有相对落后的本国类似产品,进口商品的价格会飞到天上去。一旦进口工业品价格暴涨,那么那些发达地区的多数利润也将贡献给国外。

何况,还有俄罗斯和当年东北的惨痛教训在那里摆着。当年的改革,使经济进一步恶化,使绝大多数人陷入绝境。

至于国防的意义,就更不用说了。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实也很清楚高端重工业技术对美国霸占世界金字塔顶端的意义,以及对中国的意思,所以一直对潜在的竞争对手实施严密的重工业技术封锁。

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巴黎,简称巴统。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巴统的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1991年前苏联解体,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冷战结束后, 包括“巴统” 17国在内的28个国家于1995年9月在荷兰瓦森纳召开高官会议,决定加快建立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资及技术出口控制机制,弥补现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作控制机制的不足。在美国的操纵下,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了《瓦森纳协定》(简称瓦协,Wassenaar Arrangement),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与巴统一样,瓦协同样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巴统和瓦协与其说是压制社会主义国家,不如说是压制后发工业国中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外资来中国投资,或者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设备,一般都局限于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来料加工、组装或者中低端。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和东南角的那个圈,并没有推动中国重工业质的飞越。中国重工业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还是自力更生,外加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大量廉价吸收前苏联的技术。

最后总结一下,东北是中国经济的前沿,在计划经济时期如此,在市场经济时代也是如此——东北是当年中国搞私有化,步子迈得最大的地区。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东北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为全国贡献了利润。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承担了无形的“固定资产精神损耗”的主要成本,加上没有积累,没有优惠政策,不幸沦为塔基。

为了甩包袱,私有化思路所主导推动的国企改革,让东北经济彻底崩溃——这个过程是俄罗斯私有化的缩小版。导致了不可逆转的人才外流。

东北不是没有民企,或者说当地政府打压民企。东北的私有化,创造了多少民企?怎么能说东北没有扶植民企呢?应该说,这些民企被折现变卖,拆毁大楼卖钢筋了。

东北要复兴要消灭悬殊贫富差距,更要占据全球重工业高端制造业的塔尖。后者比前者更难——需要天量的资金砸出基础工业跃升,占据全球工业领袖地位,占领全球市场。对后发国家来说,那不容易。再说,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没闲着,它们始终牢牢控制全球高端制造业的金字塔尖。

全开放国际市场中,技术落后国家的重工业本来就是极难存活的。后发工业国家的工业基础落后于发达国家,除非出现工业革命,否则无论是技术积累、技术人才还是资本量都远远不如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开市场,本国的重工业很竞争过外来重工业。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俄罗斯的去工业化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本国军工,本国重工没有客户。

不过,直到今天,全国仍然从东北受益。这种受益至少包括两点:

一是使中国拥有虽然不太先进,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但是相对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二是使全国企业和个人,可以使用价格相对合理的进口工业品。

毕竟,没有本国的重工业必然被人欺负,还要受穷。

用航空发动机举例,因为航空发动机是大家都了解的系统工程。航空发动机并不是一两项或者若干项具体的核心技术,而是整体工业水平的反映。就我所知,涉及一系列上游配套企业。这些上游配套企业又需要更上一层的配套企业。保留一个沈飞,其实需要保留一个上游产业集团。

现在的问题是,沈飞国家保留,但是上游产业群在不断衰亡中。一旦上游产业群彻底衰亡了,那么沈飞其实也是保留不住。成飞也类似。

这是关于国防。再说能源。煤炭涨价的时候,各地煤老板纷纷大规模疯狂开采,高薪从国企挖人,甚至不在乎工人生命安全,采掘“带血的煤”。现在美国收紧货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澳洲的煤炭到港的价格,比国产煤炭出坑价格还便宜。煤老板把工人一裁,矿井一关,有些直接宣告破产。国企此时应该怎么办?也把矿井关了,工人裁了?工人一旦裁了,就会流散到全国各地,社会稳定问题不说,将来想重新恢复生产可就难了。那时不是出钱就能迅速恢复生产的。现在国企不关,将来煤老板可以从国企挖人,很快恢复生产。国企现在关了,将来国企和煤老板从哪里挖人?或者,既然澳洲的煤炭这么便宜,中国彻底关闭煤炭行业,从澳洲进口煤炭?将来澳洲和中国翻脸怎么办?这次南海仲裁就看得很清楚。

至于私有化,没有精细、粗放之分。私有化就是瓜分的盛宴,管理层也好,外来资本也好,都不在乎国计民生,只在乎自己的利润。山西煤炭的改制就是例子,有利润的时候煤老板一哄而上,没有利润的时候他们一哄而散。私有化挣了钱也不投入再生产,发展技术,而是在北京甚至海外买房,勾结权贵捞更多的钱或者给子女买官。前几年煤炭价格高涨,山西当地百姓并没得到实在的好处,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是推高北京的房价,败坏了当地的官场。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短期政策可以牺牲百姓的长期利益,但是如果长期效应也不是以国计民生为根本目标的话,甚至不惜牺牲国计民生的长远利益的话,那么制订政策的人就不是圣人而是民贼了。

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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