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刘安世：敢于直谏“殿上虎”，气节凛然“真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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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中，有句这样的话：“伴君如伴虎”，意即在皇帝身边任职非同寻常，一不小心便可能惹祸上身。特别是肩负规谏皇帝、纠弹百官重任的谏官，如何在权力中枢永葆凛凛气节和磊落胸怀，坚持忠言直谏、不辱使命呢？

或许，人们可以从北宋著名谏官刘安世（1048–1125）的身上找到答案。《宋史·刘安世传》有载，他当面向皇帝汇报奏议、争论政事时，遇到天子盛怒也丝毫不惧，而是手执书简，静立一旁，等其怒气稍减，再行复奏。因此，刘安世被尊称为“殿上虎”，众人无不敬畏。

刘安世登上历史舞台时，已是北宋后期。宋神宗时期“熙宁变法”所引发的新旧党争，逐渐偏离了扫除积弊、谋求中兴的初衷，沦为不同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惨烈内斗。而刘安世一生恪守一个“诚”字，为人诚实忠信，廉正刚毅，不为利益输送所笼络，不为强权威逼而屈服，因触怒权臣而不断遭到贬谪。北宋官场人人避之不及的“八州恶地”，刘安世就因贬官去过其中七处。在梅州（今广东梅州），他甚至一度遭到暗杀的威胁，却仍旧淡看生死，岿然不动，赢得了苏东坡口中“真铁汉”之赞誉。

△刘安世像。简仁山 作

以“诚”立身 言行一致

△梅州老城区里的元城路。梁时禹 摄

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出生于大名府元城（今河北大名）一个仕宦家庭，父亲刘航与司马光是同年进士，曾任虞城、犀浦知县，宽猛并用，颇有治绩。刘航曾受朝廷派遣前往西夏册封西夏国主李秉常，凡是按例赠给使者的宝带、名马，一概推辞不受。回朝后，他在《御戎书》中解释称，自己恐为对方的丰厚馈赠所误导，故而“不可不戒。”

受父辈影响，刘安世年少时即“持论已有识”，他时常发表对政事的看法，颇有见地。历任四朝高官、出将入相的北宋重臣文彦博常召刘安世问事，刘安世均从容应答，例如谈及“熙宁变法”时，他建议去其所害、兴其所利，深得文彦博赏识。

熙宁六年（1073），刘安世登进士第，但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辞官不就，跟随当朝宿儒司马光潜心修学，数年后才出仕为官。求学期间，刘安世曾向老师请教立身行事的要诀，司马光以一个“诚”字作答，并教导他从“不妄语”（不说假话）开始。（参见《宋史》本传）

不说假话，听起来似乎并非难事，但初涉仕途的刘安世却发现，日常所行与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元丰年间，刘安世调任洺州（属河北西路，今河北永年一带）司法参军。当地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转运使吴守礼有意稽查此人，向刘安世询问意见。起初，他谎称不知情，随后又内疚不安，深感自己没有诚实以对、愧对司马光的教诲。此后，刘安世愈发谨言慎行，七年后才真正悟通“诚”的含义，达到了“言行一致，表里相应”，从此“遇事坦然，常有余裕。”（宋·韩瓘《刘先生谈录》）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司马光所倡导、刘安世所笃行的“诚”，可被理解为一个人内心坦荡、涤除私念，方能秉公执事、坚守正道。值得一提的是，刘安世对自己的恩师同样报之以“诚”。元祐初年（1086），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入相后，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而此前逢年过节常来问候的刘安世却音讯全无，更不因为自己是新任宰相曾经的得意门生而刻意亲近、有所企图。

正因如此，司马光以刘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学修己，恬于进取”（谦逊内敛，恭谨坚定，德才兼备，安分守己）为由，推荐其充任馆阁之选（宋·司马光《传家集》）。元祐三年（1088），刘安世又在吕公著的推荐下，出任右正言一职，自此跻身谏官之列。

公正廉明 尽职尽言

△明代崇祯年间，当地人民在梅州古城北门城楼上建“铁汉楼”以示尊敬，图为《梅县大观》中的铁汉楼旧照。肖文评 摄

《晋书》有云：“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谏官职责特殊，一旦触忤权贵，祸殃立至，甚至累及家人，那么何以兼顾“国”与“家”、“忠”与“孝”呢？

刘安世在接到谏官任命之初，就曾为此忧心，一度打算以照料母亲的名义请辞。这时，刘母告诉儿子，谏官为“天下诤臣”，得到这个职位的人，不惜性命也要报效国家，倘若以后获罪流放，无论远近，她都愿意跟随左右。母亲的深明大义对于刘安世欣然领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成为他日后敢于“面折廷争”（当面指出他人过失，在朝廷上据理力争）的勇气之源。（参见《宋史》本传）

担任谏官期间，刘安世直言上疏，关注君主与百官的道德修养、参议朝政阙失，主张国家应该“重法度”，明刑罚。刘安世晚年编订的《尽言集》中，记录了近两百条进言奏议，“用事下字皆精切，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宋·费衮《梁溪漫志》）这部奏议集以“尽言”为名，也暗含了刘安世“尽心建言”的用意。

“法之所行，自贵者始。”刘安世存世的奏疏中，许多都与抨击达官显贵有关。北宋中后期，朝中高官举荐子弟亲友“走捷径”把持要职的现象蔚然成风，刘安世多次上奏表示反对。他声称，如果朝廷继续不加分辨地擢任官员们推荐的人选，不仅会败坏吏治，使得官场风气更加浮躁，还会助长以权谋私的觊觎之心，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即便是对文彦博等“耆德魁旧”（有道德学问的年长旧臣）授予亲戚官职之事，他也一律据实上奏，弹劾不讳。

权臣章惇以儿子的名义，强行贱价购买民田。针对此事，刘安世连上十一道奏议，首先激烈地批评章惇作为社稷大臣，不仅没有以身作则、“奉法循理”，还知法犯法，以官欺民，已严重损害朝廷形象；进谏后，因为朝廷只是予以轻罚，刘安世又继续上谏，表示倘若对官员有所包庇，何以维护法律权威、显示惩戒之力？他请求朝廷对于此类行为应严惩不贷，以“稍正国体”，从而令“天下信服”。

后来，刘安世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当时，宋哲宗还没选立皇后，民间传言宫中征求婢女。刘安世便上疏劝谏小皇帝，趁年轻要勤研经史，多向大臣学习古今治乱之道，不要沉溺于女色。哲宗俯首不语，高太后只好回复称并无此事、纯属谣传。

《宋史》本传称，刘安世“仪状魁硕，音吐如钟”，“在职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刘安世认为，“见乱法之臣而不能正”，便是辜负了“职事当然”的责任感和赤诚的报国之志。（《尽言集》）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王绹在《尽言集跋》中这样评价刘安世：“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

不受利诱 不惧威逼

△招生授徒。简仁山 作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相，改革派重新得到重用，旧党士人纷纷遭到罢官免职。刘安世受此牵连，一再遭到贬谪，后来更被“投荒”（流放）达七年之久。

绍圣四年（1097），新党在同文馆置刑狱，审问元祐旧党官员，史称“同文馆之狱”。章惇、蔡卞等人趁机罗织罪名，欲将刘安世置于死地，幸而谗言未被采纳，刘安世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州）。

贬官途中，章惇等人先是遣人与刘安世会面，胁迫其自杀，未能得逞，又密谋派人一路疾驰追至梅州，伺机刺杀。梅州地方官员闻讯特意赶来报信，刘安世大难临头，依旧面色不改，与众人饮酒谈笑，淡然说了一句“死不难矣”。他徐徐写了几页书信交予仆人，吩咐遵照执行，上面记载的都是一起被贬、有生死之虞的同僚的家事。所幸刺客呕血暴毙，刘安世才逃过一劫。

迁谪瘴疠之地，同行家人大多水土不服，刘安世顾念“使老亲入炎瘴之地，已是不孝”（宋·马永卿《元城语录解》），便努力让自己保持身体康泰，以避免令家人担忧。此后，他愈发严以自律，不仅主动戒酒，更做到了“未有惰容，久坐身不倾倚，作字不草书，不好声色货利”。（参见《宋史》本传）

在梅州，刘安世创设了当地第一间书院——“梅城书院”，亲自招生授徒，把中原兴办教育的做法引入岭南。据清代光绪年间《广东通志》记载，他还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书院的管理体系，充分发动地方贤达支持，为办学经费提供来源，使梅州文教渐兴，“士习民风翕然丕变”。

刘安世北归之后，梅州人民将书院更名为“元城书院”以示纪念。自此，梅州学风之盛千年不衰，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深植于客家文化之中，孕育了代代英才。

晚年，刘安世以承议郎之职，致力于治学传道，宾客盈门，士大夫往来不绝，名望极高。宦官梁师成正值得势，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他企图以高官厚禄、“为子孙后代考虑”为理由，劝诱刘安世归附于己。刘安世予以拒绝，并笑着说：“我如果替子孙考虑，不至于沦落至此了。我想以一个十全十美的‘全人’身份，到黄泉之下去见恩师司马光。”（参见《宋史》本传）

宣和七年（1125），刘安世预感大限将至，叮嘱家人葬礼从简，不要在灵柩中置放任何东西。去世后，“诵佛经而哭公者，日数千人”。（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

“神凝气敛风趣逸，铁汉端如刘器之。”（清·袁昶《南园钱公画马歌为榕全尚书作》）从政为官，“诚”字至简，却也至难。刘安世以其讲真话、进直言、以“诚”奉公的政治实践，证实了“诚”与“廉”的相通之处：只有正心诚意，摒除私欲，才能做到公正廉明，清风特立；只有尽心尽责，至诚而无畏，才能不受利诱，不惧威逼，经得起淬炼。

【评说刘安世】

文/潮白

刘安世之所以为后世称道，正野史各载的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

正史见《宋史·刘安世传》，云其尝从学于司马光，“光教之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野史见《玉堂嘉话》，载有他的一句话：“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这句话出自多人之口，追根溯源的话，大抵要到刘安世这里。

司马光是非常看重“诚”的，他认为：“君子所以感人者，其为诚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对一个官员而言，“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刘安世继承了老师的这一衣钵，从不说假话、秉公行事做起。诚，对当时相当部分的官员来说，当然是个高不企及的要求。如宋真宗时王钦若每一奏事，“或怀数奏，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为什么要准备几个版本？因为哪个“己意称圣旨”，才把哪个拿出来。有一次，同事不知是刚发现还是有意要戳穿，当着真宗的面说他：“怀中奏何不尽出之？”

“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更加振聋发聩了。谁要是编纂一册从古到今的中国漂亮话大全，必可洋洋大观。刘安世针对的正是那些“天桥把式”，讲起来天花乱坠、唾沫横飞，却是“光说不练”。至于“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气凌公卿，而利交市井；畜养污贱，而弃远妻孥”，典型说一套做一套的，今天早已冠之以“两面人”，更加可鄙了。刘安世“在职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尤其“面折廷争”之时，“旁侍者远观，蓄缩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时无不敬慑”。其所践行之“行一尺”，由此可窥一斑。

“家居未尝有惰容，久坐身不倾倚，作字不草书”，如果说那还只是刘安世的个人修养，那么，“不好声色货利”，就是为官清廉的基础了。晚年时，大权在握而“能生死人”的梁师成，派人前来请他重新出山，以“为子孙计”诱之，他笑了：“吾若为子孙计，不至是矣。”刘安世的这种心态和境界，或令古今多少官员感到汗颜。

（原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6月12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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