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许锡良们【原创】
近日读到一篇在网络上传播很广的文章，作者是许锡良，他在2008年11月的文章《鲁迅+胡适=福泽谕吉》一文读了以后大为惊讶，据说此作者是教育学硕士，副教授，在学校教书。 看来教育口老师出问题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许锡良在文章中谈论福泽谕吉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福泽谕吉当时既看到了日本国民与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又看到西方现代宪政的的价值基础与思想渊源。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的思想价值核心就是个人主义。是个人的生命至高无上，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是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宪政的价值指向是个人生命的至高无上。现代民主宪政的实现方式是通过限制公共权力，形成有限政府，保护市场经济的公平与公正。政府的作用不是为民谋福利，而是帮助人民减少灾难与痛苦，人民的福利是要靠市场经济来完成，社会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福利最大化......”
福泽谕吉何许人也？以致于让许锡良认为鲁迅都不行？下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一名私塾先生和民间报人。可以称得上是日本首席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就是这个福泽谕吉，提出了侵占朝鲜、吞并中国台湾、再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后来的军国主义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图纸一步步实施的。在福泽谕吉之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言论，还没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有限。但是福泽谕吉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对一般国民思想、对政府的决策等都有很大的影响。1894年11月，日本军队攻入旅顺后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四五天的时间中，屠杀了中国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6万多人，世界各大媒体对此事都予以报道并强烈谴责。称日本人是“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此时的福泽谕吉，却极力为日军的暴行辩护，称杀死中国人理所应当，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义等等。（参看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福泽谕吉被公认为日本近代第一军国主义理论家，日本军国主义的总设计师。它的头像甚至印刷在日元上。就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难道许锡良不知道它的危害吗？许锡良当然很清楚，因为也要为自己今后暴露了辩解留后路，所以在不起眼的地方轻描淡写的说：“当然，福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精神与日本的神道教传统中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就形成了后来的日本的军国主义。”
许锡良这种人吹捧日本战争贩子，给当今的网络监管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网络监管部门能否把一些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分子列进一个黑名单，同时也将许锡良这种长期为其鼓吹的人或单位列进黑名单？倘然长期任其胡说八道下去，对百姓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连基本是非都要混淆，说他没收过日本的狗粮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希望此文能引起网络监管部门的警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堵住漏洞。
附：鲁迅＋胡适＝福泽谕吉
许锡良
今天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总有一些人，不是用贬低鲁迅来提升胡适，就是用贬低胡适来提升鲁迅，其实，凭我的直觉判断，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不可缺少的。有点遗憾的是，两位先生在世时，也没有能够形成联手，形成合力，共同建设我们这个社会，而是各自被一个政党利用来宣传自己,装扮自己的门面。他们的悲惨命运，正如中国的命运，中国人的命运,也如两个政党的命运。两个历史文化人物的悲剧，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中国如果要发展，鲁迅、胡适，仍然一个都不能够少。少了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把中国建设好。
面对中国这样千年沉重的酱缸文化，没有鲁迅的认真深刻的反省与有力的批判，是任何新的民族精神与新的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建成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如有力的破冰船，只有鲁迅才能够打破中国这千年的思想与文化的坚冰。离开了鲁迅的对国民性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我们会处于一个吃人的社会而浑然不觉。要谈什么创新，要谈什么民主、科学与现代宪政政治，简直是痴心妄想。因此，胡适的理想是离不开鲁迅的工作的。也许胡适先生在世时就比较清醒，有时面对鲁迅的误解，他很包容，从来不与鲁迅为敌，而且他的朋友谩骂鲁迅时，他反过来劝自己的朋友（如苏雪林），不能够用如此污辱的语言对待人们尊敬的鲁迅先生。
胡适的理想是在中国实现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但是，一个民主宪政的理想，要想建立，你必须向这个社会解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现在既存的社会文化与制度是不行的？这就离不开对传统文化与制度的批判。而且一般的就事论事的批判并不能够说明问题，非得有鲁迅式的批判才会有效。也就是要上升到思想、文化、价值观与制度的层面才会有良好的结果。因此，胡适是离不开鲁迅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鲁迅的批判离开了胡适，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鲁迅对传统文化与制度有深刻 的批判意识，也有非常多的独到的发现。也知道，应该怎样才算是健康的与文明的。但是，他始终不知道究竟怎样走能够走出腐朽传统的僵局。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够走英美国家那样的民主宪政之路，也不认为走俄国的暴力革命之路就是对的。否则，他就不会对中国的革命有“革命的杀反革命的，反革命的杀革命的，革命的被当成反革命杀掉.......革革革，革革革”之类的论断，也不会在阿Q那里把革命的结局描写成那个样子。这些其实都是反“暴力革命”的。说鲁迅希望中国走苏联的路子，是没有道理的。倒是胡适长期迷恋苏联的经济模式。但是，鲁迅确实不清楚中国究竟走哪条路会比较适合。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中，明确地谈到了自己不知道为娜拉出走后指出一条适合的路。因此，鲁迅的重要性在于他能够敏锐地意识到问题所在。但是，他确实不是一个建设人才。他提不出一套治国方略。这一点，与在美国长期留学，深得美国民主宪政精神熏陶的胡适相比，确实远远不如。因此，鲁迅的意义要与胡适联系起来，才是完整的。
但是，不论怎样说，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准确到位的。他指出的方向，也是对的，而且就是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任何与此相违背的东西，都是要被踏倒在地的。现代民主宪政精神，主张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其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在这些方面鲁迅与胡适也是一致的。胡适主张要有新人，这个新人就是能够独立思考，有独立人格的，追求自由精神的，不畏权贵的现代公民。但是，这种公民，如果不把中国阿Q式的国民性奴性改造掉，胡适的公民是永远不会有的。永远只能够是一厢情愿的。
可惜这两个文化巨人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没有形成合力，反而分别被两个党派所利用。而且，他们两个人的真实本意，都因为被政治利用，而遭受到了严重的歪曲。鲁迅在中国大陆,因“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被捧成了“红色圣人”，胡适先是在台湾因《自由中国》杂志等问题，受到迫害，被迫逃往美国做起养鸡专业户谋生,后来看到大陆打着鲁迅的旗帜反胡适，反国民党，因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也就在台湾把胡适捧成了“白色圣人”。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至今，我们仍然，在两个文化巨人之间选择，摇摆，还在十分迂腐地论说，要鲁迅，还是要胡适。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清楚。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出了一个同时具有鲁迅与胡适两者作用的人物，这就是福泽谕吉。他一个人，集批判日本传统文化与国民劣根性与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于一身。因此，我想到“鲁迅＋胡适＝福泽谕吉”，这样说，当然只是取某一方面的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的。鲁迅的意义是批判一个腐败的旧传统，胡适的意义是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二者之间根本没有矛盾的地方。日本人的聪明就在于，他们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出现精英，而且能够尊重精英。因此福泽谕吉在日本是幸运的。还在他活着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已经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作为治国方略来尊重与推崇。因此，这就有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
日本在1853年面对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蒸汽战舰的入侵，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二千年未遇之变局。日本社会如果不加以变革，只有灭亡一条路可走。正是在日本民族面临如此危机的时刻，福泽谕吉应运而生。福泽谕吉是日本现代史上第一代启蒙思想家。他目前远大，看到了日本国民精神，社会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那时的日本，存在着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度，国民思想僵化，眼光短浅，官僚守旧，国民精神麻木不仁，萎蘼不振。这在福泽谕吉这一代启蒙思想家眼中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他们国民精神必须改造，必须引进新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才能够拯救日本于灭亡的边界。因此，当时，像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这些思想启蒙者，结成“明六社”，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的哲学著作，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穆勒的《自由之理》、《议会政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大量介绍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有限政府的思想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最为深刻系统，产生的作用也最大的无疑是福泽谕吉。因为，他不仅仅是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经典与思想文化，而且对自己国民存在的问题，也作了大量的批判与探究。他的影响之所以大，就是很好地将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巧妙地转化成了日本的国民思想精神内在的东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福泽谕吉当时既看到了日本国民与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又看到西方现代宪政的的价值基础与思想渊源。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的思想价值核心就是个人主义。是个人的生命至高无上，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是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宪政的价值指向是个人生命的至高无上。现代民主宪政的实现方式是通过限制公共权力，形成有限政府，保护市场经济的公平与公正。政府的作用不是为民谋福利，而是帮助人民减少灾难与痛苦，人民的福利是要靠市场经济来完成，社会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福利最大化。因此，个人主义与现代功利主义才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基础。这样认识，在使得福泽谕吉的启蒙始终都在致力于让自己的国民学会思考，学会平等待人，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要让自己的国民“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而不是站在国民之上，成为思想特权人物。这种认识，当时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与之相比，都是有差距的。胡适虽然主张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却在经济上要求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集体计划经济，这个主张一直到1954年才猛然清醒，给予纠正。同时在国民精神改造上，胡适主张整理国故，重新解释孔孟，考据《红楼梦》，沉迷于一部《水经注》而不能自拔，而不是放手让国民自己学会思考，大多元信息中自己去得出结论。中国的近代史上，对中西文明的问题，一直在器具、制度、精神，三个层次里互不相干的绕圈子。而且百年不变，一直到现在。
当福泽谕吉得知中国的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来学习西方，搞洋务运动的时候，福泽谕吉就预言，中国的改革不会成功。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触及国民精神，没有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存在的要害问题。以这种器具层面的学习方式，只能够是劳民伤财，甚至预言，中国如果与日本开战，中国必然以完败而结束。福泽谕吉死于1901年，他确实看到了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败绩。但是，他还没有能够看到1905年俄国人在日本人中的败绩。当然，福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精神与日本的神道教传统中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就形成了后来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在这一点上福泽谕吉不是可取的。但是，福泽谕吉同时做完了鲁迅与胡适的工作，这是不简单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一个时代的改革精英，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他的一生没有什么坎苛，人生道路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他虽然没有在明治政府里做官，但是，他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并通过开办著名的庆应大学，作为传授新的思想文明的阵地，明治政府也在他有生之年，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他1901年因病去世，终年66岁。这样的精英，这样的人生，与中国的鲁迅、胡适的命运两相对照，形成了天壤之别。有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英人物的认识水平，也就是国家、民族的思想高度，其人生命运，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2008年11月9日
来源：产业人网（ID：chanyere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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