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死中医的三种主要观点【原创】
中医存废之争一直是网络上一个争论的热点。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传入，废止中医的意见和政策反复出现。中医多次面临被取缔的危险，现在在网上搜索中医存废，排在前面的基本都是对中医持彻底否定态度的文章。中医历史上的存废之争中废止中医的主要观点，现在已经变换成各种名词和观点，继续在网络上流行。
以张功耀（《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作者）为代表的主张废止中医者，认为“中医本是一门原始的医学，其理论体系数干年不变，充满神秘感，具有浓厚的唯心和迷信色彩，运用的是传统思辩，其主要概念如阴阳、五行、道、气、脏象、升降沉浮、虚实寒热等都带有主体的思辩色彩，既玄奥又模糊，和其它民族的传统医学一样不能真正有效地治病。别的民族的传统医学早就被现代医学取而代之了。然而在中国这一历史过程却遭到来自封建卫道士们的强烈抵抗，以至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医仍然保留官方正统医学的地位。大多数国人对此居然心安理得。这种荒唐在世界各国是绝无仅有的。国人的盲目和糊涂堪称世界各民族之最。”张功耀同时提出“中医是伪科学”“告别中医药”中医理论“虚玄”、“落后”。这些观点发展到现在，在网络上对中医的口诛笔伐甚嚣尘上。
西医是现代医学，是科学。但西医并不是医学科学的唯一。认为中医是伪科学的人，通常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出现代西医理论解释之外的其他什么医学。这种观点的坚持者，在讨论中医之前，已经将西医奉为唯一的、正确的医学科学体系，西医之外的、不符合西医体系的，统统是伪科学、不科学。此种观点透出了一股唯心主义的味道。部分“中医不科学”观点持有者对要批判的对象，对中医理论、中医历史、中医诊疗方法和甚至中医的缺点，都毫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这种霸道至极的“中医古老，西医现代” 的批判，因为代表了“科学”，所以无比正确，不验自明，已经违反了科学本质，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学术霸权主义。
西医把控了“科学”的旗帜，代表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而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中医药，因为无法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证实其疗效，因此算不得科学。
例如，西医认为经络是不存在的，因为经络无法被“看见”。这恰恰证明了西医是经验主义的。西医只承认能够检测、看到的，这个其实完全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能“看到”和“听到”，比如超声波、X光、CT、显微镜、活体样本化验，才是科学的，其余一概不是科学。但对科学原理的发现，并不是只有“看到”的时候才能够被发现。如果这样的话，人类的科学史早就停止了。如果这样，相对论提出的时候，就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简单的认为能够看到的、验证的才是科学的，才是存在的观点，这恰恰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特征。
2014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说： “我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 “中医能看好病，这个事实无可非议；中医要大力推广，要继承发扬，这也毫无问题。“但是中医是科学吗？这值得探讨”。 韩启德认为：“科学是一科一科的学问，现代的学问必须包含要素，必须是可质疑的，不断地靠向真理，不断地纠错，必须是能实证的、量化的，必须用逻辑学的方法等等，科学的要素，有很多中医是达不到的。如果硬要把我们的中医跟现代科学去靠，永远使人觉得你不如现代科学，跟现代科学没法儿去比。”表面上看，韩启德院士还是比较客气的，承认中医要继承发扬和推广，但其对中医不科学的论断，既然不科学，还有什么可推广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否定。
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人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现代科学在解释世界和人体时的局限性。虽然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但人类不明白的远比能够进行合理解释的东西多得多。但现在有人认为凡是超出了现在科学认知的范围的，超出了他们自己享有独占解释权的“科学共性”，其他都是伪科学。在方舟子等人看来，我懂的才是科学，我不懂的都是迷信。因为我懂科学，所以我可以代表科学，中医是否科学的解释权就为我所有。中医必须向我的理论靠拢，我可以不理解中医，但不妨碍我判断和否定中医。祭出“科学”的大棒，将自己的认知等同于“科学”，恰恰凸显了其对科学本质认识的狭隘性。
现实中不认同这种观点人大有人在。将所有这些挺中医的人，打成伪科学的迷信之人，其难度是很大的。
网友周知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我相信，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大医学家，绝不会如此浮躁激进，轻易否定同行的医学成果，而会带着求知的态度了解与钻研。只有那种狭隘浅薄的人，才会卖弄己术，凭借对他术的抽象的、片面的认识，无视其实践成果，疯狂地抹黑他术。反中医者抹黑中医最常见的便是，中医是巫术不符合科学。那请问，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否象征着真理？如果说利用西方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理论，就可以斥之为不科学，那么所谓的科学也就未必代表真理。”反中医者说中医不科学，显然是机械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自己的思维及理论无法理解中医，便认为中医不科学。
其实，西医的理论来自于实证主义，西医其实是没有建立完整的人体医学理论的，西医的发展是和解剖学、生物学、化学、基因等科技紧密相关的。而中医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西医控来说，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因此，中医的理论原点，是将人作为医学研究的对象，从整体的高度把握人体及其诊疗。
西医的临床的有效性和庞大体系，不能弥补其医学理论的不足。中医理论的先进，也不能保证其诊疗就百分百全对。个别中医大夫的水平问题，不能推而广及至中医理论。科学理性的处理应该是兼收并蓄中西医的长处，建立起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兼取两者长处的现代医学体系，而不是彻底否定中医。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孙光荣认为，中医药超越了现代科技的认知度。中医药学作为中国独有的医学科学，既古老又现代。古老，是指其传承历程久远而延伸；现代，是指其理念与方法在诸多方面超越了当代理化生物等现代科技的认知度，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中医药学具有天人合一的认知特征、整体相关的诊察特征、动态平衡的思维特征、辨识正邪的思辨特征以及燮理中和的施治特征，而这些都是用现代理化检查达不到的元素，是从化验单无法看到的结论，但却恰恰是中医辨证思维的重要元素，是中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进行整体辨证施治的重要依据。”（这段话，很多持中医不科学论者，或者根本无视，或者看不懂）孙光荣认为，“中医学、西医学，都是人类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医学科学，目的一致，但又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西医学属于自然科学，中医学既属于自然科学，也属于社会科学；西医学追求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医学则讲究整体医学模式；西医学是在还原论的指导下，基于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诊疗思维着重于寻求致病因子和精确病变定位，然后采用对抗式思维，定点清除致病因子，使机体恢复健康；中医学则是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基于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诊疗思维着重于寻求致病因素和正气、邪气的消长定位，然后采用包容式思维，非定点清除致病因子，而是通过扶正祛邪、补偏救弊使机体恢复健康。孙光荣认为：人类的生命科学至今还是一个尚未打开的迷宫，科学认知中医科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前卫生部长陈竺认为，“尊重中医药学，前提是要科学地认识它。而搞清这两种认知方法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医。”
中医理论，由于其历史悠久，也就是历史太长，其发源、发展历史有很多没有记录的地方。且由于其几千年的发展、秘不外宣的传承方式，特别是很多验方的发明，都没有记载发现过程，导致了种种神秘性。加之有的庸医和中医骗子，故意在诊治中表现的玄而又玄，导致了中医在很多人心目中的负面印象。同时，现代科技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远未尽善尽美，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中医理论无法用现代语言来描述、中医与西方医学无法互通互融的局面。
现在很多否定中医的人，缺乏对中医的最基本认识，他们对中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自己看中医失败的经历，或者对中医没有任何概念，但却敢于将中医一棒子打死。这些将科学标准牢牢掌握在自己口中的人，在讨论中医问题的时候，有的只是唯我独尊和粗暴武断，这些人口口声声“科学”“真理”“常识”，真让笔者在讨论中感到，没有个博士硕士学位，你都不配谈这些东西。这种高高在上的学术霸权，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已经是反科学了。
在网络上，每次中医存废的争论，大多由否定中医的人发起。既然他们对中医理论不屑一顾，不认同中医诊疗方法，不去看中医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将中医打成伪科学，将所有中医大夫说成是骗子，而且对看中医的人不依不饶，非要让看中医的人低头认错，和中医永远告别？难道那些看了中医并确实取得了疗效的患者，都是如方舟子所说的重要作用类似于安慰剂，由于患者自我心理暗示，自我慰藉才康复的吗（如果某种疾病手术治疗成功率只有20%，那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已经事先声明概率了，而如果那8个本该死的人中有2个被中医用另外的方法治好了，那是是自愈，那和中医无关）？如果患者坚持认为还是中医发挥了作用，那就是患者愚昧无知，被中医理论忽悠了！这种唯我独尊，病治好了患者也是患者被中医忽悠了的论断，其对自己正确性的偏执和自大，已经到了油盐不进，自说自话的境地。这种极端的看法背后，是机械的、主观的思考方式，是和中医辩证施治完全相违背的，也就难怪对待中医水火不容的态度。
中医无法实现标准化诊疗，中药可以进行标准化。否定中医的人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现实中有大量看中医治好病的人，中医几千年的历史实在很难彻底否定。你吓唬老百姓中医是伪科学，吃了要死人的！可是很多老百姓从中医上治好了病，又“太过愚昧”，实在“无可理论教育”，只能退一步，提出中医理论虽然不行，但有的药还有一定存在价值，但必须进行现代化和标准化处理。方舟子认为：“否定中医是科学，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中医。中医理论没有科学价值，但是可以有人文价值，中医的某些经验疗法（特别是偏方、验方）也可能有其实用价值，值得现代医学去挖掘。所以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废医验药”，也就是抛弃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只留下“现代医学”检验合格的中医疗法和药物。
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是对于中医的核心，辩证治疗毫无了解。说到底，还是对中医的理论一无所知。其实中医诊疗是有标准的，但这个标准不是西医那种固定的什么症状吃什么药，什么病症对应的标准治疗流程等直观的标准，而是中医辩证治疗理论指导下的个性化的诊疗。中医对待相同的症状，常常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和方子，这是由于个体的复杂性和病因的复杂性决定的。以普通的感冒来说，西医的治疗方式是减轻身体病症体感，然后靠自己身体机能抵抗痊愈。这是因为感冒病因很多，因人而异，症状也各不相同。西医的一药对一症，是很难解决感冒这种虽然多发但治病因素复杂的病症的。感冒患者由于病因和个体体质的不同，其症状可能虽然一样，但原因大不相同，所以诊疗方案和方子也就大不相同。而中医则是一人一方，一病一方，将个体因素和治病原因综合考虑，进而开出药方。中医的辨证施治强调对症下药，首先是要对病症的成因有精准的把握，更强调对个例的把握而不仅仅是找出共性（这恰恰是中医的长处，也是很难标准化的原因）。但是要做好这点很难，因此好的中医大夫太少。对于某些西医绝对论者来说，这就是所谓没有标准，瞎蒙胡看。其实辨证施治是中医最基础的诊疗理论。西医没有这种辨证施治的诊疗理论，什么病吃什么药和诊治过程，都是固定的，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强壮、体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现实中优秀的西医大夫，也都会考虑病人个体区别，调整用药的。那么按照某些攻击中医无标准的逻辑，这是西医没有遵循标准呢，还是标准需要改进呢？如果承认统一的对某个疾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标准可以根据病人体质进行调整的话，为什么不允许中医的方子有所调整呢？
“废医验药”的要害之处在于否定了中医理论，废掉完整辩证的中医诊疗，而只着眼于将某些中医疗效显著、经过长期验证的方子，制成中成药。
中医药产业化，这个需要大力发展。但中医诊疗技术，中医理论的发展完善，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医理论和辩证施治的基础，中医药产业化也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坚持中医理论的扬弃，坚持挖掘、整理和发现中医理论的精华，并不断弘扬，中医药才能不断开发出新的药方和药物，才能真正的把中医发扬光大。而“废医验药”是在对中医理论彻底否定基础上的，截断了中医发展根脉的，一种明扬实毁的高级黑。
再进一步说，中医真的没有标准吗？非也。中药的制作，一直是有严格标准的。安宫牛黄丸是历史上降服瘟疫的奇药，制作工艺复杂异常。安宫牛黄丸由11味中药材构成，都要用上好的药材，其手工制作的基本标准是一料药必须出160丸，正负只许差一丸，药丸还要进行包金箔的传统工艺。从选料到最后包装，这其中一道道工序都是手工完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龟龄集”和“定坤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柳惠武在制作定坤丹时，要先将28种药材逐个炮制，再由30道大工艺和99道小工艺完成整套工艺流程，17天才能升炼一个工序。多年前，老药师们都要把熟地黄九蒸九晒，如今，他们仍坚持用这些古法炮制。历代同仁堂人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制药理念，都是标准和质量的体现。
反观他们一直称道的西医发祥地欧美，却没有这么极端和偏激。在西方，没有中国这么激烈的中医存废的争论，虽然西方人看不懂中医理论。但西方人很务实，他们认可中医的疗效，早就开始了中医中药的利用。中草药是欧共体第三大草药市场。德国对中医也很推崇，尤其是对针灸医术，德国大概有5万名中医。在美国，仅加州有执照针灸师己达8600人，诊所800多家。全美有20多个针灸医疗中心，从事针灸研究和治疗，研究项目有200多项，所治疾病主要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肥胖症、过敏性疾病、心功能不全等数十种。看到这些，中国的医疗界有责任将中医的宝贵遗产发扬广大，而不是在自己这里彻底否定，放进棺材打上封条。
中医现在如此被动的地位，和国家的中医政策是有关系的。对待中医中药产业化发展的态度是明确鼓励的，但对中医理论和中医药理发展研究的力度，却差强人意，导致中医一直在疲于应付和解释自己的科学性。而中医药产业化都是由药厂和商业研究驱动的，中医理论的指导已经被排除在外。中医药是否可以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生产，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和商业上考量，还应该回归中医理论的本质，遵循中医诊疗的规律，加大对中医理论研究的投入，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药产业化。
网友“六亦居”认为，现在很多中成药，虽然仍然大多依循了中医旧有的药物名称，如“六味地黄丸”“逍遥丸”“银翘解毒片”等名号，但是它们其中的药物组成，已然已经脱离了中医临床医生的控制——因为追求速效和口碑，因为追求经济利益等等原因，药物中有没有被隐瞒性的添加了什么其他成分，医生和患者都无从可知，所以医生对病人的用药指导的力度也就相对被削弱了许多，而这些隐性加入的药物添加成分，则正是如今众多中成药出了安全性问题的罪魁祸首。那中医临床医生有能力控制什么样的中药呢？相对而言，煎煮的中药剂型可能相对而言更容易被医生和患者控制和掌握，即相对而言更安全。诸多居心不良的宣传铺天盖地的给患者灌输了一个理念就是：某种中药是安全可靠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某种中药治疗某类疾病有着神乎其神的疗效，某种中药有病吃了治病，没病吃了强身健体……，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其实可以这么说，但凡有“无任何副作用”“包治百病”“有病没病吃一点”的理念的中药都是假药，但凡推销这一观念的所谓“中医”，都是伪中医，江湖骗子。真实的中医绝不轻易推荐使用药物，所以中医的诸多物理疗法和饮食起居调养方法才会那么发达；真实的中医也绝不推荐随便的进补、养生，所以中医才会一直强调补益、调养之法因人而异。由于中药的使用在老百姓生活中太过于普及和随便，缺乏医生的常规指导，这使得中药的使用出现混乱，混乱则必然会导致盲目和安全隐患甚至是危险，而最终产生这些问题的责任则全部回落到中医中药的头上，使得中医中药的发展进一步举步维艰。
中药学的发展严重的滞后，和现代科技水平的发展以及资金人员的投入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虽然这些研究的滞后对中医中药的有效性没有本质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医的理论却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这就变成了一些人攻击中医，“用中药管用是身体自愈和心理暗示，不管用说明中药是骗人”的口实。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中医研究的政策。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更好服务惠民生稳增长；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会议确定：
一要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继承保护与挖掘，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强化师承教育，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提高中医药应急救治、防病治病能力。
二要促进中西医结合，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加强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等中医药防治和新药研发。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强化中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规范种养。
三要放宽中医药服务准入，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服务网络，保证社会办和政府办中医医疗机构在执业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四要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促进中医药与健康养老、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中医医疗。
五要加大中医药投入和政策扶持。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增加中成药品种数量，更好发挥“保基本”作用。加强中医理念研究推广，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和传播普及。
那些认为国家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中医的研究，中医应当退出现行的中国医疗体系的观点，可以休矣。
中药毒性太大，把人的内脏都吃坏了。典型如“龙胆泄肝丸” 导致尿毒症。某些人说：要不你服用龙胆泻肝丸三个月，我赞助你全部费用如何？网友@平民王小石的回答：“不遵医嘱胡乱吃三个月药，出问题好扣在中医头上？要不这样，避孕药你吃三个月，费用我赞助。”以其人之逻辑换之其人，突显了这些人的无可救药的逻辑障碍。
实际情况是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原因是这种药中有一味名叫关木通，关木通含马兜铃酸。原方创始者说：“本方药多苦寒，非实火上升，不可轻用”“中病即止，不宜久服”。后来的1990年药典先将方中的木通换成了关木通，又有庸医让病人长服此方。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品质保证部刘建国说，同仁堂于２００１年下半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用不含马兜铃酸成份的“木通”代替“关木通”。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国家药典委员会正式批准这个申请，同仁堂已停止生产含有“关木通”成份的龙胆泻肝丸。刘建国说，如果患者严格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医嘱服药，不会出现损害肾脏的问题。
其实西药的毒性问题更多，更大。美国医疗安全协会Moore博士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FDA收集到的药物不良事件，从1998年的34，966件增加至2005年的89，842件，致死性药物不良事件则从5519件增至15，107件。其中，镇痛药和免疫调节剂导致的药物不良事件占了报告总数的绝大部分。例如，羟考酮（中枢神经系统药物/镇痛药）被报道有5548例死亡事件，在15种易致死的药物中被列为首位；解热镇痛药罗非昔布（治疗关节炎药物，COX-2抑制剂）则因导致932例死亡事件而排在第14位。
很多糖尿病患者需要天天注射胰岛素。胰岛素虽然是生物制剂，但它副作用有多种，包括低血糖、体重增加、水肿、眼屈光变化、注射部位硬结和脂肪萎缩等，其中以低血糖最为常见，也最重要。低血糖时病人可有头晕、出汗、心慌、手抖、饥饿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抽搐、昏迷。为什么那些否定中医的人永远对这些问题选择性无视呢？
药物是有毒性的，单单拿重要的毒性来说事，而对西药更大规模的药物中毒选择性无视，或者说西医药物出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科学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逻辑障碍，而是近似于无赖了。药物的毒副作用是一个临床药学无法根除和回避的难题，解决它的关键不在于因噎废食的取缔、消灭药物，进而或寻求改善办法，或寻求更好的药物。单纯的因为中药的毒副作用，不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开发更优秀更有效的药物，而是直接要求封杀药物，这是对患者的极度不负责任。如果一类药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毒副作用，就贸然取缔药物，那么头孢类的抗生素早就被取缔了。
有的人说，古巴没有中医，但古巴人均寿命81岁。没有中医多好！但古巴人均寿命81，这这并不能说明中医不行。和中医可不科学，该不该废掉，更没有关系！而且，古巴人均寿命这么高，其实和古巴的医疗制度关系更大。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具有完整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家庭医生、门诊医院、综合/专门医院构成的保健体系覆盖全国99.1 %的人口。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 22%，平均每1万名古巴人拥有134.6名医生，超过美国（125.1名）和加拿大（93.5)，新生儿死亡率为4.2 名/千人，远低于拉美平均水平。由于中国农村医疗医保不能实现全覆盖和高质量的覆盖，所以人均寿命没有古巴高，但这个竟然算到了中医头上，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
笔者认为中医理论、诊疗方法是系统性、科学性的，也承认中医是有不少庸医的，中医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欢迎西医为中医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且以高科技去开拓、完善中医。但坚决反对彻底否定中医，尤其是彻底否定中医诊疗理论和中医哲学的论点。这种论点，已经近似于扼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某些将“你信中医，有本事你生孩子别去医院”“你得病了别吃西药”的非此即彼的偏激言论，请绕行。
西医的有效性，笔者是认同认可的。但这不是否定中医的理由，中医存在自有其道理，中医也必须存在下去，中国必须挖掘、整理、丰富和弘扬中医，而不是套上各种罪名，予以消灭中医。科学界和医学界应该为中医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且以现代科技去完善中医。历史上反对中医，主张废止中医的观点很多，网络上的争论也是此起彼伏，而这三个观点一环套一环，彻底堵死了了中医发展的道路，从理论、到标准、再到药物，步步紧逼，是当前网络中医存废的代表性观点。笔者坚决反对彻底否定中医，尤其是彻底否定中医诊疗理论和中医哲学的论点。这种论点，已经近似于扼杀中国传统文化了。
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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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英国人的大公报率先登报发难
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中医存废之争从天津发起，最后波及北京、东北。争论的黑方是《大公报》，大公报一直是个中医黑，常常发讽刺、批评中医的稿件。1910年底，一场鼠疫从东三省向北蔓延，京津地区都有很多人感染死亡。1911年春节过后，《大公报》上抨击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的言论处处可见。一会儿发文章说中医建议用猫尿治鼠疫，我看不如用狗屁更好;一会儿发评论说应该把妄造谬方的中医纠察出来，送到东三省去自尝其果;一会儿发读者来信说应该让中医多死几个，才会明白……
彼时西风东渐，民间鄙薄中医的声音确实很多，中医里鱼龙混杂，也确实有不少庸医败坏医家名声，因此中医地位日渐降低。《大公报》所刊批判文章虽一边倒，但都是言论性质，天津中医一时也发作不出，只好默默忍耐，只有天津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在别的媒体上发了篇回应，说“猫尿治鼠疫”不是天津中医说的，是外地画报上传的。
真正的争斗从《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开始。正月十七，《大公报》报道了一篇新闻，说某胡同的某某人(有名有姓)因感染时疫，请中医路某诊治，结果被路某治死了。第二天，《大公报》又刊出一则更正启事，说某人被治死的新闻，系城内居民张瑾报告的，现该报接到两封来函，声明实无此事，想来是张瑾挟私报复，特此更正。
天津中医界对《大公报》积怨已久，经此一事彻底爆发。正月十八日，天津中医药界五十六人联名致函《大公报》要求其对失实新闻作出解释，质问其“一则更正能否推卸其捏造新闻责任?为什么一贯贬毁中医?”此信燃起了史上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的烽火。
《大公报》并未对报道失误做出解释，而是回应以《 亦有质问数条请速答复再开正式辩白》，直接把战火集中在中医存在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上，文章一问中医们是否有行世文凭或国家认可，二问中医有否能力治鼠疫，此外还问了些诸如五十六人能否代表中医之类的问题。
此后是你来我往的很多封公开信，其中包括论争引来的外地读者来信。北京一名署名“旁观者”的来信对《大公报》表示不满，他认为中医是“国家社会习惯法上所认可者” ，若《大公报》单因无行世文凭否定传统中医，“今日防疫局内中人而行西医者能人人皆有行世文凭乎?何况尚有未毕业而滥竽防疫局者，又何能独责之于中医乎?” 而署名“觉生”的则说中医“遇见新奇病，往往不求甚解，只能拿旧说敷衍”等。
第三方的介入使得参与论争的群体有所扩，其关注点很快由路某误治事件转向批驳《大公报》一贯鄙夷中医的立场上。天津中医在之后的公开信里指斥《 大公报》 对于中医全体每多贬词，一似与中医有宿怨深仇也者”，“端其心理，势非摧尽中医不止” 。这期间中医一方曾希望与《大公报》出版人英敛之当面谈判，但被英敛之拒绝。
宣统三年正月上旬，自天津卫生局派往奉天协助治疗鼠疫的梅尼斯医生染疫身亡，外省医生多 “视奉省为畏途” 。中医争论开始后，英敛之认为，“争之虚言，不如验之事实” ，提出《大公报》愿提供程礼延聘中医赴东省一试。一些中医黑支持者也纷纷激将。负气的丁子良声称“三五日内商议妥洽，即可见诸实行”，提出三千聘金、配备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等和西医同等的待遇。英敛之则回信对其大加奚落：“成效未睹，竟欲与各国国家准许之医士平列，不唯鄙人不认其可，恐稍具知识之人皆不认可” 。
打赌之事使论战更为升级，二十八日早，天津中医向《大公报》发出函件，要求交出张瑾送官究办，并在天津各报公布所有双方函件。否则将于二月初一日起实行医药两界罢看《大公报》、不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的抵制措施，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毁人名誉，报律应犯何条，扰乱治安，官府岂能漠视” 。
由于两方在社会上都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此时，有不少绅商出面，调停双方息战。二月初二日，众多和事人共同具名发表代论，论及主要当事人丁子良、英敛之的私人交谊，敦促双方和好如初， 最后笔战以不了了之收场。
在此之后，陆续仍有人就此事发表文章，对中医存在的价值做较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名医徐龄臣等。英敛之和丁子良虽然不再笔战，但还是各自发表过一些东西，继续推广自己的观点。丁子良事后辞去医药研究会会长一职，他在四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中医界庸医太多，“一马勺坏一锅汤，所以中医令人看不起者在此，好歹一齐挨骂者亦在于此”，他坚持中医学可传可法：“要说中国医学无一可取，行医的无一可靠，那也是一偏之见。试想我们中国的病人，每年被庸医耽误死的固然是不少，然而极重极险的病症，以及西医治不好的病症，经中医挽救过来的也很多很多，可见中医的程度诚然不齐，中西的医学也各有所长了” 。丁子良认为，医学要发展完善就不能保守 ，但中国人不可专习西法，“不知自己之长，焉能知人之短，不知自己之短，焉能学人之长，不知己，焉知彼，凡无根底的学识，必无鉴别是非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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