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副校长书法数学家刘建亚访谈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讲人生山东大学名师系列访谈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郭小凡,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的数学人生,大家看到这个主题之后呢,想必不用我说也知道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一定是一位与数学有关的老师,没错,他就是我们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青年科学家,长江学者刘建亚教授。(鼓掌)
主持人:有请刘建亚教授。
主持人:说起我们刘教授的名字啊,可能一些新生还不太熟悉,但只要你们留心一下你们的数学课本,无论是微积分,线性代数,还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上面的主编都是我们的刘教授,听这么一说就亲切多了吧。今天在这呢呢,不光是我在上面跟刘教授聊,过会儿还有同学跟刘教授互动的环节,所以呢,有问题或者有想法想跟刘教授交流的,现在可以先构思一下,按照惯例呢,我现在是应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教授的科研成果和获奖,但如果我真这么一条条地走下来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光够我说结束语的啦~所以我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访谈。
主持人:刘教授,你好。(鼓掌)
刘教授:你好。
主持人: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像您这么卓越的科学家是不是从小数学就特别好?
刘教授:首先感谢你这么温暖的介绍,数学只是人生若干职业中的一种,要是做数学的话呢,这人不需要极端的聪明,当然也不能特愚蠢,可能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能当数学家,当然有人不愿意当,你也不能强迫人家,一个遍地是数学家的世界是很可怕的,大家不愿意当数学家也挺好,但是就个人智商来说,或者个人条件来说,在座的诸位,能考进山东大学啊,如果想当数学家我想是够的。(鼓掌)
主持人:那么刘教授,您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自己要走数学这条道路的呢?
刘教授:对我来说,这种情况跟像我这种年岁的数学家都差不多,我小的时候呢,当时孩子比较多,就是当时咱们国家的孩子的数量比你们这一辈人要多得多,因为你们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了,你们是这一辈的孩子,前一辈呢,在当时人越多越有能量的时候,生了很多孩子,在那个情况下,有很多学校,但是好的老师非常少,我们大概有时候一个老师教俩年级,甚至教仨年级的数学课,我大概一开始在一个这样的学校里,然后老师教两三个年级的数学课,我就听听发现高年级的数学课我也能听懂,后来老师好像也觉得我能听懂高年级的数学课,然后后来就有意让我去参与高年级的数学课,而真正决定要做数学呢,应该是徐迟的那个报告文学,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做数学都是因为那个报告文学。你们可能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其实是十多年期间,大学是不招生的当时,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那个时候,我上初中,所以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这一级是第一级需要考试进入高中的一级,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刚刚开始招生,1977年。在此之前有十年的不招生,所以那个时候徐迟的报告文学对我们刚上学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我那时候上初中),我的老师跑来问我说“你知道一个叫陈景润的人吗,”我说不知道,他拿来一份《光明日报》让我看看这个人做出了哥德巴赫猜想,我就看了看,这个印象挺深的,我想兴许做数学也是一个可以容忍的生活方式,然后这样就越来越喜欢数学,慢慢地就做起数学。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因为看了徐迟的这个报告文学,那会儿职业很少,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职业,那个时候就农民啊,工人啊,教师啊这些职业。
主持人:报告文学是一本杂志还是书?
刘教授:是报纸
刘教授:一个报纸
主持人:一个报纸啊。
刘教授:徐迟的那个报告文学原来是不是你们中学学课文的时候里有啊,现在来看那个报告文学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文学,因为它夸大了很多东西,但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好的报告文学,在那个之前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个作品,都是政治色彩太浓,那个文章政治色彩也很浓,但是跟以往的文章不一样,让人看了之后耳目一新,挺受感染的。
主持人:就是因为在那个报告里写有关数学和陈景润老师的?
刘教授:那个文章就是写陈景润的,讲陈景润从一开始到后来证明【1+2】这个过程,都是写陈景润的,所以那个文章有很多的正面作用,就是激励了代人来习数学,从那文章,你像77 78 79 80 ,我是80级的,在那些年里,数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不是最好的学生也学不了数学,因为数学最难考。但是到了后来几年,数学的情况没那么好,大概89年之后吧,可能80年代末期,大家对赚钱比较感兴趣,但是数学又不能导致赚钱,所以数学一度不是那么好,现在又好了,现在很多人想做数学。
主持人:那你当时的成绩在班里是经常考第一吗(数学)?
刘教授:你是问我上高中之前?我永远都是考第一的,但是。。(鼓掌)
刘教授:这个大家不要鼓掌,因为永远考第一,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学校比较小,当时学校比较多,,所以在那种学校里考第一,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你比如说一个班里只有仨人,你老是考第一,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真觉得当时我考第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是说明我不是非常愚蠢,我也不是说不考第一就是愚蠢,这个考试跟做数学不一样,那么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就永远考不了第一了,这就说明你从一个小地方到一个大地方之后,很多情况是要变的,你们也是到大学里了吧,你们以前在中学总是考第一,现在考不了第一了,也千万不要过不去这坎儿,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往高处走你不可能永远都挺立,你活着你也得让别人活着。(鼓掌)
主持人:刘教授确定了数学方向之后呢,他就开始了自己在数学领域的漫长而有意义的求索,在探索过程中刘教授碰到了一位对自己影响非常大的老师,他就是中国著名数学家,山东大学原校长潘承洞教授。(鼓掌)
主持人:潘教授呢,想必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了解,那么刘教授您跟潘教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的那段时间,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或者说是这段经历对您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刘教授:先说说潘老师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学家,他在数学家当中算是很出色的数学家,算是数学家中的数学家,有这么几点证据可以证明他与众不同,他最好的工作都是他30岁以前做的,他上本科毕业之前,就做了一篇有关"Yu。V。Linnik常数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直到现在应用度也很高,当时他可能在20到21岁这个年龄,后来他做哥德巴赫猜想,证明【1+5】的时候,他已经来山东大学了,应该也不到30岁,这是他数学做的非常好,在他证明【1+5】之前呢,并没有【1+6】【1+7】这些,有个【1+C】,这个C是一个常数,有多大不知道,一个天文数字,如果算出来可能是10 的若干次方,一个硕大的数字,潘老师当时1960‘61左右没有饭吃的时候吃胡萝卜吃糠他做这个【1+5】,后来才有这个陈景润的【1+2】,所以他最好的工作都是他30岁之前做的,所以说他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学家。那么30岁之后呢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他也没做什么数论,但是也做了一些应用数学,也经常看见他在路灯下面打扑克,打输了贴的满脸纸条子,这对一个数学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学他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而是那个年代谁做研究就会被抓起来吊起来打的那种情况下,打扑克也是一种无奈,人总是要活下去。文革结束后呢,潘老师就一下子从讲师当了教授,然后当数学系主任,再然后就是山大副校长,山大校长,从86年到97年,他当山大校长当了十一年,最后在任上去世,他的一生是这样的,所以他30岁之前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30岁之后尤其是文革之后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教育家,所以像他这样人生呢,是非常少见,这种人更少见,在数学家里就更少见。他曾经跟王远,陈景润,他们三个人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就是他们哥德巴赫猜想的缘故,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只有少数人得过,极少数人,数的过来,应该说全国的数学家就更不超过5个,一等奖很少有人得,你心目中很多伟大数学家都没得过。一等奖大概华罗庚得过,冯康得过,然后潘老师这一项,你像潘老师,王远,陈景润他们得过,别人你心目中很多著名数学家都没得过。很少,所以他是数学家中的数学家!我跟他念书的那会儿,他已经当校长了,他当校长很忙,那时我刚来山大的时候,去办公室找他,他基本坐不下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然后他是一个很律己的人,他办公室里都没有空调,我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装空调?”然后他说“我要是装了空调,所有人就都得装空调。所以我不装。”当时山大教学楼里边很热,89年那时候夏天,他见了我加起来一共谈了大约半小时的数学,然后中间被十几次的电话打断,他一个劲儿地抱怨谈数学的时间一点都没有,半个小时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跟我握握手说“数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后我们也不会天天见面,你回去好好念去吧。”(鼓掌)
刘教授:我跟他念了6年书,他没有给我上过一节课。话说回来了,你们不要指望杰出的数学家天天绑住你给你上课,压根儿不要做这种指望。前几天泰山学堂宣讲会,我在中心校区那边参加那个宣讲活动。我们泰山学堂是说要请一流科学家来给学生上课,然后有一个同学就问“你们说得这么好能实现吗?”我说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请来一个大科学家来给你上课,你不要指望他能给你连着上两年,这种事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不要以为在哈佛,普林斯顿你就能让一个诺贝尔奖给你连着讲两年的数学微积分理论,那是不可能的,他的工作不是这个,就跟你的工作不是种红薯一样,可以让你种一天红薯,悟悟劳动,但是让你种两年红薯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对不对?让一个大数学家给你讲微积分就是让你去种红薯,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倒问那个同学,我说让大数学家来给你上课绝对没问题,上两个礼拜,四个礼拜都行,上一门短课,但是我们身边也有很好的科学家,他上课你来吗?我们学生有很多不来啊。我们要请一个诺贝尔奖,假如真有某个诺贝尔奖闲着没事了要来给你讲两年课,你也未必来听啊!你听到第二个星期可能就不来啦,你以为诺贝尔奖得主讲课就都那么引人入胜,那也未必!(鼓掌)
刘教授:所以啊,同学们,不要老是控诉别人,也想想自己。我在香港的时候,一个菲尔兹奖得主,那就像诺贝奖一样,一个大数学家V。Drinfeild,他到香港大学讲课,他总共讲12个学时,一听也很合理,第一个学时讲堂比这里还大,站着的人比你们还多,这都有还有坐着的,坐在地上,500人以上。到了第二回算我算他就剩5个人了。(笑声,鼓掌)讲到第十二回就剩4个人了,算上演讲的那个人,充分说明诺贝尔奖来给你们上课你们大部分人不来听!是吧?
主持人:那么刘教授您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潘老师是研究生导师吗?
刘教授:对。
主持人:那么像这么一个科学家您有没有受到过他的表扬,或者做出一份什么比较出色的创新或者研究有没有得到过表扬?
刘教授:没有。他从来都不会当面表扬谁,可能背地里会表扬谁,但是他从来没有当面说过我好,但是他当然也没有说我不好。潘老师的特点是如果他觉得谁好,他就会在很多场合说这个人好,但是不会当着这个人讲。如果他觉得一个学生一般,他也不会在场合说他不好,他会不说。他是一个很有涵养的科学家。虽然他从来没有直接来给我上课,当然我也不能做这种指望,我不指望他天天给我上课,如果天天给我上课他就不是他了,但是呢,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就光说数学咱先不说别的,他没给我上过课,但是他写了好几本书,这几本书就是他的研究成果的总结,但是是以一种研究生教材的形式写出来的。比如说歌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的结果是最好的,1+2是最好的,但陈景润并没有写一本书来告诉大家从一开始怎么走到1+2,而潘老师哥儿俩,潘成栋潘成彪哥儿俩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歌德巴赫猜想,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他们哥俩写了一本书引导研究生从一开始走到1+2,是他们兄弟俩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顺便说一句,潘老师的弟弟潘成彪在北大,是北大的教授,他们都是北大的高材生,都是北大的,都是做数论做的挺好的科学家,那这些书我们照着念下来,我得告诉大家念得非常辛苦,他教我一个办法。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已经不考试了,大家知道研究生的时候都未必考试,只要写个读书报告就行了,为什么研究生时候不考试呢?因为研究生的时候没得可考,那定理的证明都很长,三个小时可能都写不完,要不就太短,就一句话也没法考,所以就没有适合考试的题材,这是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法考试,导致你没法考试。所以我的很多同学都不用考试,回头写一个读书报告就得了。有一次我也去给潘老师说,我说我们很多同学都不考试,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不考试。他说不行,他说你那个毕业证书上写你在山东大学修业期满,成绩合格。成绩合格的意思是说你考试得合格,我要不考试,我怎么知道你成绩合格不合格。所以你必须得考试,而且永远得闭卷考试。那时候考试非常辛苦,你看,他虽然不给我上课,但是到了期末的时候弄个小黑屋关起来考试,考三个小时,要考完的时候交卷走,这检验你是不是真的练到熟是不是真的学会了。
主持人:这个刘教授刚才多次提到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我们这个论坛叫讲人生,是不能谈学术的,但是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它太有名了,已经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刘教授现在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用现代的数学方法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刘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外行人说说您觉得哥德巴赫猜想最后的一些秘诀呢?
刘教授:你们也不是很外行,因为猜想的内容你们都懂,我想诸位应该都是理工科,对吧。没有人文社科的,对吧。有吗,又人文社科的,对于人文社科来说,歌德巴赫猜想不是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这是没有任何对人文社科不恭敬。因为数学所关心所忧虑的一些事,在人文社科中没有,不存在,或者说这个星球上又一拨特离奇的人,他们喜欢用一种变态的方式惩罚自己,这伙人就叫做数学家。假如你不加入这个游戏的话,这个东西就真的与你无关,你完全可以活的很高兴,那不是你的人生的一部分,那是我的人生,哥德巴赫猜想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够解决,或者一个礼拜,一百年,真的搞不清楚。问题肯定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即使是现在解决也是二百多年才解决的,再过一百年那就是三百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当然如果说你是学工科,或者说你是学人文社科,或者你学化学生物,你对这个事不关心,你觉得这事无所谓,真的挺好,我并不觉得困扰数学家的问题就该困扰普天下所有的人。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应该为你感到庆幸,祝贺你,你不受这个问题的困扰。
主持人:我刚才来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好多同学都拿着我们的数学书,举起来我看看好吗?同学们都知道我们刘教授就是我们这几本数学书的编者,刘教授,你知道数学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即便是非专业的,也非常重要,也是让我们十分头疼的学科。那您作为这本教材的编者,您能不能为我们学习数学提一些建议或者传授一些经验呢?
刘教授:建议之一,永远别看习题解答。我注意到你们手里拿的是习题解答,对不对?你可以有,但是你不要看它。应该说啊,做完了题可以看,做之前别看。那样的话啊,对你起不到锻炼的作用。我先说,这个数学书是怎么来的啊。诸位不知道,在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一套书是怎么来的。山东大学两千年的时候合并,山东大,山医大,山工大合并成了一个新山大,那个时候呢,我在数学学院管教学,那个时候新的山大就需要一个新的数学的教学计划,因为原来老的山大没有工科跟医科,现在有了工科了,工科的人要学数学,医科的人要学数学,而且现在人文社科的人也要学数学,我们好像只有两个专业不学数学。就是艺术的某些专业不学数学,我都忘了,连体育都学数学,都学数学,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山大就跟我说,你看你在数学学院管教学,能不能给新的山东大学的所有学数学的学生制定一个学数学的教学计划。那我当然是责无旁贷,我就组织了一个班子通过调研制定了一个教学计划。制定教学计划之后呢,学校就跟我说,你看你这个教学计划非常好,学校都对你大加赞赏。但是没有书能够适合你这个教学计划。我说怎么办哪,学校冲我一乐,说那你就编一套书吧,你多干点。。。所以,我有一种上了套的感觉。但这事非干不可,因为那学生等着学呢,没有书行么。所以我就组织了一帮人,数学学院的老师,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先写了这两本微积分,然后是线性代数,再然后就函数的基本变换,至于说那些配套的习题解答那都是后来的事。恩,那些书呢,我是主编,所谓主编就是说呢我出了一些思路,细节那些书是谁写的就是谁写的,主编呢就是说编的时候统领一下,然后我就是没一个字一个字把那些书写完,那些书中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们诸位同志讨论的结果。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对这些书的赞赏,都应该分给那些人,不应该记在我头上。如果对这些书不满意,可以告诉我。(劈里啪啦鼓掌)
主持人:刘教授,您刚才说您主要是负责这本书的思路,这套教材跟其他高等学校的教材相比有什么侧重点,您更想培养我们山东大学的学生什么样的能力?
刘教授:首先呢,这个书应该对全校的学生都能用,书呢是模块式的,里面分成好多块,就像积木似的,不同的专业呢就讲其中不同的块。把它组合起来就是组成了一个块,你自己专业讲你自己专业的积木,这个书,这套书是全校的学生都能用,但是不同学院的学生讲不同的内容。就这样,当时呢我是费了好多的心思设计这个。额,这个在全国来说当时也算挺领先的,因为我们成功得到了国家十五规划重点教材。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都是不容易的。后来十一五我们也进入了国家级重点教材,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教材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主持人:那刘教授,您刚刚提到了编教材的时候是您出的思路和哲学,那么对我们外行人来说哲学与数学没什么关联,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还有哲学在里面?
刘教授:哲学就是一些普遍性的论述,任何东西都逃避不了哲学。我所说的哲学并不是哲学这门课,我的一句话,就是说你逃避不了哲学,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哲学。你可以不喜欢哲学,你也可以喜欢哲学,但你逃避不了哲学。你只要作普遍性的思考,那就是哲学。你就事论事,那就没有哲学,只有基础,普遍性的东西呢都是哲学。
主持人:我们刘教授,我们有很多的教育论和科研成果,有一年我记得很能说明问题,到现在普林斯顿大学还给教授留着一间办公室,而我们刘教授也经常到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交流和学习,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和学习的经历呢?
刘教授:我在…… 我原先是去普林斯顿大学了,过往的这一学年我在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就是当年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当年啊,爱因斯坦是在高等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不是物理研究所,高等研究院也没有物理研究所,到现在也没有。高等研究院有四个所,先有的数学研究所,再有的自然科学所,就是数学不是自然科学,就是数学所关心的事情在自然当中没有。所以数学不是自然科学,数学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是你们马克思主义里的,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学问,数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高等研究院里面有数学所,自然科学所,后来的两个所是历史所和社会科学所。同样,历史也不是社会科学。这是高等研究院。那么爱因斯坦去的时候是1930年,爱因斯坦去标志着数学所的成立。高等研究院数学所最了不起的是好几位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冯多伊曼,冯多伊曼就是计算机之父,然后当时欧芬海默是在物理所,欧芬海默大家都知道,就是莫斯阿啦洛斯实验室的主任,氢弹的首席科学家,他是在自然科学所。所以,高等研究院除了数学之外,物理化学、生物都在自然科学所。每个所教授的个数在六到八人不等。只有这几个人。其他的都算访问学者。到现在为止,那个高等研究院也算是世界学术的中心。如果你不愿意听中心,那么也算是世界学术的中心之一。为了保险起见啊,你可能认为别的地方是中心,这无关紧要啊,咱俩吵不起来。世界学术的中心之一,那个地方生活着一批领袖人物。我去年在那工作了一年,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去看看,挺好的。
主持人:您在普林斯顿大学作?的时候,您主要是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工作,或研究?
刘教授:高等研究院实际上是跟普林斯顿大学是独立的,有些联系,但是实际上是独立的。教授并不隶属于大学,所有其他人去了之后就是做研究,有办公室,有房子,有住的地方就行,什么也不用干,他的要求就是,没有要求。没有任何要求,就是不用你写多少论文,实际上就是没有要求。你愿意干嘛干嘛。基本上,也不是让你非得完成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完成。
主持人:在那能有一间办公室就代表那个大学对您的一种认可。
刘教授:当然那办公室他也不能总给我留着,这个我在那的时候是有的,不在那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用。
主持人:那现在爱因斯坦冯多伊曼那些大科学家的办公室还给他们留着吗
刘教授: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很不一样,那是当然拉~ 他的办公室有6个窗户在一个走廊的头上像这样。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在一楼,我的办公室在四楼,我的办公室有一个窗户。。。。只有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有六个窗户,别人的没有 我在那的时候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科学家,我身边的是有很多了不起的大科学家,随便看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很可能是个了不起的大数学家。你看我的办公室在四楼,有两个邻居,这两个邻居都很了不得,挨着我的那个人就是Andrew Will ,Andrew Will 是在1998年得了菲尔斯奖,菲尔斯奖就是数学里的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里没有数学,所以菲尔斯奖就相当于诺贝尔奖,但比诺贝尔奖难得。他要求获奖人的年龄不能超过40,但是国际数学家大会4年才开一次,四年开一回,每回评两到四人,不到一年一个,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四十岁以下的人,你们都知道费尔马扎定理,那个定理被证明了对不对~ 证明了费尔马扎定理的那个人叫Andrew Will,他在我隔壁在我办公室旁边,然后在Andrew Will旁边,是一个越南人,年岁比我小,那个人叫吴保中,非常聪明的一个越南年轻人。上个月他得了菲尔斯奖。三楼那还有一个年轻人,在以色列,这一年他一直呆在高等研究院,喝茶的时候晃来晃去 玩照相,给我们照了照片,这个孩子上个月也得了菲尔斯奖 我是得不了了,我过岁数了。。
主持人:我们的刘教授除了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工作之外,他还在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工作和学习过,所以我们的刘教授海外经历是非常的丰富,那么刘教授,您根据您的经历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国内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最大的不同在哪我们有什么优势或者是不足的地方0_0
刘教授: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但是我还真是有一些体会,我在研究院我没教书,我就是做研究。高等研究院的生活看似悠闲,其实大家工作都很晚。我办公室在4层经常灯亮到两点以后>_<,那些年轻的小孩们都会干到这么晚Andrew Will在我隔壁,他经常会周末到办公室工作一天也不出去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 非常安静的一个人^_^ 研究院对你没有产量的要求,但大家都很辛苦,但可能干了一年什么也没干出来,但大家的这种进步是不可限量的是很大的。同时呢,我以前我在美国也教过书,我在州立大学教过他们数学专业的学生,而且还教过工科的学生。教他们微积分和线性代数。我来统领编这套书是有原因的。怎么说呢,仅就数学教育来说,因为我只了解数学,其余的我并不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跟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有私立大学,而我们没有。这是最大的区别,或者说我们也有私立大学,不过我们的私立大学都特别不好,而美国最好的大学就是私立大学。我们最不好的也是私立大学,实际上这是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个区别,就导致了很多推论,什么推论呢?听我说,私立大学招生,我想招谁就招谁,你管不着,因为我是私立的。我看我孙子顺眼,我就招他,你管不着,是不是啊!私立大学没有教育公平问题,我就是不公平,这是我家的,所以他想招谁就可以招谁,别人不能管他。但是私立大学想要生存,他也就不能想招谁就招谁,对不对啊。随意你为了生存,你要招那些能让你延续生存的那些学生。这点在中国没有,中国的私立大学是谁给我钱,我就招谁。我也不想延续一百年,没准明年我就倒闭了。2012是不是地震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人真想这事。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既然你是用老百姓的钱办的大学,那你就得公平,公平就得考试,考试就得考得好考不好,就有失误,就有状元,就有榜眼,如此等等,所有问题都出来了。就是公立大学,你得公平,因为你用的是大家的钱,实际上它又无法公平。中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的大众教育非常失败。我在州立大学教书,它是不错的,州立大学不是那种特别烂的。我在州立大学里教数学,他一个班上40多人,有30多个人不会通分。1/2+1/3=2/5,这样的学生都有,所以美国的大众教育是极其失败的,所以我们的教育如果全面学习美国,我们就会完蛋。但是另外一方面,最好的数学人才都出自美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精英教育非常成功。精英教育出自哈佛,普林斯顿,出自哥伦比亚,精英不需要多,很少就够了。我告诉你,普林斯顿大学它有教授50多个。其中有大数学家我想超过了30多个,菲尔兹奖就有若干大数学家,出来进去都是高等人才。但是它有多少本科生?数学系有多少本科生?数学系以数学为专业的本科生4年不到30个人。本科生贴在墙上都能认识,博士生都不只这个数。为什么只有这么少人学数学呢?首先他这是真喜欢数学,其次这些人都是千锤百炼的好学生,不需要公平,有什么公平。他喜欢数学,教授都喜欢教他,他就是数学专业的学生,我们就教他。这样的人能不成才?大数学叫都超过30个,四年只有25个本科生,为什么教不出来?绝对教的出来。不要以教育公平骂他,我就是不公平,我就是这样,对不对,钱不是你给的,我为什么要对你公平。我们国家呢?钱时政府给的,所以政府让我们招多少,我们就招多少,所以我们的大众教育是很成功的,大众教育就要照顾到80%以上的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但是假如你们当中有5%的学生非常好,那这种教育体制就没有让你发挥到你的最大水平,对你就是不公平。所谓公平,就是对大多数人公平,并不是说对最聪明的人要公平,所以非常遗憾,我们的教育体制就导致精英教育非常失败,甚至精英教育就不能谈,谁要谈精英教育谁就是汉奸。只能谈大众教育,只能谈素质教育,培养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你们到哪里都能闪闪发光,我们就要培养这样的人。但这样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出不来拔尖人才,答案很简单,我相信温总和钱老都明白。答案很简单,我们就没想培养这样的人才。你老搞这种形式上的公平,那拔尖人才在哪儿?是不是,在那啊?
主持人:嗯,好。我相信在做的各位同学肯定有不少将来有出国留学打算的,那么刘教授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将来有出国打算的一些同学讲讲出国留学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是不是我们都应该争着去出国留学,还是有一部分人适合,有一部分人不适合?
刘教授:出国留学这件事,不同的专业的观点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专业确实是我们最好的,你要想学最好的,你就在国内学就行。就比如说汉语言文学。你要是汉语言文学跑到非洲去,这是没什么意义。但是呢,科学技术我们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的科学只是在个别点上好,但是面上还是不好,技术的那就更落后些,我们的科学比技术还稍微超前一点,所以技术更落后些。如果你真是要想学这些,你就到国外去学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你假如想去的话,你应该试一试,但是要找对地方。不要盲目为了出国而出国。比如说现在没落的英国就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留学的地方。学费非常高。但外国人呢,又很难在那拿到资助,所以一年大概敲诈你40万元人民币,我就觉得不值,因为英国的教育不值这个钱,它也真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欧洲大陆就没这么贵,比如说法国啊,德国啊,但还有一个缺点,你得会法语德语。美国,对于你来说留学还是很多学生愿意选择的地方,假如你有那份心,你可以关注和考虑一下道美国念书,学费也不是那么贵。当然我不知道,你要是想到美国哈佛去念法律,到那个好莱坞去学习表演,那钱就多了去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到美国去应该还是可以的。而且如果你足够好的话,那你也可以拿到奖学金,应该你还是可以撑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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