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塘约道路”的现实意义
今年年初，王宏甲写的《塘约道路》一书出版，立即在全国引发了轰动效应，前来贵州塘约村参观取经、考察调研的人蜂拥而至。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两次讲话提到塘约，一些地方政府购置《塘约道路》一书下发到基层，塘约已经成为当前探讨三农问题的一个热点话题。对塘约道路赞扬的声浪越来越高，但保持沉默的人也为数不少，另外也有质疑声音，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才能取得共识。
网上看到秦永利写的《莫太赞誉塘约》一文，文中提到，政府投资5400万帮助塘约村修路盖房，政府出资101万为塘约村购置蔬菜种子，政府出资30万购置莲藕种苗，使塘约村150亩闲置水塘得到利用。如今外地两家公司合作出资5000万，在塘约村建蔬菜生产基地。此外，塘约村还从银行贷款50万元。其观点是，塘约是政府大量输血，精准扶贫的一个典型，不具备大面积复制推广的意义。
我对秦永利文中提到的政府对塘约村投资数额并不抱怀疑态度，只是对作者有意模糊政府投资塘约村的背景，并由此得出的结论有不同看法。
当地政府为啥对塘约村投这么多的资金呢？政府不是有意想打造塘约村这个扶贫典型，而是因为塘约村遇到了洪水毁村的大灾难，政府要帮助塘约村村民修路建房，救灾恢复生产。这是人民政府对于遭到大灾难地区的灾民一贯的救助做法，试问类似汶川地震等受灾地区，哪个不是政府无偿投资修路、为村民建房的？救济村民生产种子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做法，有啥值得特别强调的。
塘约村了不起在于：在大灾难面前，党支部站了出来，逆境求生，顺势而为，组织村民走上了集体经营的道路，将救灾工程集体承包下来，救灾工程利润没有让外地人挣走，留给了集体，留给了村里的村民。
近二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资，如果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年人均二三千元之多。但是成效不是那么显著，面对逐渐衰败的农村，政府的投资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近几年，内蒙古各级政府为一多半村庄修了水泥路，盖了新房，安了路灯，建了小广场，共有十项惠民工程，投资那么大，推广面那么广，也没有出现一个塘约村，只是改善了村容村貌而已，没有很好地培育出村庄的造血功能。
各地政府每年都救助不少类似塘约遭受大灾难的村庄，为啥哪些得到救助的村庄不像塘约村有发展后劲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农村已经是一个丧失了组织农民进行生产发展功能的地方。只要改变不了一盘散沙包产到户的小农生产模式，农村就别想有大的发展前途。而塘约村党支部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了，所以才会有立竿见影的大变化。
政府对小岗村的投资钱多得多了，用足了扶持手段，而且政府派去了沈浩这样干事的先进典型，结果沈浩累死了，也没有把小岗村扶起来，因为，小岗村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没有组织的农民就干不成大事。
秦永利的观点是，应该多向南街村、周家庄学习，塘约与南街村、周家庄相比，差得很远。我对南街村、周家庄充满敬意。但是，我认为南街村、周家庄的模式已经是可敬难学了，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大范围内已经很难复制推广南街村、周家庄的模式了。而塘约村经验却不同，很容易复制推广。
塘约村是一种新型的民有混合集体经济模式。塘约村对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和农村集体财产权“七权”进行了精准确权。村民是在七项确权基础上自愿加入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集体集合了多种经济成分，这是塘约村因地制宜的一种创新模式，与南街村、周家庄纯一集体经济模式显著不同。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集体有着更多的不同。
我认为，将来农村推广集体经济，就应该以塘约村这种民有混合集体经济模式为主。
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只是一种空想。但是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方向的领导，体现在组织宣传动员群众上。党的基层组织要在农村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中起到核心领导作用、引导作用，而不是包办代替。村民在村集体内部的民主管理权利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党支部的和村委会意见不能代替合作社社员大会所做出的决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农村的事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办，农村的事才能真正办好。
典型引路一贯是党的优良传统，塘约是新时期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将塘约这个典型建设经营好，推广出去，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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