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历史方位与外交方略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变迁中，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周密部署、开拓进取、硕果累累，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境界、新视域，促进了中国国家利益，形成了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新时期变化中的中国外交既有着历史的承继，也呼应着时代现实的诉求。外交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取得并巩固国家独立，或者是为了扩大朋友圈、扩大国家影响力，或者是为发展自己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平时期，外交就是谋求更大的国家影响力和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中国外交除基本的政治原则外，还有着鲜明的经济元素。做强自己才能影响世界，何况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生存与发展的任务在任何时期都十分艰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球籍论”就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否则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以钢铁、粮食为指标衡量，毛主席提出要用50～60年时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早已实现，而且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如中国钢铁产能超过10亿吨（实际产出超8亿吨），占世界的一半，而美国目前的钢产量在8000万吨左右。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去产能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谋略中，也有着鲜明的经济诉求，即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外交遵循着这一重要诉求。在大范围、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深入开放与改革进程中，与国际接轨，坚定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坚持和平发展，和谐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正在向两个百年目标迈进，这赋予中国外交有所作为更为深刻的内涵与更为广阔的空间。新时期中国外交就是要为实现中国梦谋求更好的经济、安全环境，以及与世界实现良好互动创造条件。在最为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这就是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外交的作为也是由这种历史方位所决定的。

一是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面貌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崛起成为既定事实。在很多具体指标上，中国处于全球第一的位置。如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量指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等等。但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仍属发展中大国。随着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资源、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存在局限，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问题也突出表现出来。因此用经济、科技、军事等指标衡量，中国还不是世界第一大强国。即使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过渡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增长方式，资源、投资驱动的增长需要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方向转变。在扩大内需同时，通过创新发展，提升产业水平，促成中国向全球产业链中上游攀升，是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必要路径。向经济强国转变的过程，是中国由发展中经济体走向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也必将是持续带动和引领世界发展的进程。

二是中国正在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中国经济规模在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大国，可谓是地区大国。尽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在2014年占全球份额为16.5%，超过美国的16.3%，但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还是次于美国。实现由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强国转变，还需要时间，还需要从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进一步做强自己。根据国际经济组织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的一般估计，无论如何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而因为中国的体量及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到2030年，基于经济和人口规模、军事支出和技术投资，亚洲具备的全球力量将超过欧洲和北美的总和。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要求我们具有全球眼光，中国外交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已然在前。

三是中国处于由注重发展硬实力的大国转向软硬实力并重的大国。中国具备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的基本要素和潜力，但光靠提升硬实力仍不够。中国资源进口、投资与产能合作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增进中外经济联系与国家关系。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还要有软实力的支持，既包括基本原则、政策理念、规则与规范等，也包括思想、文化、价值观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符合各国发展的基本诉求，作为中国实现发展的理念，可以影响世界。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型理念，有利于中国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有利于引导和推动新型全球化。中国外交应成为中国软实力传播与植根的引领者。

从国际层面看，当今时代的特征也包含强烈的经济因素。全球化进入高峰期后回调，其标志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享尽了冷战结束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大头，如今想获利了结。而全球化本身造成的问题也不断发酵。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钩，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之争，贫富、国家间差距扩大，跨国性问题突出，政府治理失效、市场机制失灵等都加剧了美欧国家内顾倾向，保护主义抬头、对自由贸易的抑制和对所谓公平贸易的强调加剧了全球化的退潮之势。更大的背景则在于国际力量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已然超越发达国家，凸显西方中心主义难以避免的动摇之势，传统国际体系已然不适应变化的现实，对更公平反映力量变化实行权力分配的追求，挤压了西方既有的把控地位。

2008年发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世界，拯救世界经济的重任自然落到需要协力应对的大国身上。经济保持高增长及实力壮大的中国与美国一起扛起把舵世界经济的历史重任。而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面对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立场后退之时，各国的期待，更将中国推上治理世界经济的中心。2013年秋季“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及推进，是中国在新的时空背景下面向全球的宏大布局，这一倡议得到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率先响应，代表着新型全球化的动力所在。

当然，国际政治、安全环境的变迁也加快了中国外交转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发难，加上传统地区热点经年不息，气候变化、贸易冲突、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形势严峻，海外利益保护变得日益迫切，都推升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热情和行动。

中国已然崛起。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现实使中国外交面临全新的形势。外交的目的更为多元、多样与多重；外交的天地更为广阔，更加面向全球。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其部分身份已有发达经济体的表征。在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过程中，中国外交必然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多数发达国家共同的诉求。它不再仅仅谋求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是要服务于中国梦和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构成，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等的整体环境。它不再是单向道的，不再是中国单方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而是双向的，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相关方良性互动、相互适应，而且国际治理更需要中国主动发力，施加影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不再是追随者或跟跑者，需要引领创新发展自己，需要引领规则塑造，建立更公平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之时，更需要中国成为引领者甚至领跑者。中国外交不会像某些大国一样一味强调本国利益至上，而是要建立利益共同体，使中国与外国、中国与国际社会利益共享、共存、共同做大做强，努力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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