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与劳动（上）
我今天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讲毛时代的经济问题。以前我们学习的党史、国史、经济史，都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多么能干，所以办成了什么事，或者反过来，说领导人不能干(犯错误)，所以某些事情办得不好，这都是从积极因素进行解释。这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反面加上一个消极因素的解释角度，而这往往是被人忽视的角度。就是说，只要破坏不到一定程度，它不足以阻止那个潜力。
毛时代那个制度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投资能力和动员劳动力能力上升两个方面。一是有效地把全社会的经济剩余转为生产投资，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财政的投资能力;二是通过农村基层三级政权的建设使得动员活劳动投入的能力也最大化了，因此毛时代的制度潜力、投资能力的提升是来自于社会革命的成果(剥夺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对于经济剩余的掌控和无效使用)，而动员劳动力的能力则来自于毛时代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执行力的提升也部分地与革命时代根据地动员农民的管理经验紧密相关。
毛时代投资能力提升得非常快，对比国民党政权时期“经济情况最好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政府财政总支出72.59亿元，其中用作‘建设费’的仅仅1.75亿元，每年平均还不足2000万元”，与低下的投资形成过程相关，“旧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累计建成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总共不超过人民币124亿元”。这个缓慢的资本形成过程，在毛时代戛然而止，“‘一五’计划时期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实现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固定资产的4倍”。【 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绪言》、第一章第一节】这说明，中国社会可转化为工业投资的潜在经济剩余数量很高，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妨碍了投资的形成过程。问题在于，学术界未能恰当揭示前毛泽东时代投资形成的“障碍因素”，因此把眼光转向毛时代是如何“提高”了攫取全社会经济剩余的能力，结果在经济史解释中间形成两种很“权威”的想象力：第一种想象力是关于扩大“剪刀差”的设想，第二种想象力则是集中于扭曲价格体系从而有利于投资形成，这两种想象力都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在毛时代的开始阶段，整个社会的潜在经济剩余就数量而言，支持投资的能力与旧社会差距不大，而投资能力提升，首要的原因在于破除了旧社会各种不利于投资形成的障碍，其次才是财政和行政提取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因“破除障碍”这个消极因素的消失而获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提取能力”这个积极因素的上升则是第二位的，因为学术界遮蔽了投资能力上升的第一位原因，仅仅从第二位原因出发建立解释体系，必然会过度夸大“积极因素”。
把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提升，与政府剥夺农民的力度联系起来做因果解释，这是扩大剪刀差思想的要点。所谓“剪刀差”，就是工业品定的价格越来越高，农业品的价格越来越低，政府通过这个扩大的差价来提升投资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严瑞珍，她的看法是中国的工业化投资百分之百来源于剪刀差：
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说到底，扩大剪刀差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来体现。有一个叶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毛时代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变动，清楚地显示剪刀差的说法并没有根据：“从1952年到197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2.4%，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0.1%。”这位叶先生明明知道不存在扩大剪刀差的问题，但他觉得不够，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概念创新来证明剪刀差存在。他说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得慢，工业的则提高得快，要从这个创新的角度寻找存在剪刀差的依据：“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1.5%，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从等价交换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扩大了20%左右。”【叶善蓬：《新中国价格简史》，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178-179页】叶先生的剪刀差概念已经完全有别于剪刀差概念的内涵，他把自己的研究强行纳入剪刀差概念框架进行界定，早已越出剪刀差概念原有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构成“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他的比值剪刀差概念如果成立的话，显然已经是说针对不同的工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如何更合理地确定比价，而完全不涉及工农业产品比价实际上在扩大的这个“剪刀差”概念的标准内涵。之所以出现这种“对着事实说假话”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先念地设定了要在剪刀差框架之内，找出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扩张的奥秘，而不愿意扩展自己的视野，在剪刀差之外去寻找新的因果链接，因此，就会出现这种完全无视逻辑的怪事。
下面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没有执行过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〇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十六章第三节】
在我看来，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并非来源于以剪刀差政策剥夺农民，而是把旧社会掌握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手上的经济剩余，集中到财政手里，然后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换言之，此前地主、富农、资本家从劳动者手里攫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并不少，但是，转化为生产性资本的却不多。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农业投资能力的极度萎缩，甚至到了难于维持牛耕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只有15%的家庭养牛，大多数农民连牛都用不起了。此外，毛时代对于管理成本的压缩也很厉害，在很长的时间内，行政经费的开支占总支出比重都很低，只要把旧统治阶级攫取的那部分经济剩余数量充分集中到财政，再减去较低的总管理成本之后的余额，就构成了庞大的财政投资能力，即使像毛时代那样执行缩小剪刀差政策，可用于投资的余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从城镇非农业销售的粮食数量看，1960年是第一个高点，为631亿斤，1971年“三个突破”之后形成第二个高点，达到800亿斤，把这两个数字与土改后剥夺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的数字(重新分配了43%的土地)相比，显然，硬要说剥夺农民的话，也应该准确地说明是剥夺了农民中间的地主、富农。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的提高和工业品下乡数量的增加，土改后多数年份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占有的粮食和工业品都有所上升。而剥夺地主、富农(后来还要加上资本家)的数量和程度，恰好是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把旧社会那些不投资的经济剩余转为投资，因此，新中国的投资能力上升主要与潜在经济剩余顺利转化为投资相关，而与扩大剪刀差政策无关。与严瑞珍、叶善蓬等人用扩大剪刀差来解释毛时代投资能力不同，林毅夫等人则以扭曲价格来解释投资能力的增加。
在毛时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剩余劳动力的有组织的密集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毛时代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特点。刚才徐老师讲了毛泽东设想依托人民公社走出一条新工业化道路，这个我非常同意，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对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力及其效果。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前工业化时代就有了人口膨胀，全社会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六亿人口是我们的资本而不是负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设计问题，因为这些劳动力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如何充分利用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来加快工农业发展，就成为农村基层组织设计的关键线索。在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除了增加对于土地的投入，在田间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行“过密化”的应用方式之外(典型的是毛泽东所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还在农闲季节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此外，有组织的劳动力还能够方便地与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对接，在1958～1959年两年，以劳动力投入为主修筑了25万公里的公路(1978年总公路里程为89万公里)。在推动高级社之前，1956年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说：
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像到的巨大的生产力。
在我的记忆中，到70年代农村男女劳动力每年干活要超过330天，这对整个农业发展来说是一块非常大的资源，跟解放前相比，相当于一下子多出4～5倍的劳动日可以利用。后来搞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密植、乡村工业，甚至公共工程，比如修铁路和公路，所需要的人力就大量来自这里。
充分动员剩余劳动力，固然是合作化的一个设计目标，如何有效地动员农民的经济剩余顺利转化生产性投资，则是合作化的另一项要求。特别是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增产得不到太多工业投入品的情况下，对于开通农业内部的投资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在第一代领导人那里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载1956年9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
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政权的管理水平问题。合作化之后可资利用的劳动日增加幅度非常大，这对于推广各种“过密化”的技术措施是很有利的，同时富余的劳动力还为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乃至服务业提供了新的潜在空间，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但是，管理水平的不足对于发挥潜力，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削减和抵消因素。从1956～1958年的农业生产效果看，增产是很明显的，这恰好是基层政权管理水平最低的时期，干部处于学徒工阶段，制度建设也是处于起步阶段，看起来，管理的效果也不能绝对地与干部的经验和素质、制度完备与否，进行简单地因果链接。1956年到1958年，农村管理很混乱，真的是一哄而起，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一步到位地实现了高级社化，而高级社平均规模都是200多户，这是农村管理最粗放的时期。
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更早的1951年，山西作家赵树理下到山西省川底村，一个著名的劳模郭玉恩试办合作社不会管理。赵树理告诉他说附近搬来了李老四，他家里有78口人，要郭玉恩去看大家庭是怎么管理的，向那个大家庭学习。【马社香《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管理层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消极影响，主要出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经验之后的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整个管理层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和破坏(瞎指挥)程度过高，由此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后果。事后回顾起来，农民建立在单干之上的合作有非常高的潜在效率，哪怕是管理粗放仅仅发挥出一部分潜力，就会有宏观上的效果，这是1956～1958年的农业增产所证明的。反过来，假如瞎指挥和破坏带来的混乱和损失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管理损害生产的后果才会显示出来，这是1958年之后的状况。相比较而言，只要合作效率超过管理混乱带来的损失，还是可以观察到生产向上发展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恰恰反过来强调管理层的经验和手段的绝对决定性。要是这个想象力是正确的，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呈现出与管理经验上升的同步曲线，而最初阶段因为管理最不成熟，所以最可能是减产的。这个恰好不符合合作化的历史事实，这个观察视野恰好遗漏了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和投入潜力，而管理的绩效要与合作潜力发挥程度进行对比才能确定。
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察角度是需要给管理演变加上一个时间维度，管理经验和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成熟起来，相关的权能划分和经验积累只能是逐步实现的。哈佛大学教授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史的研究中间，提出一个“三重投资”的框架。他说一个企业的扩张，第一要进行设备厂房的投资，第二要做市场网络的铺设，第三要做管理结构的投资，在这三重投资中间，设备厂房和市场网络的投资周期都比较短，投资周期最长的是管理结构的投资，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他以杜邦集团的碳素染料产品为例，虽然杜邦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设备厂房投资和市场网络建设，但它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才把内部的管理团队磨合好，并从此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钱德勒还将这个结论加以普遍化，认为每一个新技术进入市场，差不多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会成长出第一批领导型企业。他的解释是，企业需要10年左右的管理结构的投资期。【参阅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载《世界经济》2001年第7期】从1952年建立中央农村工作部推行合作化开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中间经过人民公社的反复，到1962年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恰好也是10年时间。
1958年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中间除了干部出于自身的私利需要——“吹牛出政绩”之外，还可以找到一个功能性的客观原因。当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解决。农村有4～5倍的劳动日可以用，其中农闲时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底该由政权的哪一级组织来调配?到70年代尘埃落定之后，农闲时间的劳动力调配实际上多由县政权承担，在全县范围内按照流域地理状况进行水利规划和建设，而且，当时也只有县一级才有必不可少的技术力量，因此，剩余劳动力的组织和使用就在县一级实现与技术规划力量的合理结合。但是在1958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到处发生的“并大社”现象，实际上是省地县各级政权把原来办得好的小型模范合作社强迫扩大，硬性要求公社领导人承担领导责任，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层次搞农田水利，严重缺乏测绘、设计方面的技术力量，最后，严肃的水利规划由领导人进行“拍脑袋”设计。到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特别是大水利的规划，基本收到县一级的政权，由县水利局进行规划。
像在我的老家蕲春县，有一个老工程师告诉我：现在的报纸上天天说政府为经济建设服务，差得太远，看看我们当年政府是怎么服务的，全县除了水利局之外没有任何机构有计划，就我们有计划;我们规划设计什么工程，县委书记和县长主动担任指挥长、副指挥长，这才是真正的服务;我提到公社里一个小工程，他说那也都是水利局规划的，我让你们公社的劳动力在家里修就行了，要不然就得跟我到大水利去。他还提到当年本县最大的白莲河水库东干渠工程，半个县的农田都能够受益，漫长的干渠工程穿越丘陵地带需要建设许多渡槽，当时整个国家的工业很不发达，钢筋水泥等物资特别短缺，要依靠上级计划的分配，由于计划物资缺乏，渡槽建设成为最后的“卡脖子工程”，不得不冒险用最“节约”的设计方案把渡槽完工，迄今已进行了4次除险加固，但还是没有把握。
70年代与农闲时间的剩余劳动力组织相关的调配职能是这样划分的：县一级政权的党委和政府官员作为指挥力量，与水利局的技术规划力量进行密切的配合，再加上国家计划分配的钢筋水泥等物资，1958年那些很盲目的东西就少了。用后来基层政权中间相对稳妥的权能划分结果，去对照1958年“并大社”的现象，可以解读出省地县的大干部转嫁职责和风险的动机。各级干部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持有一种畏怯心态，同时为了避免自己出错，引发相应的职业利益风险，把应该由上级承担的领导职责，强行对下转嫁，要求早期成长起来的底层合作社带头人去承担那种“有风险的领导职责”，几乎每一个早期合作社的优秀领导人都被地县干部提拔为人民公社社长。因为人民公社的范围足够大，可以把小的河流流域包括在一个单一的公社范围之内，而水利建设规划客观上要求按照自然的地势条件进行“整个流域”的合理安排，这样，大社就具备了小范围的全流域规划的行政条件(但当时文化极度不发达，公社层次往往缺乏最低限度的技术力量配合)，而合作社带头人的职业利益风险主要操控在贴近的行政上级——地县干部手里，而地县干部可以从上面给予“保险”，这样，不仅省地县干部自身承担的责任和风险都最小化了，同时在推动一项未知的事业过程中间整个官场的政治风险都最小化了。如果这个分析靠得住的话，那么由于职责和风险到处都是同构的，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1958年那么多省地县干部热切地行动起来，超过北戴河决议的规定时间去推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了。
在水利建设的各项资源中间，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把农村三级组织建设好之后，可动员的活劳动就太多，相比较而言，工业和技术那条腿非常短，最后成为决定性的限制因素。到70年代晚期，本县的大中型水利建设都已经完成，需要动员农闲时间的剩余劳动力的项目不多，但是，相关的管理体制和要求还按照惯性运作，没有适时加以改变。在我的记忆中，70年代中期已经很少需要农民去水利工地了;虽然集体农业时代种田的方法业已经过革新，每亩田需要投入更多的活劳动，但由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农民每年出工不超过一百天就可以按照高水平要求种好田了，但大小队干部还要求农民天天出工干活，明明没有多少事情干，我记得农民最痛恨的就是这件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的管理结构较好地适应了动员剩余劳动力的功能性需要，但是在原有的目标实现之后，没有进行适时调整，这是我观察到的农民不满集体的主要方面。
第四个观察角度是活劳动密集投入对稀缺资本的替代关系。农业主要依靠活劳动力投入的决策，在整个毛时代国家的决策里面很明确，可以称作“用密集的活劳动投入代替稀缺的资本”。因为有了非常充裕的劳动力，财政对于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大大减少。1956年初廖鲁言代表中央农村工作部向知识分子会议作报告，他对“四十条”纲要作说明时说：
国家在财政上、经济上和技术上，也应当给农民以尽可能的支援。但是，国家所花的钱不可能太多，尤其是目前这几年的情况是如此。否则，如果事事依赖国家，一切都由国家投资来举办，那是国家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其结果势必是推迟这些事业兴办的时间，有的甚至办不起来了，或者是把国家的财力大量地使用到这些方面来，而缩减工业投资，从而就会推迟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廖鲁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67页】
因为通过合作化把农民都组织起来了，有这么多的劳动日可以利用，国家的财政资金则可以集中向工业投入。在“三五”计划的原初设想中间是要以“吃穿用”为主的，因为与苏联的交恶，叠加了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的影响，国家周边安全态势全面恶化。有鉴于此，国家的投资重点再一次密集投入军工部门：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一章第三节】
为此，农业的发展所依托的资源又再一次转向活劳动的密集投入方面，这个思想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毛泽东的决策设计中间。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这个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在19日谈到加强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时，再次强调：“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农业学大寨”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支撑点地位，目的也是着眼于节约农业方面的资本投入，要点是以活劳动的密集投入实现坡地改梯田和水利建设，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正是出于战争安全方面的考虑，三线建设在“三五”和“四五”期间大规模展开，1972年之后还在城市大搞人防工程建设，这两个方面的投入实质上是一种“安全成本”：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国家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达到1300亿元以上，占全国投资的42%左右。由于建设项目上得过猛过急，加上“山、散、洞”错误方针的影响，使许多项目难以正常生产，获得利润。一九七六年，三线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增加的产值只有71元，而全国是103元;三线企业每百元产值提供的积累只有14元，而全国是24元。【陈如龙主编《当代中国的财政》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七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
从一九七二年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后，中央、地方财政以及企事业自筹资金，每年有大约10亿元投入人防工程建设。
投资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安全成本”的变相支出。
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和国家间经济竞争的目标，毛时代不仅支持了以美国为作战对象的两场局部战争，还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先后向87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其中亚洲20个国家、非洲46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16个国家、欧洲5个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实际支出累计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总额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在成套项目援助方面，已帮助68个国家建成1126个项目，为受援国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力量。【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一章第四节】
其中物资援助主要用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需要，而项目援助则出于扶持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目标。按照毛泽东本人的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富裕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干预能力下降。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下降，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他在1964年7月16日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时说，中国的援助“金额很小，无息贷款，50年到100年还都可以，不还也可以。主要是要你们富起来。你们富起来我们就好了。你们能抵制美国、英国和印度，我们就好了”。【 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04页】如果说支持两场局部战争中国还是处于一种“防御态势”的话，那么援助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则明显是一种“进攻态势”——试图削减诸强国在弱国的“既得利益”和“既得权力”。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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