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美国战争的新方法
导 读
“颜色革命”成为美国倡导的一种新的攻击手段，它通过分化民众从内部催毁其他国家。这种手段的优点是实现它的目标所需的资源相对较低。“颜色革命”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暴动运动的统称，这些运动受到美国通过其非政府组织（NGO）的积极支持。关于“颜色革命”的共同特征、形式和目标，已有大量文献和研究。
按照一个总的信息传递计划，根据基恩·沙普手册的建议，这些运动采用一种颜色或花作为象征，以及一个或两个词的口号。
这些运动有着相同的步骤：
发动运动的时机在选举期间，以投票后民意调查和外国观察家为基础声称投票存在欺诈；
具备制造共识和发布虚假信息的媒体能力来散布投票欺诈的指控；
进行反投票欺诈的示威游行，作为自称民主和非暴力的年轻活动者们的和平抗议；
将伤亡事件归咎于政府，称政府为法西斯独裁者，引起整个西方媒体的愤怒；
下一步成立被认为是真实的和合法的过渡委员会或影子政府；
在遭遇失败和政府抵制的情况下，发起国际运动谴责政府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罪行，试图通过军事方式再次推翻政府；
这些方法，从抵制到说服既有势力（如军队）内部成员、挑衅、采用容易识别的口号和标志吸引民众，是所有“颜色革命”的主题，经常被年轻人和学生组织渲染。该策略旨在削弱国家权力的支柱、使安全力量失效和制造混乱与不稳定的感觉。
美国战略目前正在全球发生转变，美国正从“世界警察”转变为“幕后领导”。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再有能力或意愿向前推进——绝不是——而是在大规模入侵和轮番轰炸以外，演化中的美国战略倾向于更间接的方法来展现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遵循的是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结果就是“颜色革命”、非常规战争和雇佣军干预的混合，避免直接使用美国作战部队而大大依赖地区盟友的代理参与。
“颜色革命”是西方政府发明的一种新的战争形式，试图在各国扶持西方控制下的政府，以便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这些国家。同样的方法被广泛应用，首先通过所谓的民众抗议推翻政府，若抗议者不成功，则转向扰乱和煽动内部冲突。在塞尔维亚、利比亚和叙利亚皆是如此，这些都是西方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军事行动的例子。2014年，在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美国组织了所谓的民主反对派。
“颜色革命”因此成为美国倡导的一种新的攻击手段，它通过分化民众从内部催毁其他国家。这种手段的优点是实现它的目标所需的资源相对较低。
“颜色革命”是外国支持的、亲西方的政变。他们专门以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社交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美国国际共和学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自由之家、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为工具，向其他国家渗透，并在政权更迭开始后增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活跃分子，是从西化学生中招募的，都是训练有素的宣传鼓动员，在其所在国家配备独立的媒体。因为他们通常操纵大量群众，所以造成了一种幻觉，仿佛是不满群众起来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广泛的“草根”运动。这种误导性的认识使政变企图在西方社会中获得广泛支持和认可，它也诋毁了试图镇压非法叛乱的合法当局。
军事力量隐藏在“颜色革命”后面。如果抗议不足以成事，就会公开使用军事力量，以确保政权更迭。利比亚就是一个范例。
在每次“颜色革命”中，都有武装力量的行动，事先经过组织准备夺取政权。2000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准军事组织破坏和占领了议会，并对米洛舍维奇的下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14年2月22日的基辅政变。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拥有军事特种部队的支持。
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事件表明，军事力量是“颜色革命”各个方面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包括对所涉及政权施压以防止其使用武力恢复秩序、为叛乱武装力量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这些措施不足以成功，则执行军事行动以挫败政府军队使反对派力量取得政权。
“颜色革命”现象正在成为造成世界各地不稳定局势的重要因素。在民主的幌子下，外国价值观被强加给人民。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被用做借口以便用海外控制的政府取代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府。这些受海外控制的政府使他们的资助者畅通无阻地获取别人国家的资源。
世界上哪些国家最容易受到“颜色革命”的攻击?
最容易受到“颜色革命”破坏的国家是那些缺乏强大政治力量、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信息沟通、腐败盛行以及个人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的国家。
经济落后的弱国通常最容易受到“颜色革命”策略的伤害，但决定目标的主要因素是挑衅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出于这个原因，组织这样的“革命”主要是在自然资源丰富或战略地位重要并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国家。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使得某一特定区域的力量均衡产生重大转变。
毫无疑问，外部因素、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在“颜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地，大肆宣传和媒体造谣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应该分析“内部因素”，以便理解在受到“颜色革命”攻击的国家中，西方宣传为何能够成功渗透年轻一代的思想和心灵。用葛兰西的话说，为什么西方宣传具有文化霸权性，它又如何成为文化霸权？ 1989年和1991年之间发生的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过程中，思想—文化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985年以来，媒体和出版界加剧了历史虚无主义运动，这一运动诋毁所有社会主义时期，将其归为犯罪史（远甚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20大上关于斯大林的报告）。这样，很大一部分苏联人已经深深地迷失了方向，不相信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欢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
因此，要想应对“颜色革命”的攻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认同自贬的战斗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构想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并试着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的框架内理解它们。
通过“颜色革命”实现政权更迭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是普世主义概念。这一词语尤其需要注意，因为现代革命文化（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基于对一些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反对排除大众的封建特权；反对将无产阶级排除在生产管理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之外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但被西方吹捧的普世主义，即对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模式（基于垄断私有制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肯定，是错误的普世主义，是一种专制主义，因为它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剥削和压迫亚、非、拉人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方模式强加给有着不同历史路径、历史发展时期、各自文化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世界不同民族拥有的不同历史和文化是人类的宝藏，它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恢复其正面历史。诋毁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国家是在支持“颜色革命”的攻击。
“颜色革命”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特征是颠倒现实：他们实际上不是进步运动，而是支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反动运动；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是暴力的，却表现出非暴力的样子；他们旨在夺权，却声明自己反对权力。我们必须对这种颠倒进行反思。在1960年代和 1970年代，当美国轰炸越南或支持拉丁美洲的政变和屠杀时，它在世界面前是一个侵略性的、暴力的政权，美国的对外政策甚至在美国校园里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成为1968年青年和学生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1975年美国在越南惨败之后，美国开始发展不同的策略，向世界展示自己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拥护者，在软实力和形象改变方面方面进行巨大投入（不像苏联，行动仿佛笨拙的大象，其形象在世界上受到严重伤害）。
在西方国家，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左派”（源于1968年的运动）欢迎并支持“颜色革命”，其潜在的原因是他们中间充满了自由激进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分析特定政府形式的上层建筑和阶级内容，如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而后明确区分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和资产阶级专政（即今天议会民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1970-1980年间，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左派”支持反苏的“持不同政见者”，或中央情报局（CIA）资助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正如现在他们支持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失去了阶级内容和马克思主义指向，这些“新左派”赞扬持不同政见者，支持塞尔维亚的亲美抵抗力量反对米洛舍维奇政府的民族抗争。
因此，在我们各自的国家中和国际会议上，如这个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在世界文化霸权斗争中加强合作。
来源：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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