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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丝绸之路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2017-06-27 姜国峰 大豫讲坛

美国依赖强大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那么,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周边国家的二级文化结构,自近代以来逐渐被在中国周边的“美国—边缘”二级文化结构取代,美国人对各种各样联盟建设的兴趣早已超过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兴趣,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如何在多种差异中寻求竞争而非对抗,建成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圈、文明圈和文化势力范围的“文化强国”,坚持丝绸之路文化自信就显得极其重要。

第一,对现存西方文化霸权的抵制。文化霸权的产生和二战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全球文化扩张战略密不可分,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阵营一改以往赤裸裸的军事干预,把文化作为推行其霸权的重要手段,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假托普世文化之名推向世界,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终结点的价值标准。对此,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说:“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的,并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他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这一论述清楚地指出了文化霸权的实质。

其实世界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历史上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因条件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成为这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轻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无知的表现,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无异于剥夺它的存在。而现实存在的情况是:“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它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在这种文化霸权中,中国顺应时代潮流,代表非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发声,明确表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正是对现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坚决抵制。

第二,对当代不同文明冲突的调和。多元化是当今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所以亨廷顿才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而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虽然这种看法过分夸大文明冲突的目的,但也客观地指出了当代社会文明冲突不断加剧的现实。在当今世界各文明冲突中,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最为明显,这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政策不无关系。21世纪初的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正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严重冲突的表现。除此之外,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例如印巴战争就是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另外,同一文明内部不同派系之间也存在冲突,如两伊战争,就是伊斯兰文明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而对当代复杂的文明冲突,西方文明一贯以自身的优越性自居,在解决冲突时往往主张把异质文明变为与己同质的文明,即“化异为己”。在“化异为己”的过程中,西方世界软硬兼施,甚至不惜采用军事打击和暴力压制,这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不安和动乱。西方这种做法既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也不会给世界带来长久的和平。而对当今多元文明冲突不断的现实,不同于西方“化异为己”的做法,“人类命共同体”提出了不同文明相处的建设性原则,即:“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为解决当代文明冲突指明了道路,也是用传统中国智慧对当今文明冲突进行有效调和的重要出路。其实对于冲突,个人认为冲突的根源有多种,其中宗教信仰的冲突超过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冲突。例如,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是两种不同宗教信仰,这些国家一千多年来发生过无数次战争。

相比较,中国没有宗教信仰。中国所尊奉的神佛,多是为了今生某些需要得到满足,是一种实用主义,和永恒、来生没有多大关系。中国人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物质的,所以中国人普遍不具备宗教信仰。既然中国没有宗教信仰,就不会成为被仇视的异教徒,也不会产生对异教徒的仇视。与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巨大矛盾和仇恨相比,中国和他们之间的即便是有矛盾也是处于次要地位。因此,中国不大会因为信仰方面的差异与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国家产生冲突。而美国等西方遏制中国崛起,更多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也非宗教。东西方之间现阶段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会逐步得到解决,双方会达成某种妥协。另外,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除了涉及到东突分子有所冲突外,大部分是相安无事的。中国人使用筷子,不影响其他国家人民传播福音或者追求自身幸福,因而不会导致仇视。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涉及宗教信仰,只会让世界更加多姿多彩,只会让不同文明的人对彼此感到好奇而不会引起仇视。既然,宗教信仰而非文化是文明冲突的最主要原因,那么,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和释放就是消减文明冲突的最有效途径,或者可以说为我们找到消减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有效途径。

第三,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预判。21世纪初,西方文化转向的“向东看”和东方的“回头看”不经意间已产生了交集,那就是东方的传统文化。在我们一厢情愿式的融入西方现代性的同时,西方表现出了一种在思维和生活方式上与东方古代传统相接轨的觉悟和愿望,其强度丝毫不亚于我们与西方接轨的激情。而习近平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观,正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把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主动地推向世界,让不同文化在交流中互学互鉴,这既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表现,更是对世界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前瞻性预判,势必会影响到21世纪世界文化的基本走向与发展。“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

与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不同的是,“和而不同”体现的是既不唯我独尊,又不非此即彼,而是在共存共进中相益相济、同欣同辉。比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使命和成果就是传播中华文化,并从西域为中原带回了葡萄、芝麻、石榴、苜蓿、胡麻等物种;玄奘千辛万苦到印度去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佛经,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印度的古邦一带;郑和率领的数万人和庞大舰队,曾到达过南洋、中亚和东非的 30多个国家,这不仅比哥伦布和迪亚士发现美洲大陆及好望角分别早了87年和83年,而且更重要的是,郑和所到之处,皆以和平交往、和睦相处、平等共事、礼义待人为原则,除了互通信息、互赠礼品、互建情谊、互议合作之外,别无他求。这与葡萄牙人在殖民扩张过程中肆意烧杀抢掠、西班牙人在入侵美洲后腰斩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行径,形成了鲜明对照。历史上看,即便是曾经强大的世界级大国汉、唐盛世,其用兵方略也几乎旨在防御而非进攻和侵占,在中华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血脉中,就从来没有威胁他人、侵占别国的凡例与基因,这种“和”的文化自信是战胜一切居心叵测的主张的利器。中国人把这种几千年来遵从的“和而不同”文化观应用于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国家交往之中,理所当然地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精神砥石。因为一切的冲突都源于思想和文化。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的一段话一样:“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作者:姜国峰,法学博士,博士后,河南工程学院副教授

(编辑:赵琳 陈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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