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下岗工人被污名化了
最近，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这一论调立刻引发了舆论关注和焦虑，毕竟，上一轮下岗潮造成的梦魇，仍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不过，人们在媒体上读到了这样的言论，“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是后来经济起飞的基础”，国企职工会下岗是因为贪图安逸、“在市场打拼远不如在国企轻松”，“从下岗潮走出来者，绝大多数人都过得更好”……
这种论调在过去的一些年相当流行，然而这些说法对那一次下岗潮中的职工并不公平。
下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下岗的基本解释是指离开执行任务的岗位，与在岗和上岗区分。在上世纪90年代，下岗一词有了中国特色的含义：职工因企业破产或裁减人员等原因失去工作岗位。
实质上，下岗就是失业，但又与失业有着微妙的差别：失业人员已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档案已转入户口所在地街道、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而下岗职工虽然无业，但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档案关系仍在原企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权威机构都只有“失业”这一概念，而不存在“下岗”这一词语。至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下岗”这个词，2004年南方周末是这样说的：“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口没有被统计到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之中，比如下岗职工、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人口。”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这些年，有些媒体和学者将下岗工人描述成这幅模样：“没文化，没技能，好吃懒做，死要面子，脏活嫌脏，累活嫌累，干活嫌钱少，宁愿在家打牌搓麻将、上网发帖诉苦喊冤，一心沉浸在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愁吃喝的幻想中不能自拔。”甚至还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工人的懒惰，才导致了国企大量倒闭最终破产，而下岗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这种说法对下岗职工来说极不公平，1998年出现“下岗潮”的原因在于：一，亚洲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出口，工厂开工率不足，工人没活干;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互联网企业的兴起，与工人下岗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吃大锅饭搞垮了企业”……是对下岗工人的污名化。当年的下岗工人很多还是技术能手，贾樟柯拍的《二十四城记》里，有个工人问厂长：“20多年，我有没有迟到?20多年，我哪年不是先进?”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还是下岗了。
在“下岗潮”之前，很多国企职工过着“单位人”的生活，最大的特点是“高福利低工资”，吃喝拉撒、教育、医疗、养老……一切都由单位来搞定，个人并没有什么财富积累。在很多国企集中的城市，工厂几乎就是城市的主体，比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如果把工厂厂区和职工住宅区刨除在外，整个地区可能只剩下一两个公园。在这里，所有人的生活都是整齐划一的进厂上班和下班。
歌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对当年国企工人的描述更加直观：“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
下岗改变了这一切。一开始，企业还给下岗费，后来很多企业干脆就不管了。当年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减员增效”(减少企业冗员，增强企业效益)，职工虽然下岗了，但还挂靠在单位上，并没有达到“减员”的目的。所以，当时很多国企为真正瘦身，纷纷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买断工龄”：依据职工的工作时间长短，发放数万元左右的一次性安置补偿费，该职工从此与企业脱离任何关系，不再享有任何该企业的工资及福利待遇。
事实上，“买断工龄”的做法是违法的，当时的《劳动法》就已规定如果企业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即使不能迅速重新就业，也能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是不能够用“买断工龄”的方式与员工结束关系的。1999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层征缴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然而在实践中，采用“买断工龄”这一做法的却比比皆是，以至于成为一个默认事实。不少用人单位甚至以强迫的方式来“买断工龄”，《时代周报》曾报道，2000年7月，在河南省卢氏县公安局五楼突击召开石油公司职工大会，与会领导以“谁不在协解合同上签字就不让出门”相威胁，以此举迫使仅剩三个月、一年、三年、五年的时间就要退休的老职工下岗。
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有11位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了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也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马路上。
当年买断工龄的工人一次性可以拿到几万块，算是不小的数目，但对于四五十岁，没有什么能力寻找新岗位的人来说，这仍然显得不够。何况，很多单位效益不好的下岗职工，根本没有机会拿到这笔钱，只能依靠“低保”生活。
1998年沈阳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金”为每月240元，只能领两年。此后如果生活难以维持，可以到民政系统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205元。想拿到这205元并不容易，只要家里有电器，不管多老多破，都不能申请低保。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作为下岗重镇的沈阳市铁西区，那里的工人村农贸市场，猪肉每斤比沈阳别的区便宜5角钱，鸡蛋每斤少2-3角，即便如此，销售量依然很小。
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还写过这样一件事：“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很多人质疑：下岗工人为什么宁可吃低保，也不出去打工再就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2004年曾对沈阳、长春两市的近千名下岗职工进行过专项调查，她当时的调查显示，下岗职工平均年龄42岁，其中45至49岁所占比例最大，占30.1%，其次是40-44岁年龄段，占26.9%。郭于华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这些人再就业很困难，其实大多数人没法再就业，甚至他们的子女，毕业以后，初次就业都出现了问题，你让这批人怎么再就业。”
一些人尝试做一些小生意，也并不容易。针对下岗职工，沈阳市曾有规定，下岗失业者做生意可以“减免一年工商管理费”，但条件是：这个下岗职工必须是首次自谋职业。对于很多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下岗职工来说，在几次不成功的创业之后，就要交齐各种税费：工商管理费、摊位租赁费、卫生费、报纸费、消防费……合起来，在当时每月要数百元。
在江浙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再就业还容易些;在老工业基地，下岗潮爆发的时候几乎影响了整个城市，这时候做小生意，顾客又在哪儿呢?
当时下岗潮爆发的城市，出现了自发组织的劳务市场，求职者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诸如“水暖工”、“电工”等自己擅长的活计，一有人走过，求职者就追问：“要不要人，要不要人，干什么都行!”对于没什么技能的男性，干得最多的就是保安、门卫。
对于女性来说，再就业则更为酸楚。这些年，沈阳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这种生活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下岗职工的下一代。纪录片《铁西区》的第三集“艳粉街”，描述了当时生活在铁西区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下岗职工的孩子。父母下岗，收入微薄;年轻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又失去了接班工作的机会，每天无所事事，对未来茫然无措。
十几年前的下岗职工，如今已经逼近退休年龄，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得更好，反而要操心养老问题。
中国从1995年正式确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至2005年最终确定了个人8%，企业20%的缴纳比例。然而，对于下岗职工来说，很多人从下岗的那一天开始企业就停止了为他缴纳保险，如果补缴需要个人承担全部28%的费用。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放宽缴费年限、免除滞纳金等政策，然而补缴十几年的养老保险仍需要数万元，这对于很多下岗之后就没有正常收入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其实，社保问题在下岗潮之初就引起过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的担心。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吴晓波在专栏文章中提到：“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后来，吴晓波在参加一个论坛时，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经济学家。他问，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这位经济学家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延伸阅读
吴晓波们对工人的侮辱—也谈《钢的琴》和国企改革
《钢的琴》是中国近期最好的一部电影，此电影好就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真相、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真相。
《钢的琴》这部电影，首先真实反映了国企工人下岗后的凄惨状况：女的当妓女、男当黑社会的、当小偷的，还有就是不肯解放思想在家里闲呆着等死的……他们家庭离异增多，人生混乱增多，总之，绝大部分下岗工人沦入了社会最底层。电影主人公陈桂林搞了个小乐队，在大街上，在风雨中，在坟地里，唱着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老歌。而这些人，当年都是国企里的能工巧匠。他们怀念毛时代，甚至要竭尽全力去保卫两个早已废弃的巨大的工厂烟囱，因为这是那个毛泽东时代的象征，代表了工人阶级已逝的荣誉与利益。
电影主人公陈桂林的老婆跟着卖假药的资本家跑了，女儿对父母两个人说，你们谁能给我买钢琴我就跟着谁走。于是，贫穷的陈桂林和他那帮下岗工人弟兄们回到破败的工厂，按照苏联图纸，自己造了一架钢琴。虽然这第一架土钢琴没有进口钢琴华丽，但是总体上也还不错。
导演张猛说，生活中三段故事促使他产生了拍摄《钢的琴》的想法：
【大学毕业时，我帮姑姑装修服装店，找破木料的过程中，跳进了铁岭文工团的排练场。在一个角落里有架不像钢琴的钢琴，每弹一个键，按下去就不起来了。我爹说，这是当年他们在学习班的时候，集体做的一架钢琴，为了试听练耳。后来和我爹聊天，还有一件事，我们铁岭民间艺术团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去北京求学，学二胡，没有钱，给孩子做了把二胡，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装修服装店，需要一块铁板，铁板上要铳好多圆眼儿。然后我就去钢材市场，到了之后就傻了，整个工厂的一套流程，在那形成了一个一条龙式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零件，你在这走一圈都能完成。后来我就发现他们都是曾经工厂的工人，失业之后，自己没有其他的能耐，没有其他的技术，然后大伙又重新凑在这个钢材市场里，按原来的工种，形成了一个工厂式的市场。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感动。】
不知道张猛导演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做钢琴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样的困境：
以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做出十架、二十架、上百架钢琴……，但是他们辛劳一辈子，他们却买不起一架钢琴。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劳动报酬，购买不起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因为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依靠他们对企业的垄断权、所有权剥削到自己腰包里了。甚至，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从根本上剥夺了他们去劳动去施展他们能力和才华的机会。
在《钢的琴》里，今天的小偷、混混，当年在工厂里也是技术高超的工人。他们在毛时代，用自己的技术用自己的汗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也曾获得铁饭碗、铁工资、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及工人老大哥、领导阶级等政治荣誉。但是在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则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甚至很多人沦为了小偷、混混、黑社会……
当年(主要是95-2005年)，市场经济改革派主张让国有企业破产、贱卖国企给资本家、让几千万工人阶级下岗的理由，就是说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因此国企效率低下。这种说法暗示中国工人阶级都是懒汉，因此要让他们下岗，以减员增效。结果，除了几十家巨型央企，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不管是效率好的还是效率差的都被强行卖掉。当时北京的资改派高官到各地方巡视中暗示地方大员：不管企业情况如何，一律卖掉，谁不卖掉国有企业，谁就是极左、谁就是反改革，谁就得下台。
其实，正如《钢的琴》所展示的，毛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最勤劳、最辛苦的阶级，所谓懒汉仅仅是极少数人。改革开放后，改革派按照新自由主义思维搞国企改革，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要靠物质刺激激励国企官员们的积极性，先是扩大了厂长和管理层的权力，提高管理层官员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工人的民主监督被取消，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被废除。结果，一些国企的官员权力大增、待遇大增，而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反而没有提高，他们想的是如何个人暴富，于是大搞腐败，自己到外面搞个人企业，把国企资源转移到个人企业里，掏空国有企业。而国企由于管理不严、逐渐衰败。
当国企干部都自私自利掏空国企时候，国企工人觉悟高的就去上访，捍卫国企、捍卫自己的命根子，觉悟低的也只能去当了懒汉。再加上80、90年代，国企利润全部上缴或者国家对国企收55%以上的所得税，而对外资三减两免。改革开放一开始，私营企业税收本身就低，而国家对私营企业偷税漏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国企就逐渐被资改派勒死。可见，国企衰败，工人下岗，正是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之类主流经济学家鼓动废除毛时代鞍钢宪法、搞新自由主义的国企改革带来的。
【注：国家税收中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80、90年代占70%以上。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2005年国企上缴税收仍占56%，这还不包括金融业。改革开放年代，国企税负一般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约等于建设5座三峡枢纽工程);其资产有25.7%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此比例在某部地区高达45.6%(根据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材料，偷税漏税的比例，私营企业多年来几乎都达到80%以上，一直高于国有企业几十个百分点。这也说明，私营企业在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和加强法制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比国企少得多”(《一张必须而且能够打掉的“王牌”》，见张勤德：《焦点对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孙学文《私有化与贫富分化世界之最》文章指出：“私营企业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500个‘富豪榜’的平均资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纳税仅占财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也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11.9%。2005年私营企业纳税271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4%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6%。”】
可见国企工人并不是懒汉，其工作效率工作积极性一般都比私企高，国企之所以被搞死，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而不是公有制和工人阶级本身的问题。
《钢的琴》这部电影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当年主张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的主流精英们，一贯是当了婊子还要立个牌坊，这次他们试图要拿《钢的琴》说事，歪曲历史，误导公众。
2011年7月20号，中国资本家阶级御用的传记作家、《吴敬琏传》的作者吴晓波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里发表《钢的琴——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一文，文章一开始从电影《钢的琴》谈起，叙述了他所了解的中国下岗工人的悲惨境遇，他不得不承认：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接着，吴晓波笔锋一转，道出了他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原来是为了替当年迫害工人的阶级的吴敬琏等主流精英推脱责任：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2011年08月0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刊发表赵涵漠《失落的阶级》一文，其文章主旨、逻辑结构和吴晓波的专栏文章如出一辙，该文基本上把吴晓波的文章复述了一遍，只是扩充了不少字数，其目的是利用《中国青年报》这个大报广泛传播其观点：
【在研究改革史的过程中，吴晓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官员曾经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也一再建言要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钢的琴》还让吴晓波想起，新世纪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吴敬琏后来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曾经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众所周知，当年正是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家极力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改革国企，他们主张国企私有化、国企MBO，主张工人下岗，当时社会主义学者反对国企私有化、反对国资流失、反对工人下岗，而吴敬琏们给这些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因此，吴敬琏这些人也一直被中国工人阶级视为死敌。
2004年前后，郎咸平引发了国企改革大讨论，经过一系列辩论，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声誉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破产。在巨大的民意面前，连秦晖这样的极右派也不得不与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人划清界限，反对国企贱卖和国资流失，当时秦晖说法是，国企应该私有化、但是应该公平私有化，不能让少数人独吞。
吴晓波和《中国青年报》意图十分明显：
1、他们不得不开始承认改革开放的阴暗面，改革开放实际上虐待了中国工人阶级。
2、替吴敬琏等人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挽回声誉。吴晓波的意思是，工人之所以如此悲惨，不是吴敬琏等主张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带来的，因为吴敬琏们及其相关官员当时曾主张【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但是遭到了捍卫国有资产的社会主义学者的反对，因此下岗工人才如此悲惨。因此，下岗工人们，你们不要痛恨主张国企私有化的吴敬琏们了，你们应该痛恨那些捍卫国有资产、反对国资流失的社会主义学者。
笔者在这里质问吴晓波，你当中国工人阶级是傻子吗，任由你们欺骗与侮辱?
当年国企改革争论的实情是：
1、社会主义学者反对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反对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但是，最终，吴敬琏们主张国企私有化、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主张得到改革主导者的支持和实施。
2、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后，社会主义学者，包括(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一直强烈主张，要重点解决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大量的媒体公开报道，许多国企价值几个亿，即使是土地价格也有几千万，但是往往被几百万卖给国内外的资本家，光这样的公开报道就有成千上万。因此要成立党中央、全国人大直接领导的追讨、纠正国资流失问题的领导机构，监督国企改革，将流失到新生暴富阶层(即新资产阶级)手中的几万亿国有资产追讨回来，解决下岗工人的生活问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吴敬琏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是极左派回潮。结果，吴敬琏们的主张又一次得到当政者地支持。
后来，许多中国工人们了解到，一直支持吴敬琏、庇护吴敬琏、按照吴敬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搞国企改革的高官们，他们的家属在国企改革中，包括一般国企改革和金融行业国企改革中(比如中国平安的私有化改革)，获得巨额利益。实际上，光是清算这几个支持吴敬琏的高官对国资的侵吞，国家就能收回几千亿。至此，人们终于知道，吴敬琏为谁说话，而且为何某些高官对吴敬琏言听计从。
3、97到99年间，中国工人阶级曾掀起了第一波反对国企私有化反对国资流失追讨自己养老金的工运高潮。在国企私有化推行较早的东北，反抗极为激烈。这时候，吴敬琏们担心工人阶级的激烈反对会造成国企私有化改革的破产，因此开始重视社会保障问题。
那么，吴敬琏们主张的所谓【划拨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国有资产存量，就是指国有资产的总资产，减去总债务，剩下的资产存量。它包括国企的土地、厂房、产品、技术、现金等等资产。这些东西如何划拨到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中?国企实物当然无法划拨，如果把国企现金流划拨进去，所有的国企立刻无法经营。吴敬琏们的意思其实是，将所有国企全部卖掉，卖给私人(那一定是极少数暴富群体)，国家获得现金，划拨给社保个人账户。
吴敬琏们的这种主张工人阶级当然反对，社会主义学者当然也会反对。社会主义学者当时提出，第一，如果把国企全部彻底卖给少数私人，难保国资不流失。第二，即便是公平地卖给私人，而且也公平地将得到的现金划拨到社保个人账户，工人阶级仍然吃亏。因为国企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全体工人阶级应该世世代代永远拥有国企所有权、拥有国企收益权，没有全体工人阶级的同意，谁都不能贱卖，也不能让工人下岗，因为工人是国企主人，吴敬琏你凭什么贱卖人家的企业，让人家下岗?
如果按吴敬琏们主张，现在将国企全部卖掉，换点现钱，那未来所有时间、所有国企的收益就不会属于工人阶级的了，而是属于少部分购买国企的资本家的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靠什么生活?继续受资本家雇佣、剥削?
因此，社会主义学者提出，不能把国企全部卖掉、私有化掉。打着所谓充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幌子，贱卖国企，搞国企私有化，是十分险恶的主张。
社会主义学者主张，国企的利润、国企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都可以充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包括国家给开发商卖土地、给煤矿主卖煤矿所得的钱，都可以充实社保账户，而且要对房地产开发商、煤矿主征收重税，充实社保个人账户，因为国企、国家土地、国家资源，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不能让少部分资本家暴富。然而，社会主义学者的这些主张，又遭到吴敬琏们的反对而无法得到实施。后来了解到，支持吴敬琏、庇护吴敬琏、对吴敬琏言听计从的高级官员们，都从国企贱卖、土地贱卖、房地产开发、煤矿等国家资源贱卖中获得巨额收益。
以上，才是国企改革争论的全部真相，吴晓波那种简单片面的描述，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欺骗、侮辱中国工人阶级，把中国的工人们当脑残。
实际上，吴晓波及《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只是欺骗了极个别不明真相的人。真正脑残的是吴敬琏、吴晓波及《中国青年报》。
吴敬琏们，这些主张国企彻底私有化、主张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主张盲目引进外资、反对追讨国资流失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是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敌。这些，中国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忘记!!!
革命和改革，本来都是进步词汇、褒义词汇。但是革命一词，被文革期间的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搞臭了。而改革一词，则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官员搞臭了。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文革期间正是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极左分子，当毛时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学被批判时，吴敬琏装得比谁都无产阶级、比谁都革命，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改革开放年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吃香了，吴敬琏又表现得比谁都西化、比谁都资产阶级、比新自由主义还新自由主义：吴敬琏因为盲目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闹出不少笑柄，比如春节火车票要按市场经济涨价之类。再比如，即便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承认纯粹的市场经济会带来两极分化，因此要靠政府对富人征收税收、增加穷人福利来缓解两极分化。而吴敬琏却死活不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剥削会带来两极分化，他认为中国两极分化只是国企和政府带来的，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关。吴敬琏还反对对中国暴富阶层多征税、对穷人增加福利。吴敬琏如此迷信市场万能论，如此赤l裸地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从2000年左右开始，吴敬琏和《财经》杂志等媒体联合炒作推出“基金黑幕”等系列舆论轰炸，吴敬琏被央视封为“吴良心”，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吴敬琏的作为使中国股市、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被打压到历史的最低点，于此同时，吴敬琏们积极鼓动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接受极端苛刻条款加入WTO，从2001年开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后，大肆收购、购买中国优质企业的廉价股票，吞并中国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及金融资产，迅速控制了中国的骨干产业，高度渗透中国金融产业，吴敬琏对外资可谓居功至伟。当多年后，所谓“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之类已经被相当多的媒体和民族企业家看到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吴敬琏又跳出来，力挺“市场换技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敬琏的卖国都是以较隐蔽、比较含蓄的方式进行，而吴敬琏的很多学生更加赤l裸地卖国。最后综合吴敬琏的所有言行，他其实本质上也不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更多的代表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
总而言之，吴敬琏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敌，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死敌，同样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死敌!
来源：前进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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