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民安全健康要完善盐业专营【原创】
2016年4月22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指出，盐业体制改革，在坚持食盐专营制度基础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依法治盐，创新管理方式，健全食盐储备，严格市场监管，建立公平竞争、监管到位的市场环境，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盐业管理体制。2016年10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食盐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17年1月1日起，放开食盐出厂、批发和零售价格，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食盐品质、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自主确定。各地要抓紧开展相关工作，确保食盐零售价格如期放开。
食盐是每一个中国人每天必不可缺少的食品，我国从春秋时期起，几千年来食盐就一直是国家专营，国家从来没有放任过食盐私营。2014年底，工信部确认2016年取消食盐专营、许可经营制度，现在国务院又明确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可问题是，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表明，只要是国家放弃国家经营，放开产品价格，或者说放弃国家责任的，没有一项不是价格飞涨，结果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放开食盐国家专营，其结局不可能对老百姓有利，它只能是一个结局，涨价。食盐还是食品行业许多食品生产的上游产品，如果一旦食盐涨价，还必然带动副食品涨价。
食盐实行国家专营，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食盐关系国计民生，是每一个老百姓每天必不可少的食品。国家放开食盐专营权，只能对少数人有利，对外国资本有利，据说就已经有上海盐业公司落入了美国之手，美国已经把转基因食物卖给了中国人，食盐经营让美国控制，如果一旦美国起了邪心做手脚，加入了某种种族灭绝的什么基因武器，中国人还有活路吗？目前各地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假盐。
盐业是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的特殊战略产业，几千年盐业专营有其合理性。鉴于假盐已经开始出现，建议国家完善盐业专营制度。
有关部门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盐业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政企分开，取消食盐专营。中国的盐业专营是有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的，应当是中国最长的国家垄断专营行业的放开，这是一个全面走向“让能够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均交由市场配置”的重要进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工业化也叫产业化，是指从农业等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很大的阶段向第二次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比重提高的过程。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且也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动态脱出，向城镇化等社会转变的历史性过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相对于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而言，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中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是怎么被分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的呢？刘易斯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中说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工业革命的历史，18世纪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19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都相继仿效，进行工业革命。这个时候，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对世界其他国家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通过仿效而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二是进行贸易的机会。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是工业化的机会，因为对外贸易将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增加制成品的国内市场。正是每个国家对这两个挑战的反应不同，世界被分成发达国家和后进国家。当世界被分成发达国家和后进国家之后，这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也就不同了，发达国家所依据的是世界性理论（或叫一般性理论），这类理论代表当时世界最先进部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萨缪尔森等每个时代主流经济学派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依据的是民族性理论（或叫特殊性理论），这类理论描述当时在世界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罗斯托、刘易斯、筱原三代平等，他们的理论创见和实践中许多国家由后进赶上先进的实例，构筑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理论。
所谓工业化战略，是指国家或政府主动干预工业化过程所采取的政策或措施。后进国家工业化战略有两个理论前提：（1）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是工业化的制约因素之一，工业化必须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进行；（2）国内商品市场交易自由化，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人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身想达到的目的，使一切生产都按照最有利于国家繁荣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使个人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相协调。这就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源。
但是，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后进国家的崛起和赶超最基本的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国的情况。美国工业起步于从英国引进水力纺织机和蒸汽动力机，以后又从英国引进铁路、机车、机械制造和钢铁冶炼技术。美国人把引进后的技术加以改造和创新，将引进技术理论实用化、产业化，大规模大批量生产，并且重视通过引进人才来引进先进技术，在工业生产能力、工业技术和基础科学方面都成为世界中心。二战后的日本在20多年的时间内就通过产业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完成了工业化，使工业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是产业政策加技术引进并消化创新。从1950－1975年，日本从西欧和美国引进了25000多件先进技术和装备，选择吸收了各国的技术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革新，形成更加先进的工业技术体系。
在世界发展的某一个时点，有一批先进国家处于发达阶段，这些先进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他后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如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及至组织制度的变革等。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榜样，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规划未来的产业结构以及设立相应的组织体系等方面，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从而实现赶超。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斯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
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进一步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搞好国有企业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加强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并不是和平及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族类素质（或叫物种质量）进行的永恒斗争。同样，我们决不能沉溺于乐观主义的期望之中，以为只要我们能使经济达到最高发展程度就算完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天真地以为在‘和平的’自由经济竞争中物竞天择的过程必然会使经济最发达的族类自动取得胜利。因此，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然而，近年来有许多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干着与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事。他们一味否定国家宏观调控，鼓吹“市场万能”，别有用心地企图误导国家政策。
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之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标志。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现在，有的学者大势攻击国有企业垄断，其实日本的反垄断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垄断的，因为日本的企业通过垄断经营扩大规模，可以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2012年3月，日本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宣布正式合并，组建新公司新日铁住金，合并后的新公司的钢铁产量为4537万吨，预计总销售额达5.5122万亿日元。合并成功后，新公司粗钢生产规模仅次于全球产量第一的、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赛乐米塔尔，届时有望成为粗钢生产能力世界第二的钢铁集团。2013年2月，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将合并成世界最大航空公司。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美国大约25%的经济，它在内部实行计划，让政府不干预市场，是为了方便自己吃掉那些中小对手，形成自己私人的垄断和计划。
我国的高铁是近20年来最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产业，可以带动我国发展几十年。但是，由于受“7•23“动车组事件影响，铁道部拆解了。铁道专家王梦恕评铁道部改制：总体上比较失望。王梦恕认为，改制之后，变身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市场化的体系和需求下，首先考虑的是营运效益以及自身所担负的债务问题，而不再是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作为中国最了解铁路的人之一，王梦恕一直公开反对铁路政企分开，他认为市场化会令中国铁路总公司先考虑营运效益以及自身债务，不再肩负铁路建设的社会责任，“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大动脉，不能完全市场化！”我们是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铁路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口，但他们的铁路已经达到27万公里。2013年我国整体铁路建设进入低潮时期。铁路建设的低潮也会影响钢铁行业、机械加工行业以及煤炭行业、水泥行业，等等，一些大型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感觉很难受。铁路本来就是国家的经济动脉，关系国家安全，一旦铁路的构架发生变动，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集中，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比如遇到灾难，国家就很难调动铁路的力量。现在正处于混合时期，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值得仔细研究。
五百年来是海洋霸权统治世界的时代，但是，由于高铁及高速公路的发展，陆权开始崛起，如果欧亚大陆通过高铁和高速公路等现代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在国际通道方面打通包括连通欧洲、东南亚以及俄罗斯三个方向的线路。除了目前依赖的海运之外，将为我国创造第二个资源入口通道，同时也能提供发展西部落后地区的机会。
现在有的人在大力鼓吹混合经济，我们一定要警惕，混合经济应是国有、集体资本为主体，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宪法》“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纲”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之间的角逐。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结构调整，大型国有企业已成长为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和国家经济支柱，是国家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经济基础，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
我们应研究制定保护国有经济的相关法律。比如战略产业，规定国有经济的比重。在2013年12月“2013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说，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制度确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总结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4个显著特征：1、社会总资产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优势;2、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要占据支配地位;3、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要起主导性作用;4、国有经济本身要有活力，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壮大。楚序平分析，2012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经济只占23%，比例还在逐年下降，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但国有制经济依然发挥主要作用。楚序平说，这也证明了一点，根本就不存在现在国进民退这样的现象，事实上是存在私进公退。楚序平认为，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体是谁，那么这个主体我认为决定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混合经济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都混没有了。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教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经常是弱势地位，混到最后国有经济没有了，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坚持的一个政策取向和目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很早从理论上阐述了工业的重要性的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杰出政治家汉密尔顿（1755—1804年）。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第一任财政部长。1790—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美国的经济建国大纲，其中心内容是，发展民族市场，进而发展美国制造业，以实现美国工业化。他说，不仅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它的独立与安全都与工业的发达息息相关，要使美国强大，首先必须发展工业。美国应该通过政府的巨大赞助，努力加速工业的发展。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鼓励在美国发展制造业。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早期的工业化，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汉密尔顿的思想对后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生产力理论创立历史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斯特主要提出了在后进国家如何发展工商业的理论与政策。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此书也是俾斯麦的案头书。）这被誉为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圣经。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增长比眼前物质财富的获得要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李斯特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提倡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发展民族工商业。李斯特认为,“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要使工业、海运业、国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完全放任自流的产业转眼就会毁灭。国家如果让一切事物自行其是,无异于自杀。”在李斯特看来,国家干预也是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必要手段。他说,“以其先进的经济,英国可以逐步开创更大程度的世界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先进的工厂和其它工业国的相对落后的工厂之间的自由竞争，只会导致较软弱国家的工业的毁灭”。因此,“为了对抗占支配地位的英国的经济力量,处于工业化进程第二、三阶段的国家也需要保护性关税。这些国家工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采取这种政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李斯特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就是“贸易奴役”。“这样的自由贸易——如果是单方面采用的话——就是允许外国竞争者毁掉本国工业,而又剥夺了本国制造商在外国市场上与外国对手平等竞争的权利。这样的‘自由’会使我们成为受外国摆布的可怜虫。我们的工业和商业只好听任他们的法规的左右了。”
有少部分被西方洗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他们以打破行业垄断和落实“民营”化为名（由于垄断行业已经成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代名词，而民营资本则实际上是私人资本，并且是包括外资企业的私人资本），企图搞垮我国最后123家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公布要打破垄断和落实“民营”化的行业是铁路、能源、金融、市政、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拥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资本，国内私人企业根本就无力进入，而能够进入这些行业抢占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只能是另一种“民营资本”，即外国垄断资本。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违反历史事实，曲解马克思主义，杜撰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则，从根本上来矮化、丑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他们“向往”的“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他们主张中国彻底实行包括关键产业领域在内的“国退民（包括外企）进”，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伪改革”逻辑的终点和政治恶果，就是导致美欧跨国公司彻底控制中国经济的全部战略高地，并连累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的附庸化，从而为美国第一服务，为其“1%”的富人、权贵等服务。他们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国企的组织方式是好的。美国人误导我们说，分散化和小企业是好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公司都是搞计划经济的，美国有最好的计划科学，因此列宁在苏联搞计划经济时，把很多美国计划经济科学家和管理者请去做国家计划，取得巨大成功。很多人以为美国经济没有计划，其实美国前500个大公司都在做计划，这些公司最有力量的部门是总裁直接管理的计划部。中国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不做计划，盲目开放市场，最后必然被人家吃掉。
我国正处于和平崛起期，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可谓“眼花缭乱”和“如履薄冰”。国家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国这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的发展模式，必将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未来采用的成功模式。
有的人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
杨思远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德国“再国有化”浪潮证明了什么？》，这里作为参考。（原标题：实事求是地诊断和治疗国企，才是对国企最好的爱护）
德国曾为私有化最坚定的国家。德国统一前的联邦德国是西欧唯一自始至终追求私有化的国家。然而近年来，德国开始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据报道，2013年11月3日，德国电力行业掀起反私有化风暴，首都柏林全民公投欲将电网收归国有，以驱逐目前控制柏林电力的外国公司。而10月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已经以51%的支持率通过了类似的提议。
德国为何“再国有化”?上世纪50、60年代，当法、英等国通过国有化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时，德国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进一步的私有化来解决问题。大众汽车公司在1960年60%的资本被变卖，40%资本归国有。VEBA 化学公司在1965年实行部分私有化，联邦政府只有25%的股份。1987年，政府的这部分股份也被变卖。汉莎航空公司的股票1966年第一次上市。国有控股比率由此下降为74.31%。80年代，联邦政府在汉莎航空公司的股份一直在下降，1997年，公司完全私有化。
上世纪90年代是德国私有化的又一个激进年代。1991年到2002年，德国联邦直接参股企业和联邦特别财产企业的总数由214个减少到120个，重要直接参股企业从136个减少为37个。三大重要公共部门联邦铁路、联邦邮政和联邦通信的私有化任务基本完成，整个期间私有化总收入为235.74亿欧元。
一个私有化坚定实行者的德国，何以一改前衷转而青睐国有化?就电力来说，根源在于高污染和高电价。柏林当前电网提供商瑞典电力公司Vattenfall没有选择购买更多的绿色能源。该公司在德国80%的发电量来自高污染的褐煤。柏林的民众，尤其绿色能源组织要求在柏林建立一个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公用事业公司。同时，在Vattenfall垄断下，德国人承受着高电价。据《福布斯》网站报道，面向欧洲23国首都的一项统计显示，德国首都柏林的税后电价为全欧最高。德国电网获得的垄断利润却都转移到了瑞典核电站与煤老板。
中国应汲取德国私有化失败的教训。德国新一轮国有化与中国国内一些人倡导私有化的吁求形成鲜明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私有化主张一直甚嚣尘上。依据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一些人明知私有化已不可能，仍对《决定》断章取义，认为从此“国企民企不分老大老二”，并且利用“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厢情愿地继续宣扬国企私有化。对于《决定》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则视而不见。
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实行电力私有化时，柏林政府承诺，市场运作将导致电价下调、带来最好的品质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如今这些承诺统统成了空话。在中国，迷信市场运作，以为私有化和市场化就能消除垄断，就能带来高效率，就能保护环境，就能带来最好的服务，这些私有化的理由与德国当初的私有化承诺毫无二致。
私有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也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只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德国电力私有化后，利用高污染的褐煤发电，成本最低;而城市电网垄断使外国资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中国主张国企私有化的人，从来是把国企和垄断画等号，殊不知私有企业同样追求垄断。2012年，柏林电网获得的垄断利润高达约1.5亿欧元。这些利润到哪里去了，是否用于改善民生和保护环境呢?对于德国来说，都跑到瑞典电力公司手里和生产褐煤的煤老板手里，也就是跑到控股的外资手里，跑到破坏环境的罪魁手里。
中国国企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领域具有控制和影响力，要说垄断那也是代表民众在垄断。国有资本获得的利润属于全民，而不是属于少数人，更不属于外国人。这一点，三中全会后国人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决定》中规定：“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零二零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资本不等于官有资本。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垄断，而是代理环节过多和民主监督不力，造成了一些国有企业转变为官僚资本企业。实事求是地说，部分国企不过是招牌，实际是官僚资本企业。
当初铁道部管辖下的中铁资产按宪法都是全民所有的，但实际上许多资产已沦为官僚资本。刘志军是原铁道部部长。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从1986年到2011年，刘志军在担任郑州铁路局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原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邵立平和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务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他担任部长期间，违反规定，徇私舞弊，为丁羽心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运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运作铁路工程项目中标、解决企业经营资金困难提供帮助，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都铁证如山。这就是说，在腐败官员控制下的中国铁路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全民财产。
国有企业当然是国有的，这没有任何疑问。而我们的国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属于人民的，国家所有当然属于全民所有，这也没有任何疑问。但这些都是宪法文本上的规定，回到现实这些国有企业都是国家的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并非如此。部分国企已经成为官有资本。中铁如此，中石油也是如此。
周氏控制下的中石油内部腐败之严重超乎全民想象。“大单子”带来的招标腐败，审批权力寻租的“潜规则”，使得中石油这个巨型国企基本上成为蒋洁敏、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和陶玉春等一大批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成为实际上的官僚资本。此外，像惠生工程、安东油田服务、宏华集团、仁智油服(002629,股吧)、神开股份(002278,股吧)、深圳燃气(601139,股吧)、陕天然气(002267,股吧)、百勤油服、明星电缆(603333,股吧)等企业也都卷入中石油腐败案中。中石油全民资产也部分成为这些公司牟利的工具。 国有资本不等于官有资本，但官有资本都打着国有旗号。在大多数善良人的愿望中，以为反对国企私有化就是维护全民所有，事实绝非如此。我们都知道，如果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名副其实是国有的，那么，反对私有化就是维护名副其实的国有;如果国有企业已经名不副实，已经是官有资本，反对私有化实际等于维护官有资本。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有多少已经名不副实，到底有多少已经成为官有资本，无人能统计清楚，但从腐败案中可以窥见，比例并不低。
个体腐败虽然也有严重的，但一个人控制数以千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实难做到。不过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国企的董事长，而他又组团腐败那就不一样了，能使整个国企变成官僚资本。近些年来，国企腐败窝案可谓层出不穷。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曾指斥知名国企古井集团腐败窝案，其高管几近“全军覆没”。特大国企巨化集团上自董事长、副总，下至二级单位厂长组团腐败，致使巨化集团完全沦为特大官僚资本。上海市一家国有大型企业，老总、副总、采供经理组团腐败，竟将一家本来前景很好的国企变成这几个官员的“提款机”。中石化一家下属国企腐败窝案，以李青峰为首的8名高管组团腐败，李青峰还曾到检察院捞部下。官僚资本之严重，犹如国企染上癌症，几乎到了晚期。在这个时候，单纯反对私有化主张国有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去诊断和治疗国企。
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有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几个月来，中纪委带走了金道铭、申维辰、令政策、杜善学、聂春玉、陈川平、白云、任润厚，山西官场大地震，官不聊生。13名省委常委5名被拿下，半年多时间有8名长期在山西工作的省部级高官落马。详细案情尚不得知晓，但一批国企成为官僚资本几乎必然。
德国新一轮国有化浪潮证明私有化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中国也不是简单国有化的问题。深化国企改革必须遵循宪法，但决不能保护官僚资本。有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式改革的同志，只从原则出发，脱离现实矛盾;只讲法律准绳，不讲事实依据;只讲本本主义，不讲实事求是。对于打着国企旗号的官僚资本企业，简单认为叫停国企改革就是胜利。近来所有口号都是反对私有化，无视官僚化，国企制度存在怎样的缺陷，是如何导致官有化的，如何从现实矛盾出发拟定国企改革的正确建议，都落在他们的视域之外。[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古罗马、印度等国也曾实施过盐业专卖。盐业专卖通常是指食盐销售统由政府垄断、限于政府授权私人经营、或者由公家统一收购等垄断制度。在古代，盐业专卖通常为强势政府控制财源的绝佳方式之一，20世纪的英国，也曾于印度殖民地实施食盐专卖。不过也因为盐业专卖容易造成市场供需不均及价格争议，因此常引起纠纷。印度地区的食盐专卖，也是印度国父甘地反抗英国政府的起因之一。
美国实行产销合一 有严格的技术指标。在美国，六大盐业公司是典型的寡头垄断。与中国产销分离不同，他们实行的是产销合一的体制，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很高。美国也是采用食盐加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盐矿归私人所有。在美国，各种用途的盐都有严格的技术指标，并有专门机构对不同用途的盐指标进行监督检查。
日本市场化之前实行保护期制度。在日本，自1997年废止了盐业专卖制度以来，至今国有股份的控制全部退出，完全实现了区域市场的内部化。但在市场化之前，日本为了保护本国的盐业企业，实行了5年左右的保护期，如对进口盐征收高额关税。盐业改革方案尚未定稿 取消专营最快还需两年
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14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但是，专家指出，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商品，的的确确涉及到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民族的安危。食盐是任何人都绝对离不开的食品，又是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不选择的食品。如果其它食品有毒有问题，老百姓可以选择不吃，选择替代食品，唯独食盐无法选择，根本就没有替代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吃。这就决定了一旦食盐出现问题——无论是敌对国家制造的有毒食盐武器还是奸商为牟取暴利制造的毒盐假盐——所有老百姓百分之百都要遭殃，男女老少将无一人能够逃脱。这就是千百年来食盐国家专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取消食盐专营制度关系到国计民生并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如果取消食盐专营制度，不能保证碘盐覆盖率，特别是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影响很大；而且，外资有可能进入盐业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控制。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只有烟草和盐的批发缓解不放开，仍由政府控制。建议按照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办法，完善食盐专营制度，在食盐专营体制下不断推进盐行业的内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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