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民国，你还是只能坐硬座：火车与阶级
【编者按】进入年底春运时期，枪车票、挤火车、托行李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年度大戏。
旅行，旅行的舒适程度、旅行的行李装备、旅行的过程体验，对于社会不同阶级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亲身体验与现实经验。
作者：张杰
来源：土逗公社
1876年7月2日是吴淞铁路招待华人试乘之日，据《申报》报道，当时共挂5节客车车厢，1节中等，4节下等。7月4日，正式运营第二天，“到下午一点钟，男女老幼，纷至沓来，大半皆愿坐上中两等之车，顷刻之间，车厢已无虚位，尽有买得上中之票仍坐下等车者。迨车已开行，而来人尚如潮涌至，盖皆以从未目睹，欲亲试之尔。”（《申报》1876年7月4日，第2版）。吴淞铁路在开通之际就将车厢分成了三个等级，它乃是英国怡和洋行组织的吴淞道路公司修建，自然是按照英国铁路的等级模式运营。
（1876年9月2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一张木刻版画，注明说“中国第一条铁路通车”，图片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
一、火车与阶级：票价
今天在中国存在这么几种火车类型，慢车、普快、特快、直达特快、动车，春节时期的民工专列（有时候也被称为临客），其区分体制可谓复杂而完善，首先自然是运用票价调节手段。
（绿皮慢车，图片来源：网络）
慢车、民工专列是票价最低廉的火车，普快比二者稍贵一些，但价格相比起特快、直达特快与动车又相对低廉，即使是特快与动车之间价格也相差很多。人们自觉地根据各自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可承受的车票，火车票价因此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某种类似分辨仪的角色，比如大多数远程的农民工和学生会首先考虑慢车中的硬座，商务人员首选高铁上的一等座、动车上的软座与软卧（飞机之外），市民出行一般会购买普快特快的卧铺或者高铁动车的二等座。
二、火车与阶级：装修、服务质量
区分等级的第二种方式是车厢的装修、装饰和服务质量不同。火车依据舒适度来区分车厢，分别是硬座、软座、硬卧、软卧。硬座车厢人数一般为118/128人，中间有过道，两侧分别有2人和3人座椅，座垫和靠背填充物较少，所以称之为硬座。软座一般在动车组、特快或直达列车上才有，票价比硬座高12-15%，分一等和二等软座，二等软座每排四个座位，走道两边各两个；一等软座每排三个座位，走道一边是单座，一边是双座，座位与走道之间有玻璃门隔开，相当于包厢，座位舒适宽敞，而且扶手宽大，一般会有内置收音机。软座的座垫和靠背是独立的，填充物多而厚，可以自主调节椅背。
硬卧车厢人数一般为66人，有基本的卧具供长途旅客夜间卧睡，车厢内用横隔板分成十几个客室，每个客室内的上、中、下铺相对排列，靠窗还设有供人坐的座椅及茶几。软卧则为32/36人，比硬卧更舒适安静和宽敞，分上、下两种铺位，并提供一次性拖鞋、牙具、电视等等，是旅客列车中最舒服的一种形式。
（火车折叠：春运场景，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国，这种火车车厢的不同装修风格与票价、火车等级及社会等级是紧密相关的。在火车这个浓缩的社会构成体中，乘客对空间的占有及其占有的多少，高级软卧不断升级的奢华和硬座车厢始终无法改善的拥挤成为集中而鲜明的等级符号。
三、农民工的春运：一票难求
农民工乘坐的火车主要是临客、慢车、普快三种类型，主要原因自然是票价低廉，但要为之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辛酸。在网络售票未能实现以前，人们只能拥挤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排队。而大多数农民工都生活、工作在比较闭塞、拥挤的空间，所以他们的购票经历似乎更为特殊。“打工文学”中有关春运买票难的诗歌占据了很重要的篇幅，以家禾的《渴望订到这样一张火车票》为例：
渴望订到这样一张火车票
车票的时间
不要太早 太早我请不到假
也不要太迟 太迟假期不够长
最好是工厂放假的次日
如果太匆忙
我怕我会把自己遗忘
起点站是广州
终点站是故乡
在工厂日日上班夜夜加班
没有到过工厂以外的地方
不要随意更改地址，不然我找不到方向
有没有座位，没关系
在工厂，我已习惯站立
站着，只要能抵达故乡
这样一张窄窄的火车票
装载三年来，母亲的盼望
预订我三年来回家的打算
这样一张窄窄的火车票
每年一盼，年复一年
那一头，母亲白了鬓发
这一头，我长长的耐心，磨损了青春
http://chengbiancun.com/2013/0709/32272.html“城边村”乃是一家专为打工者创办的网站。
（中国新年大迁移。图片来源：网络）
这首诗歌很伤感地传达出民工买车票难的无奈。诗歌内容显示，高负荷、长时间的工作将他们绑定在工作岗位上，因此主人公没有时间去工厂以外的空间去探索城市、观看城市。因为买票难，主人公已经很久无法享受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他的奢望甚至只是能买到站票。对他来说，站在火车车厢内，就像他日复一日站在工厂车间内一样。“站立”是他一贯的身体姿态，“站立”亦是他社会地位的标志，他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城市，也被迫将这种姿态保持在连接工厂与故乡、城市与乡村的火车上。火车在此延续了来自工厂的“规训”功能(其实它将无数乘客送往工厂、学校、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地点，这种为生产活动发挥的“公共性”功能本身就是规训性的)。在站立的过程中，主人公品尝着来自前者的辛酸与记忆中来自后者的温暖，他们对亲情与故乡的思念因此格外强烈。这张车票饱含着太多的含义，它或许标志着新的开始和命运的转变，也标志着一年辛劳的结束，既表达了打工者对回归温暖与安静的期待，又隐藏着他们消耗、奉献在城市的青春。复杂的情感因此全部寄托在“这样一张窄窄的火车票”上。
买票的过程充满危机。诗人嗦罗蜜的《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创作于2003年1月23日的深圳，该诗源自发生在深圳的一场现实悲剧。一个年轻女孩被同样在辛苦排队买票的民众踩死，但人们却不肯为救护车让路，只因“担心丢失了自己的位置”。
听说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
她只不过想回家过个年
听说排队的人还不想给救护车让路
担心丢失了自己的位置
女孩就是麻雀啊
垂着无辜的脑袋羽毛凌乱
周围依然是人头攒动乱腿纷飞
阳光从肢体茂密的缝隙里渗在她失血的脸上
麻雀的手掌摊开了几张纸币
回家的希望和生计的烦恼终于不再揪心
此时我怀了孕的老婆正在赶回东北过年
她坐在飞机上
眺望着无限壮阔的河山
憧憬着未来
我悲哀地想着我将出世的孩子，
未来会不会也要体会这个世界的孤独与拥挤？
会不会也要在排队的人流里无助地哭泣？
在荒芜干涸的心灵里还会不会透进一缕阳光？
子宫里温暖
他感不到生活的冰凉
我想象他此刻鱼一样在羊水里游荡
我想象那个躺在广场上的麻雀一样的女孩
在最后一刻，她
有没有怀念起在母亲子宫里的快乐时光
那时侯她也是一条洁白的鱼
吮着脚趾，满怀着希望
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72页。
排队似乎永无休止，身在其中的人们充满了厌倦和焦虑。由于车票是上车旅行的唯一通行证，早已接受铁路这种运营规范的乘客们急于得到属于自己的通行证。骚动的队伍中，人的个体身份因之而悬浮起来，整个人群变异成了茂密而可怕的肉体森林。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不幸都感到无助，由此丧失了道德准则，听任自己践踏了脚底下无助的身躯——在此，移动性的代价是年轻女孩的生命和人之同情心的消泯，其真实性、残酷性令人惊异和悲伤，反映出这个世界可怕的拥挤状态和人际关系的疏远与异化。同时，极富反讽和对比性意义的是，充满悲悯之心的诗人又将笔触转向他那怀孕的夫人，她已经在回家过年的旅途中，而且是坐在飞机中，正怀着颇有优越感的欢欣俯视大地。这种俯视的对象不包含大地上正在排队的人群，自然也不包含那被踩死女孩失血的脸庞。由此，年轻女孩与准妈妈之对比不仅彰显出她们之间充满巨大差异的移动能力，也对“人生来即有旅行的权利，而且也理当去旅行。移动性应该是个体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个人的根本权力”这一美好的人权预设提出了质疑。人们应该正视这种差异，“移动性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活动，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移动”，而且正是这种移动性差异表现并且创造了社会分化。由于车票饱含如此复杂的情感和社会意义，它成为春运高峰期最易引发争议的焦点对象。
（春运危机。图片来源：网络）
以上两首诗的现实经验分别基于广州和深圳，一个是聚集了最多数量民工的发达沿海城市，一个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这两座城市还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因此可以作为民工购票难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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