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季羡林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一位国学大师却为何晚景凄凉......？

#聊聊园子里的那些人#

清华大学，从1911到2017，历史中走来，多少鸿泥雪爪、雁过长空，百年间的园子，蓬勃而又富有诗意。

清华园里的人物风情，大时代的定格瞬间，虽是管中窥豹，也能为你再现曾经的、现在的园子里的那些人。

这些大师们，除了朱自清、梁思成、华罗庚这些耳熟能详的，还有很多我们应该记住的伟大的人。

今天来讲讲著名诗人、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先驱，

吴宓先生。

说起民国学术界，

吴宓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他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

诗人，红学研究权威，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

一代国学大师，

所著《外国文学史》、《文学与人生》、

《吴宓日记》、《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等，

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他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

如钱钟书、季羡林、王力、曹禺、许国璋，

以及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

都曾是吴宓的学生。

吴宓先生

很多人关注吴宓，

一方面是因为他学问精深，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人生坎坷。

一位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

即便不去得体体面面，

也应死得安安静静，

像吴宓这样的过世，的确让人感叹世事无常，

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试问，一位国学大师该怎样告别人世？

在病榻上，面对众弟子，

用最后的气力，叮嘱他们研究学问，

把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传承下去？

可是，吴宓之死却简单得很，

他死在老家陕西省泾阳县。

这里是八百里秦川的腹地，

属于秦始皇当年定都的咸阳，

与他曾经求学的哈佛大学相距万里，

与他曾经执教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也隔着千山万水。

吴宓一生治学，临死前身边却没有一个学生，

他死在一家部队医院，

最后租住的地方是当地居民的两间平房，

对面则是为他养老送终的堂妹吴须曼的工作单位，

泾阳县面粉厂。

据说，吴宓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

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

我很饿，给我一口稀饭喝吧！

青年吴宓

吴宓，原名玉衡，字雨僧，

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县安吴镇安吴堡村

一户大户人家，即吴氏家族。

吴宓少时聪颖好学，

受教于三原县宏道书院。

1917年，23岁时赴美留学，

先入读弗吉尼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学士学位。

随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

师从美国文学批评大师白壁德，研修比较文学，

获硕士学位。

1921年，吴宓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

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

1913年夏吴宓于北京

而此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

深受恩师白壁德思想影响的吴宓，

担心在激烈的革命中，

古老的传统文化会遭到摒弃，

于是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

于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

发表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

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

主张维护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

这段经历对吴宓日后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在某些人看来，

他创办《学衡》是为了抗衡陈独秀的《新青年》

其目的是维护旧传统、旧文化，

而这无疑是与“先进的革命文化思潮”相违背。

1922年1月《学衡》第一期封面

吴宓博学强记，学问精深，

他是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诗人，

更是公认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

早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时，

他的学识便被当时的学人所推崇，

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在教学上，吴宓十分严谨，

他把讲台视为最神圣的地方，

不允许自己有丝毫懈怠。

讲课前，他总是把讲义整理得十分规范，

重要的地方必用红笔标出，

次日清晨，还要把提纲再拿出来，

反复诵读，直到烂熟于心。

那认真的样子，

完全像一个即将进入考场的学生。

1927年清华学校大学部教职员合影，前排左5为吴宓

著名西方语言文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李赋宁

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

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

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

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

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

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

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

在学生眼中，吴宓是非常注重仪表的人，

无论穿西装，还是穿中式长袍，

浑身上下总是收拾得干净整齐。

吴宓极守规矩，在校园里行走，

很多人穿过草坪抄近路，

他却只走直路，规矩得如同他的为人。

吴宓非常乐于助人，常说：

“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

亦不望人报答。”

上世纪三十年代，

他的一个学生要赴美留学，

可是费用不够。

吴宓知道后，慷慨解囊相助，

资助该学生300元钱，

并再三说明，这笔钱是赞助，不必还。

可是，吴宓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

吃穿都很简单。

很多学生都记得，

当年在西南联大任外文系主任时，

吴宓经常穿着一件已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袍。

他那些精彩的讲义，

很多是写在废纸的边缘，

而他那顶蚊帐，

则用了将近40年。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

吴宓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首批部聘教授，

即从当时各大学中的顶尖学者中选出，

因此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第一批部聘教授仅30位，吴宓便是其中之一，

其他如苏步青、吴有训、李四光、

陈寅恪、徐悲鸿、茅以升等大家，

也在首批部聘教授中。

在吴宓的学术生涯中，

创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其中辉煌的一页，

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清华四大导师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就是在1925年被吴宓请进国学研究院，

从而令研究院力量倍增，

学术成就超过了早先成立相似机构的其它大学

成就了清华校史中的一段传奇。

吴宓(右)在“藤影荷声之馆”

对于吴宓的这一贡献，

冯友兰曾有过一段肺腑之言：

““雨僧（吴宓）一生，

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

都请到清华任导师，

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

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正是因为吴宓的这一贡献，

画家陈丹青在2001年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

创作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中，

出现的是五个人，

在四大导师之外，第五个人便是吴宓。

著名哲学家贺麟说，

吴宓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

(自左向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吴宓与他的学界同行保持着很深的友情。

1925年，在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后，

吴宓开始积极物色全国最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

王国维是当时著名的学术大师，

吴宓与清华校长曹云祥均希望请他。

可是，王国维当时因对校方不满，刚从北大辞职，

心情不好，本不想去清华任教。

可是，吴宓上门后什么也没说，

对着王国维先深深鞠了三个躬。

这一举动令王国维大为感动，

一个学界名人，

能这样谦恭与诚恳，让王国维很是惊叹。

于是，王国维答应进清华研究院任教。

1927年6月2日，

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而死，

人们在他的衣兜找到一份遗嘱，说，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这里的吴即是吴宓，

王国维对吴宓的信任可见一斑。

吴宓与陈寅恪的友情也非常深，

两人在哈佛读书时就经常一起探讨问题，

他经常对人说，陈寅恪是中国一等一的学问大家，

“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

1961年，旧居重庆的吴宓思念旧友，

便给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去信，

表明希望“来粤晋谒”。

陈寅恪非常高兴，让夫人代笔回信，

告知吴宓到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

从吃住到交通，极为详尽。

据说，这是陈寅恪1949年后字数最多的一封信函

由此可见，陈寅恪对老友来访的期盼和重视。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交际甚广，

除了学者文人，

他甚至和许多国民党军界高层人士，

如关征麟、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人，

均有很好的交情。

吴宓身为学人，

却始终抱有家国情怀。

一次，在学校外面看到一个国军军官用枪打鸟，

他便上前劝阻说：

“子弹最好留下打日本人，打鸟太可惜了！”

此时恰好有学生路过，

向吴宓鞠躬喊“吴先生”，

年轻军官这才知道劝阻自己的人是联大教授。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吴宓

吴宓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可谓门生遍天下。

1943年至1944年，

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

1945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

1946年2月，他婉拒了浙江大学

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邀请，

前往武昌中华大学（即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担任外文系主任。

1947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回去任教，

吴宓没有接受。

1949年4月，国民党败局已定，

于是动员一些著名学者迁往台湾。

教育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

恳请吴宓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

但是被吴宓婉拒。

对一些友人请他去美国、香港讲学，

吴宓也谨表谢意，

以一句“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

表达了他不愿离开故土的心愿。

此后，他接受入蜀邀请，

担任相辉学院外文系教授，

同时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授课。

1950年4月，两所学校撤销，

吴宓北分配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

9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

先后在历史系和中文系任教。

1951年5月，西南师院外语系部分师生合影

(前排坐起第五人为吴宓)

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拐点，

但最重要的往往只有一两个，

这些拐点，只有当翻过人生的那一页后，

你才能体会到，

那个拐点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在那个时刻，

吴宓并无法预料，

他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

有人说，入蜀是吴宓一生的转折点，

从此以后，他便像进入了一条羊肠小道，

甚至是黑暗的隧道，

从此每况愈下，晚景凄凉。

1957年反右期间，

吴宓因对简体字发表不符合主流观点的言论，

随即被打成右派。

1954年，吴宓（右三）与西南师院同事合影

后来，吴宓被发配到梁平县劳动改造，

在那里受尽折磨，

年过七旬的他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令他病弱的身躯难以承受。

一次，他在高台之上接受批斗，

被造反派推了下去，摔断左腿。

1971年，吴宓右眼失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

于是获准回到重庆。

晚年的吴宓是孤独的，

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他身上的各种标签，

人们不敢轻易接触他，

更遑论与他做知心朋友。

他在1973年写给吴须曼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医生建议我多和朋友聊天，或外出散步，

但我身边极少有人来谈话，外出更无人作伴……”

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无奈、苦闷与凄凉。

1977年，吴宓伤病加重，生活已不能自理，

堂妹吴须曼念及兄妹情谊，

在请示上级后，

将吴宓接回泾阳老家照料，

这让饱受折磨的吴宓略微得到一丝家的温暖。

1973年的吴宓

吴宓是一个很重情的人，

把别人的哪怕一点恩情都牢记在心。

文革后期，被批斗的吴宓显得很落魄，

西师一位女教师觉得他孤苦伶仃，心生同情，

就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

吴宓非常感动，送给那位女教师100元钱。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

有人觉得他给得太多，

吴宓却不这么认为，他说，

这笔钱不只是那一双袜子，我答谢的是情，

这么算来，100元不多。

还有一次，吴宓正在街上散步，

突然一个青年喊他“吴老师”，

吴宓竟然热泪盈眶，

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再这么叫他了。

晚年吴宓

不少人知道，吴宓与钱钟书是师生关系，

杨绛在《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更指出，

吴宓是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最敬仰的老师之一。

早年，年轻的钱钟书在一篇书评中，

对吴宓钟情的意中人流露出讥诮，

并为此长时间心存懊悔和不安。

多年后，钱钟书到昆明后当面向吴宓赔罪，

可是吴宓却淡淡地说，他早已忘了。

杨绛感慨地写道，吴宓先生从不说假话，

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

关于师生二人的友情，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

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

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

六十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作客。

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

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

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吴宓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学生，

曾经给蒋经国做过20年英文秘书，

后来担任东吴大学教务长的李俊清，

至今还保留着吴宓当年批改过的作业。

位于现西南大学文学院大楼前的“吴宓路”

杨绛非常敬重她的老师吴宓，

她曾写过一段文字，

可称得上是对恩师一生为人的总结：

“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

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

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

可是他只感慨而已，

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的确，在吴宓心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化，

不管自己的境遇是多么凄苦，尴尬，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先生，

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人。

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他的病刚刚好一点，

便帮助在家待业的外甥女进行高考补习。

当听说泾阳中学因缺少师资开不出英语课时，

吴宓认真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

我还可以讲课呀！”

此时，吴宓已经83岁高龄，

有谁能够想到，

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师，

一个早已被社会遗弃的耄耋老人，

还能在自己伤病缠身，

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

想着去一所贫困县城的中学教书，

为那些梦想进入大学的年青人做铺路石，

为他们展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尽一份力？

1938年，吴宓(右)与生父芷敬公(左)及侄女(中)摄于香港。

1978年1月14日，

吴宓突发老年性脑血管疾病，

被送入解放军513野战医院抢救后不治，

于1月17日病逝，终年84岁。

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两年后，

吴须曼将吴宓的骨灰送回安吴堡，

葬于嵯峨山下的吴氏陵园，

与他的先人们安息在一起。

1994年6月，各地到西安参加纪念吴宓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为其扫墓

至此，青年时代外出求学，负笈哈佛，

中年执教清华和西南联大，桃李满天下，

晚年却凄苦悲凉的一代学术大师吴宓，

终于落叶归根。

在他的碑文上刻有八个大字：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这，就是吴宓。

附

吴宓小传

吴宓，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1911年由陕西省保送报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在校时各科成绩优秀，尤长于诗文写作。1916年毕业，各科成绩虽然很好，但因体弱体育没有通过，待体育通过后于1917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0年获学士学位，1921年获硕士学位。

吴宓于1921年7月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于执教之余同梅光迪、柳诏徵等人一起创办《学衡》杂志，担任总编辑，至1933年。该刊以“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宗旨。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吴宓被称为“学衡派主将”。

吴宓于1924年8月去东北沈阳，任教于东北大学外文系。1925年2月，应清华学校之聘，回母校筹办国学研究院。任研究院主任，主持院务。他认为：要办好研究院，就要“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教授。

吴宓于1926年3月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改任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改称外国语文学系。吴宓曾数次代理系主任，专心致志地为办好清华大学外文系而尽力，直至1937年学校南迁。

吴宓早在东南大学执教时，即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幵我国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之先河。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参照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制定了该系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提出了培养学生成为“博雅之士”的培养目标。他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中西文化的知识教育，以求一贯之博通。他认为；只有对中西文化均精通，方可“创造中国之新文学”，故而要求外文系的学生，既要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具有广博全面的知识，也要对中国文学具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他在外文系开设的课程有：“西洋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文学与人生”、“希腊罗马文学”等，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比较文学研究人才。

1928年至1934年，吴宓又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在该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新旧文学的见解。他认为：“新派之失，在不肯模仿，故唾弃旧格律。旧派之失，在仅能模仿，不能创造，故缺乏新材料。欲救其弊而归于正途，只有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之一法。”这是他对诗词创作的一贯主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吴宓先后执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2年，教育部授予他“部聘教授”称号。其间，他继续研究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同时热衷于《红楼梦》研究，常应邀作“红楼”讲演，以“红学家”载誉西南。

1944年9月，吴宓到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不久又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年初，武汉解放前夕，他谢绝友人之劝，没有去美讲学，而毅然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他说:“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赤子之心可见。

1949年年底，重庆、成都相继解放。吴宓于1950年4月到重庆磁器口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

9月间，四川教育学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在北碚建校。自此，吴宓一直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并定居重庆北碚，学校给他定为一级教授，他坚决要求改为二级。他一生最爱读书，尤爱收藏图书。他常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956年，他把珍藏多年的1000多册外文图书，其中不少是已经绝版或有钱也买不到的珍本，全部无偿地捐献给西南师院图书馆。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他亲自逐册把书名译成汉文，还撰写了各册的内容提要及作者简介。

“文革”中，吴宓受到迫害，以至双目失明，左腿骨折。但他对这一切均淡然视之，而振兴祖国文教事业之赤诚却终身不衰。1976年因病回原籍山西泾阳养病。1978年1月17日含冤逝世，终年84岁。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图源：网络

编辑：祁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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