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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石观察】习近平的改革要动“脖子以上”的

2016-10-05 中科国腾CASGTVAC

《习近平:这轮军改主要动“脖子以上” 》,这篇文章发出了重要信息。

只是军改动“脖子以上”吗?

中国的这一轮改革就是要动“脖子以上”,六中全会就是要从严治党。

“脖子以上”是什么?就是头头脑脑,是指指挥机关,也是指官员。

这篇文章有一段话要害:

从臃肿庞杂到精简高效。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尖锐指出:“中央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长期以来,总部机关庞大臃肿、机构重叠、层级太多、直属单位庞杂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次改革,看上去部门多了,但总的是层级减了、等级降了、人员少了。这个“多”,是符合现代军队专业分工和职能配置的多,是符合系统论要求的多,是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多。

军委机关各部门根据职能定位和地位作用确定等级,实行差异化设置,不搞平衡、不搞一刀切;总体实行“部—局—处”三级体制,压缩精简机关和直属单位编制员额,在精兵简政、解决“头重尾巴长”问题上迈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树了好样子。

军队精简高效到了什么程度?

今年初的消息:七大军区使命结束,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全部按新体制办公(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原济南军区和成都军区撤销改为临时留守处。

济南军区和成都军区机关约六万人全部裁减。五大战区每个战区机关不越三千人,大批干部等待转退。

美军总指挥机关8个部门军官2000人,中国军委总部上百个部门几万人。

中国改到与美军接近,战区机关不超过3000人,七大军区机关就裁减21万人,军区下面的军师团也是冗官众多,再加上海空武警和军委总部机关,30万人的裁军任务就够了。这其中以军官居多。

这就是动的“脖子”以上的。

军改是快速的,快刀斩乱麻,多少年的难题,解决了。

国人希望习近平的改革,先改军队后改地方。

不只是军队,中国地方的行政体制官员更是多到可怕。

具体对比:西方国家是没有乡镇这个管理层级的。也就是说,乡镇没有政府机构。 中国大陆有乡级单位44821个,一个乡以100个吃财政饭的官员计算,共计4482100人。有的人统计,中国的乡镇虼财政饭已经超过200人。那么就要再增加一倍。就是900万人

西方国家县级机构很小,是一个立法委员办公室,大概会有十几个人。没有其他部门。中国县级机构是五大班子,各个部门齐全,中央国务院有什么部门,县里就对应成立什么部门。副县级以上干部就超过20人,总人数会超过1500人。中国县级单位共2861个,每个县级单位的部门官员不会少于1500人,总计4290500人。这是编制人员。中国一个大县财政养的人会超过3万人,小县要15000人,如果按平均2万人计算,仅县级财政养的人就是5722万人。

西方国家省、州、市,有行政首长,也就是省长、州长、市长,是选出来的。市、州也只有几个专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数不会超过百人。而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就差不多百十人。一个市的官员差不多会有3000人。省会有部门,但人数都较少,一个一般办公楼,把联邦派驻机构和省的机构以及当地市的机构全部装下。以办公楼来比较,中国的省市机构都会超过上百倍。

有人说中国厅局官员数量超过美国500倍,官员数量超过美国200倍,应该是差不多的。

什么是公务员?国外的公务员是普通人,城市垃圾清扫工就是公务员,公交车司机是公务员。而中国的公务员是官员,也就是吃皇粮的。中国遍地是官,官方透露的数据,“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央财政养的人。也就是中央机关的不在里面,军队不在里面。其实中国的官员体制延伸的,比如财政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员,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有众多官员,这些人不是财政养,但也都要靠老百姓来养。

另外还有大量自收自支单位人员,比如城管、高速公路收费人员等,不在财政列支范围之内,他们要去罚款创收,创收的钱一部份交财政,一部分发工资。如果把这些人都算进来,中国的官员可能要过亿了,8000万只多不少。

就按6000万吃皇粮的计算,如果按中国13.5亿人口计算,有人推算出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21。这种算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一个官员平均有三口之家,这三口之家,应该是1.8亿,都是人民养的,就是1:6。另一个算法,是13亿人有3分之1劳动力,就是4亿多劳动力,其中6000万是官员,还有3.6亿是劳动者,官民比例正好也是1:6。而一个官员的花费肯定超过2个普通人,实际的比例可能就是1:3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这里。正如有人大代表所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员”。“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太平”。

中国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个庞大的官员群体。这改革的一刀就先从军队开始。因为军队是讲纪律的。军队改好了,就能稳定国家,再改地方行政。

以前的改革,都是改老百姓。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市场化改革,住房市场化、教育医疗市场化、金融改革等,都是让老百姓的利益市场化,而官员越来越庞大,特权越来越多越牢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重点抓 两点,一是抓政法,抓 队伍建设的同时,提出依法治国;二是抓军队,从腐败入手,一直到彻底军改,脱胎换骨。

中国很多问题积众难返,利益集团阻碍重重,改革阻力重重。稳定了军队和政法,就为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军队都改得了,其他当然就改得了,改得动。

习近平有胆识,高明!改革一定能赢。


从严治党首在从严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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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来,几十年来的从严治党,无论是在反腐战线上(前腐后继),还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几乎不设防,特别是互联网的高地上),成绩虽然很大,但就其长效结果来看,可以说是收效甚微,特别后者,甚至可以说不仅没有什么效果,反而是反共反体制的言论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愈来愈系统化、理论化和公开化,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和优越感,从过去偷偷的,暗地私下的,网上匿名的,分散单独的发展到现在公开的,实名的,集中的、统一的或者联合作战的,乃至有组织化、系列化、理论化、套路化的说教宣传和进攻了,其势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种猖獗的反共现象和思潮(互联网上尤甚),公然出现共产党执政的国度的媒体上、课堂里,如果没有某些体制内的党员学者们的支持、配合、呼应和推波助澜,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声势。一个共产党员,一有合适机会,倘不说点这些所谓民主自由、历史真相的“高论”,似乎显不出自己的个性与水平,不如此表演一番好像是自己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似的,置自己当初的入党誓言于不顾,而竟然丝毫不觉得脸红,岂不是咄咄怪事。

与此相映照的是我们从严治党的会议开的不可谓不多,下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出台的文件、政策、法规不可谓少,广播电视表面宣传的声势不可谓不壮,而且也不能说没有落实没有执行,特别是18大以来,落实执行力度之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贪官污吏倒下一大片,所以说警钟也都是长鸣的,刑也上了大夫,该说的,该做的也都说了、做了,说句玩笑话,就差朱元璋的剥皮了。然而即便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之下,在上述两条战线上,依然总有党员干部顶风作案,仍不收手,依然总有党员专家、学者、理论权威对人民灌输他们那一套与国情脱离、与党和人民离心的砸锅、推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这是为什么呢?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常常在想,这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党员呢?这些党员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经过观察,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党员原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也许从来就不曾是合格过。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不是合格党员,那他们当初是怎么上位的?怪提拔他们的上级领导吗?他们的上级有可能和他们一样不是合格党员,怪他们的党组织吗?如果党组织的党员多数和他们一样不是合格党员,合格党员势单力孤,怎么能期望组织考察提拔的党员干部都是合格的呢?

既然当初这些个人本就不符合入党条件,入党后也不会是合格党员,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能入党呢?大概是因为当初并没有用严格的入党条件来要求他们。所以,一批毫无党性的投机分子,甚至是某些势力的代理人就这样轻松混入党内了,其入党的目的本就是为私为己,所以不仅自己入党不是为党为公为人民,而且还影响带坏了一大片,现在中央三令五申,从严治党,如果不能从源头的环节上从严,光靠什么不得公车私用,不得违反8项规定,反四风等运动,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管一时,难免是一阵风,即便出台了再多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恐怕也难挡这部分不合格党员干部专家学者们的贪腐或砸锅推墙运动的,因制度法律的执行都是人来操作,况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今的腐败绝不是因为我们制度和法律的缺少或者漏洞导致的,所以,如果党的基础细胞--党员的修养、觉悟和三观等基本素质不能合格的话,党员不能以身作则自觉遵纪守法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从严治党的做法难免都有治标不治本的嫌疑。

我想中央应该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在高压制度反腐的同时,“两学一做”正在深入展开和推进,两学一做重点在“一做”上,即做一个合格党员,这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这个党员本身就是不合格的,通过两学一做就可以把他转变成合格党员吗?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原本就不合格的党员,无论通过什么学习可能都不能将他转变成合格党员,而这种可能性应该还要更大些,所以才会有面对反腐利剑仍有前腐后继、全家贪腐这种目无法纪的乱象频繁发生,有些党员甚至把“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谄上一套,媚下一套)当成自己高超的领导技巧,成功的处世哲学,当成自己的本事,还洋洋得意津津乐道呢,这样的党员通过走过场式的学习,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三观从而成为合格党员的。


因此,从严治党必须要先防止不合格党员数量的增加,只有党内合格党员越来越多,不合格党员的数量越来越少,党员的整体素质才会越来越高,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身先垂范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党员的真正共识,而不是嘴上说的其实都不是自己所想的所做的,更不是自己所信奉的那套庸俗虚伪哲学,这样才能形成真正风清气正的党风,才能引导政风和社风的风清气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少数不合格的党员,才有可能通过诸如两学一做这样的活动,通过自己身边合格党员的党风示范以及那些反面教材的教训而自觉的做合格党员。要形成风清气正的党风,就必须有广大党员个体自觉的积极参与,只有合格党员在数量上绝对压倒不合格党员,才能真正营造积极向上良好健康的党风,否则,恐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党风求清、政风社风求正就会缘木求鱼、难上加难,结果自是事与愿违。

一句话,要想从严治党有长效,首先必须要长期坚持入党从严!

只有把好党员入党的这一重要关口,杜绝带病入党的事情发生,才能从根子上建好党、管好党、治好党。 有人说管党治党根子在领导干部身上,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末倒置了,因为领导干部的身先垂范固然重要,但领导也是从基层党员一步一步上来的。一个不合格的党员,一旦身居高位,成为领导后就会自动变成合格党员了吗?这显然是太天真了。所以基层党员合格率的高低,直接关乎优秀领导干部的多少,而不是相反,没有合格党员大众化的新常态,就没有优秀领导干部普遍化的官场生态!

所以,从长远来看,从严治党,重在基层,首在从严入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党之溃否,在于党员,在于基层。当年身居高位的张国焘叛党时,不仅未能带走一批部下,连身边的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一个,只能自己孤身一人叛党,可见合格优秀的基层党员是多么重要。

那么,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现状如何呢?这个不用我说,中央有说法,有些地方党的领导弱化,基层党组织不健全。在入党条件的把控上是严还是宽呢,中央还没有明确说到这一点,但是事实上是非常宽的,甚至不仅是宽的问题,有些地方是变味变质的问题,甚至是腐败、利益交换和小圈子的问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窝案、串案、家族式和塌方式腐败的事情经常发生了,为什么中央总是强调反腐任务繁重,一直在路上,未有穷期了。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大学、各自单位时党员入党情况是个什么样子的:往往真正德才兼备,三观正确的但是不善于表现自己的人并没有发展入党,相反人品一般甚至不好的,价值观有问题的人,只要会来事,能说会道,左右逢源,甚至是欺上瞒下,这样的人往往优先入党。在他们入党前,大家并不知道他们是凭什么入党的(后来得知靠的是不断的写入党申请书,找领导谈心表态,美其名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他们入党就像入地下党一样的隐蔽,等到最后得知这样的人居然也入党了时,就一下子拉低了大家对党的认识,而且让那些正直的更符合党员标准人反而觉得不愿与之为伍,无形中将党与那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士隔离开来。如此一来,很多人的入党事实上就是一种投机,一种利益的交换。这还是N多年前我上大学时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与观感。据说现在有些地方入党还要送礼、找关系,这不是还没入党就开始腐败了吗?没有关系,不花钱,不走后门,再德才兼备、再优秀,也难以入党,入不了党,自然少了提拔升官的机会,这不是把入党这样一个挺崇高挺圣神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世俗化、低俗化和功利化了吗?虽然这种现象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在我们自己身边却不少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人,别说什么真正的理想信念了,就是人品道德可能都成问题,他们除了迷信自己那一套人生哲学外,哪里还有什么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入党后,能期望他们以身作则、遵纪守法,讲政治、有规矩吗?这样的党员干部一旦主政一方,能期望他们廉洁自律、入党为公、当官为民吗?不祸害一方就算是当地百姓烧高香了。

所以,从严入党,是从严治党最重要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不是危言耸听;从严入党也是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第一步和最为关键的一步, 没有从严入党在前,从严治党必然艰难在后,与其烂后再严治,不如防微杜渐,将烂源烂根拒之党外。过去党在白区搞底下工作,环境多么险恶,但是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视死如归,能做到这一点,与严格的入党条件和对个人全面、慎重考察是分不开的,甚至是需要经过生与死的考验才可以入党,没有这一点的保证,就不能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当时党员入党隐蔽保密是应该的,必须的,是时代和现实的要求,但现在我党执政都67年了,现在的入党特别是基层党员入党搞的跟入地下党似的隐蔽,普通群众都不知道他是符合怎样的入党条件?经历了哪些考验?(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可以不说,钱、权、色的考验通过了吗),又是如何入党的? 说有的入党近似暗箱操作也不为过,这不是在愚弄群众吗!就算入党是隐蔽的,能严格按照党章要求,也可以的,但是,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不仅隐蔽,而且宽松,甚至腐败。

因此我认为今天要从严入党,关键是要阳光入党,也就是让人民群众参与考察监督,让党员入党前就充分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历来的优良传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现在如果我们入党搞的很脱离群众,把入党当升官发财的捷径,那这个党员首先就不能保证是从群众中来,入党后自然更难保证他会到群众去,恐怕只会是从小圈子中来,到领导家中去了。

在此我还想顺便多说两句,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的入党,我认为要把对党忠诚放在最后考察的条件上,并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而是现在的党员毕竟不同于当初的地下党,时刻面临生死考验,所以,对于一个基层的,特别是年轻党员,这个忠诚是很难量化考核的,所谓对党忠诚,更多的是被庸俗化为对某些领导个人的无原则忠诚,难道对领导积极表忠心就是对党忠诚吗?事实上,如果其它条件严格执行了,比如最基本的三观特别是价值观正确,基本的人品道德,良心底线等等这些把住关,大是大非面前有立场,敢于同不正之风做斗争,等等这些一个合格党员的基本要素都具备了,对党忠诚自然也很容易做到;反之,所谓的对党忠诚就容易变成一句空话,欺骗党组织的最漂亮的话。当然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或者理论工作者, 对党是否忠诚老实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参数。

在把好从严入党关口的同时,我认为完全可以重新审核一下所有党员的资格,甚至来一场壮士断腕式的整党运动都有必要,比如所有党员同时终止党员资格,来个二次重新入党,即按照上面提到入党从严的要求,严格依照党章,结合人民群众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和期望,走党的群众路线,再公开梳理一遍所有党员,对于哪些与人民群众脱节,与党离心离德的挂名党员,伪党员、假党员,甚至是其它什么势力党派的卧底,二次入党时自然就排除在党组织之外,经过人民群众和党组织公开的双重考评,合格的,够条件的则可以重新入党(当然可以局部先试点,分阶段进行也行)。不过话说回来,如何从严入党以及是否可以来个二次入党式的整党,这又是另外的重大课题,不是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所以,我就不展开讨论,上面提到的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真能做到从严入党,那么从严治党或许不再那么艰难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党员的质量远比单纯的党员数量重要一万倍还不止,当初共产党员的数量远低于国民党员的数量,但是因为共产党员一心为国为民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的整体个人质量远胜国民党员,所以,共产党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一举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当然关于党员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这也是另外一个重大的课题,也不是今天本文的主题,在此也不做展开探讨,上面零星提到的一些内容也只是点到为止,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让那些不符合入党条件的人轻易入党,无异于让癌细胞侵入一个健康的肌体,如果不及时察觉清除,最终必将危害整个健康的躯体。一个有70多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连同他领导的整个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不深刻,如果不是因为苏共整个组织已经病入膏肓,从下到上的每个细胞和毛孔都已经病变生癌了,这么庞大的身躯怎么可能在没有外敌干涉的情况旦夕之间就轰然倒下呢!“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可见作为基础的不起眼的“毫末”和“累土”是多么的重要,一旦基础不牢,合抱之木也好,九层之台也罢,就有倾覆垮塌之虞,何况一个由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人所组成的一个政党组织呢!其实习近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警告何尝仅仅是指海峡两岸关系的,难道不也是对整党治党的警告吗!

总而言之,从长远来看,从严治党,重在基层,首在从严入党,点在阳光,细在三观品德,根在人民。党员必须来自于人民,服务人民,党员意味着责任和奉献,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沽名钓誉,这是当下每个党员必须秉持的最基本的理想信念。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党的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繁荣昌盛。因此,我建议,从严治党应首先由从严入党开始,务必要让合格党员成为普遍

综合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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