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石思想】毛泽东和共产党扭转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毛泽东在防止党变质、国变色、民受难的艰辛探索中，十分重视反对特权腐化问题，提出了共产党决无私利可图、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反对高薪制、领导人是人民的一部分等重要思想。这些反对特权的思想，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内不能形成“贵族阶层”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为了人民利益奋斗了一辈子。他用通俗语言概括了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提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强调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不仅把群众当亲人，而且把群众当主人，把自己当公仆，这正是群众性政党的本质所在。
毛泽东从人民主体地位出发，提出了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工具思想。说：“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确立这个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过人民之上的权力，没有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没有任何特权和私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借鉴历代政权的兴亡教训，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这一告诫把执政后反对特权的课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高度，振聋发聩，必须引以为戒。
反对高薪制，缩小收入差距，保持革命本色
历史证明，大凡开国者，对江山的来之不易有切身感受，对群众疾苦有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极为珍惜无数先烈用鲜血浇铸的人民江山。
毛泽东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为此，1957年他带头将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为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去世也没改变。这种反对高薪制度、带头缩小收入差距的精神，体现了毛泽东的平民情怀。
干部参加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是毛泽东反对特权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为此，他建议县以上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以一部分时间，下基层同群众一起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军队高级干部要蹲连队。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到十三陵水库等地参加劳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自己和子女亲属不搞特殊化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结合中国历史周期率和国际共运史的教训，从政党与领袖、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高度，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权就有一切”等特权思想与特权作风。
毛泽东认为，领导人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同人民分开。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特殊党员，领导与党员一样要遵纪守法。他说：“中国人民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
毛泽东既是反对特权的提倡者，又是反对特权的示范者。他一再告诉他的家人和亲友，现在的天下，不是毛家的天下，而是人民的天下。在处理亲情方面，他坚持三个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京工作，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告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王首道：“杨开智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这就是毛泽东的家风，这是立党为公、不搞特权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反对特权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反对特权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建设廉洁政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毛泽东强调以人民为重，把群众比作“主人”“诸葛亮”“父母”，反对当官做老爷。官本位的实质是权力本位。步入社会主义改革“深水区”，必须撬动封建主义残余的“冻土层”、官本位思想的“深土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塑造社会伦理。
毛泽东一生与官僚主义做斗争，从“三大作风”到“两个务必”，从“三三制”到“鞍钢宪法”，从“整风”到“整党”，无不体现了他对特权作风的惩治力度。今天，我们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要推进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要健全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破除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的藩篱。
针对一些干部贪权腐化问题，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这启示我们，反对特权既要继承“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精髓，又要把权力运行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发展规律中考察，用法治思维反对特权，以民主授权、以法律治权。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所谓“数千年所未有”者，便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自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
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则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之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压迫下，在毫无希望、遥遥无期的“自强”压力之下，中华帝国已呼啦啦似大厦将倾，所遗全部问题者，仅在于最后压垮大厦的，究竟是哪一根稻草。
国难当头。而“国难”和天文数字的赔款，自然全部落在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头上，列强索要纹银10亿两，中国之黎民苍生就要交20亿~30亿两。本来中国基层零散错综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中国的税收系统极不合理，财政效率极度低下，历代理财理政的目标，无非是于基层“少取少予”，而最为理想的模式则是“不取不予”、“吏不下乡”。此《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于是，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乃至全然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自然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成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自强，就必须对人民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其前途自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进行现代化，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就会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
自强是死，不自强同样是死——这就是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而历史更证明，中国革命，乃是改变和遏止中国文明衰败和崩溃的唯一出路。
南湖红船红又亮，毛泽东领导创建党，马列主义是武装，黑暗中国见太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乃至人类“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力量。在空前惨烈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内外反动派的屠刀，奋勇前进；在漫漫征途上，在炮火连天和枪林弹雨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在逆境中奋起，一次又一次地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前赴后继，终将一个四分五裂、民不堪命的旧中国，引向一个统一强大、充满光明前途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本来没有路的绝境中开辟出前所未有的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文明穷途末路之际绝处逢生再造一个辉煌灿烂、继往开来的新文明，之所以能够击溃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之所以能够一举破解和逆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由于她形成了并拥有着极其光荣伟大的传统品格。
时刻自觉着、发扬着这一光荣传统，我们就能够不断前进，不断开拓未来，坚持这个伟大传统、发扬这个伟大传统，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战胜世界上一切艰难险阻，并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而忘记了历史，就等于背叛。
90年来，共产党人的修养、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便是中华民族奋力前行的旗帜。
这种精神和品格，是烈士们的鲜血写成的。
第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压倒一切敌人，不为敌人所屈服，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气概。
传统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便是国家组织能力、社会组织能力问题。而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状态，这也便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总结中国与西方之得失时所指出的：“若特指其（即中国——引者注）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
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五百年来，正是西方世界的战乱不休、彼此攻伐，正是旷日持久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方才锻造出西方船坚炮利、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集体意识、集团意识、党派意识和阶级意识，而恰又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总体和平稳定，最终却铸就了中国人的各自为政、无为而治、自由放任和“一盘散沙”。
1938年，延安。在黄土覆盖的低矮、局促的窑洞中，在一盏明亮的油灯下，毛泽东与梁漱溟促膝相谈、通宵达旦。而当时的梁漱溟的质疑是：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则中国何来阶级？既无阶级，何来阶级斗争？何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社会组织化改造之必要与必然？*
当年的毛泽东并没有能够说服固执己见的梁漱溟，是中国现实和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说服了梁漱溟，或者说：是梁先生自己的智慧和良知说服了他自己。晚年的梁漱溟曾经感慨万千地说：回想当年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毛主席则是正确的，所谓千古遗恨者，乃是如今毛泽东、周恩来已经作古，我已无机会向他们诉说自己迟到的觉悟与觉醒。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建国之路》中，梁漱溟便已坦白地（尽管内心有些不情愿）概括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而这便是对中西异途，中国社会组织能力何以持续下降这一根本问题的最简明扼要的回答。
这一论断、这一回答的实质，即是回到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就提出的基本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没有“他们”，何来“我们”？没有“帝国主义”，何来“中国之命运”？没有三座大山，何来人民革命？没有反动派，何来人民？没有斗争，又何必要“组织起来”？
唯有依托强烈“敌友意识”的斗争实践，人民才能被最大程度地组织动员起来，人民的力量才会被有效地激发会聚在一起，只有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接力壮举中，团体的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既是现代中国集体精神和集体组织的缔造者，又是根治“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社会的改造者，更是崭新的人民集体的最高代表。《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人的伟大导师们毫不讳言：我们所奉行哲学的实质，便是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式，就是被这种明快的哲学所决定的。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战争中，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建设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锐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想传统，理所当然地具有深刻的博弈论色彩。
以中国为舞台，改造世界，以天地为棋局，逆转不公正、不平等的人间秩序，青年毛泽东说：“策疲惫之师，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策疲惫之师，当新羁之马，所以奋勇当先，视死如归者，靠的就是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斗争意志。
因此，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切问题，无不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说，乃是从博弈论、矛盾论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去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所谓战略，就是坚定的理想目标，就是从世界视野和全部人类历史出发规划局面的能力，战术，就是灵活机动、战胜挑战、发展自己的能力。而始终清醒地正视难局，在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抉择最佳方案并强力推行之，这便是革命，这便是创新；这使得“不断革命”、“不断创新”，成为共产党人的工作伦理。
凭借这样的奋斗思维方式，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凭借这样的奋斗思维方式，我们挖掉了一穷二白的根子，凭借这样的奋斗思维，我们今天正高举科学发展的旗帜，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作不懈的斗争。
理想远大、战术灵活、不断创新、不断革命，这种战略和战术思维，凝结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和奋斗精神，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离开了这种哲学、这种精神、这种锐利的思维，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社会组织能力持续下降的难局便不会被克服，我们也就难以战胜未来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与险阻。
第二，“民主集中”、“民主决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决策必须深入基层，从基层开始决策。
西方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参与型民主”，就是把黎民百姓请进门，请到决策者中间，就是请老百姓也来参加决策。但是，在西方历史上，这种参与型民主始终还只是个理想，由于切实实行起来甚难，以至于它至今还挂着“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的恶名；而共产党人的民主却是要求决策者走下去，走到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中去，和他们促膝相谈、帮他们推碾种谷，与“荷丈人”们在田间地头共话春华秋实，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决策国计民生——而这就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群众路线”。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人只能在人民的大地中生根、开花、结果。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共产党人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自三皇五帝到今天，唯有共产党方才第一次告诉中国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你们就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而不是精英们眼里的“物质”，人民群众并不是想拉就拉的壮丁，不是想征就征的苛捐杂税，不是想扔就扔的抹布，不是想打就打的牲口，不是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于是，老百姓要地，共产党就给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产党就给他公道，老百姓要打扁担，要骂娘，甚至要打共产党的扁担，骂共产党的娘，共产党就请他们打扁担，请他们结结实实地骂娘，直到老百姓已经觉得得到的太多了，直到老百姓认为扁担打得太重了，娘骂得太过分了——如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那个侯忠全老头，感叹“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共产党又告诉他说：你不仅仅是人，你就是新中国的新主人——平头百姓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但人民群众知道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这就是希望，这就对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人民革命的时候，当“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人民的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困扰中国之“挨打—赔款—自强—征税—民反”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之而逆转。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党能够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实行民主决策，是因为这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可以集中人民的智慧，凝聚千百万人民的力量。
坚定不移地实行民主、创新民主，始终不渝地坚持民主集中的工作作风，这方才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之所以坚不可摧的根本力量源泉。
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优势，绝不是时下某些人所谓：我们有一个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不为其所左右的、强有力的“中立政府”，而是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政府始终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始终坚持从基层开始进行民主决策，把决策和政策的制定落在基层，迅速而有效地回应基层人民的要求与呼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获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第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动全中国人民一起思考，集中十几亿人的智慧，重建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文明国家，再造中华新文明。
像一穷二白的中国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贫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枪、没有炮，长期缺医少药，缺吃少穿，中国共产党人唯一富有的，就是主张，就是办法，就是主义，就是思想，就是文化。
在思想上建党，从文化上建军，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爱思考、会思考的民族，这就是所谓思想和精神的“原子弹”。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思想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人民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风和文风，是党的作风的集中体现。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重建了中国“文明国家”的形象，重建了中华民族作为文明民族的尊严。
两百年前，德国人黑格尔曾经这样说：在“东方”只有一个人在思想，那就是皇帝，在西方则有一群人在思想，那就是精英，而在德国，却是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在思考，是人人都在学习，因此，德国是绝对精神的故乡，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与唯一希望。
今天，西方的“赵太爷”们老调重弹，因为他们担心：十几亿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就将不堪重负，宇宙就会爆炸，人类即将毁灭。*但是，中国道路雄辩地证明：中国的崛起不是武力的崛起，当然也不仅是经济和物质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思想和精神的崛起与复兴，是十几亿人民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创新，是共产党人集中十几亿人的智慧，重建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文明国家，是再造中华新文明，再造人类新文明。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们正走在我们前人指示的康庄大道上。
支持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谓多矣，而究其根本，则在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决定性的指导思想。
所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精神主体的体现。而这种精神主体，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孕育着新生命力的、活的精神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构成，长期虽非以工人阶级为主，但是，正是因为将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方才不断实现了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教育，方才从思想和文化上锻造了现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集体意识，锻造了共产党人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人间正道——“世界大同”高度契合，方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但标志着共产党人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实践中，在思想、精神和理论上的成熟，而且使得中华民族，再次以思想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文明的民族的崭新形象，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她为全世界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正义斗争，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指导和“精神现象学”。
她表明：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除了成为残忍的压迫者、掠夺者，或沦为被欺凌、被剥夺的奴隶之外，人类还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值得追求的命运、前途和道路可以选择。
她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曾经拥有古老灿烂文明的东方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完全可以成功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挑战，在重获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同时，形成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的自觉与自我认同，实现自身文明和传统的伟大新生与复兴。
她雄辩地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她预示着，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确立后长达五百年里，东西方文明的攻守之势，即将发生历史性的逆转：眼底战国成争鹿，天下英雄孰卧龙。五百年来重写史，两万里后再长征。只手扶起唐社稷，日出山河东方红。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在未来的一个乃至若干世纪之中，人类将不断见证和体认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深刻意义。
有着9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20世纪在世界东方，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
外部的围追堵截，内部的争论与妥协、以及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大量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经历了如此的地狱之火，带领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
纪录片《苦难辉煌》根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原著改编而成，共12集，每集45分钟，是一部成功再现党的历史的精品力作。
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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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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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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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十大预言，误差几乎为零！服不服？
1、只要坚持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最后将是妥协。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就大肆叫嚣“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惨重，不能再打了。斯大林害怕跟美国打，被美国的战争讹诈吓倒了，做了许多不该做的让步。比如，当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时，进入已成真空地带的朝鲜。美国想不到苏军推进这么快，匆忙中让一个中校研究与苏联的军事分界线，该中校提出了三八线。按理苏联完全没有必要理睬，还应该提出中苏美三国分占日本，并不管美国是否同意，都迅速在日本登陆。
可斯大林居然连讨价还价都没有就同意了，造成了朝鲜的分裂。这是大国主宰小国的恶劣例子。在欧洲，希腊都是共产党的势力，只差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了。可苏联把希腊划给了西方，让希腊共产党缴枪，把在英国的毫无实力的资产阶级代表迎回来。不久在美英等支持下，希腊资产阶级政府大肆屠杀共产党，从此希腊共产党一蹶不振。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毛主席于1946.4.发表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在毛选第四卷。该文篇幅很小却极其重要。毛泽东主席不信邪。他认为美国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当时不过是吓唬人的，想不战就得到利益，当时国际形势是“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结果是“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妥协只能是“作了坚决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历史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斯大林不敢斗争，结果美国得寸进尺，发生了朝鲜战争。斯大林还准备放弃朝鲜，如这样，美国还将株求不休。年轻的从废墟上爬起来的人民共和国，“作了坚决和有效的斗争”结果是：最后妥协线钉在了三八线。
2、朝鲜战争必然会遇到困难，但“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
见毛选第五卷《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顺便说一下，现在居然会有人提出朝鲜战争究竟是谁的胜利。荒唐可笑之极。美国自己权威人士说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里，和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字的将军”。有人就说：“你看，美国只是说他没有赢，所以中国没有胜。"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麦克阿瑟先说要回去过感恩节，后又说要过圣诞节，甚至叫嚣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结果打了三年未见到鸭绿江。毛主席早就预料到结局是妥协，结果是在板门店签停战协定，谁的政治目的达到了，谁胜利了，一目了然。毛主席不是不知道战争扩大到中国对我们和平建设很不利，但他知道战争扩大对美国也很不利。不然美国早就出兵帮蒋介石打共产党了。相反，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如果坐视不救，美国到了鸭绿江边，又视我们软弱可欺，势必得寸进尺，那才对我们和平建设很不利。
3、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上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见毛选第四卷。
4、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
1949年，美国的理论是中国历届政府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一样，早晚要跪在它面前。中国如要与它平等相处，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孤立自己。它等了二十二年，毛主席没有跪在它面前。尼克松来到中国，说中国解决了八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个很大的成就，――尼克松是打着白旗来的！1972年，发生世界性的大饥荒，使人至今谈虎色变。但我们中国纹风不动，一直至今中国不少人还不知道那次大饥荒。从此，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百分之七的土地，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就在世界上传开了。尤其到了一九七三年。此说最是盛传。
5、中国能够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在《别了，司徒雷登》里，毛主席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六十年代，法国与中国建交。七二年尼克松来中国就是最好的实证。
6、对外国资本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毛选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说：“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听到他们说我们应该这样搞、那样搞时，要记得：不但他们管多了，中国该怎样搞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要他们来教训。而且要想一下，他们这样教训我们，其背后是他们自己将得到什么好处，谋取什么利益。记住：毛主席说的“做生意、借钱”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互利”。西方国家不会在无利的条件下做，我们也不能在光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做。
前苏联与东欧剧变后，对西方国家就抱了极其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伊朗的巴列维从西方引进了大批洋企业，企图把伊朗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国，尽管它实际上是美英等的走狗，美英等也不领情，结果引进的企业开动不起来，而西方国家的钱赚了。伊朗革命，巴列维要求到西方国家避难，走狗没用了，谁也不理睬，最后是埃及的难兄难地才给了容身之地。一九七二年，比巴列维早，毛主席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二十六个大工程，由于立足自力更生，注意适合中国国情，却是最成功的。就拿中国人民的衣着改善来说，最主要就是得益于这中间的四大化纤企业。
7、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以前外国看不起中国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对外屈膝退让。历届政府都救不了中国。解放以后我们政治清明，对外不卑不亢，经济发展迅速，与欧美日差距大为缩小。在第三世界第一个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又在朝鲜与越南打败了美国。
1971年恢复联合国地位。许多国家宁与台湾断“交”，也要与中国建交。尼克松、日本的田中相继到中国来。到七五年，美国甚至说联合国被中国操纵了，扬言要退出联合国。那时我们已是第三航天大国、第三核大国、第五海军大国。七九年我们的西昌卫星基地对外开放，美国人惊叫起来：“休斯敦！休斯敦！”
1975年还成立了507所，准备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开始了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这是当时英法等国所不能企望的。现在甚至我们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前社会主义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反而越搞越糟糕，取得起码成效的一个都没有，今后还会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早晚还得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来。
8、赫鲁晓夫难不倒中国。
赫鲁晓夫以为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就可使中国经济建设搞不起来了。1963年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取得了三大成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在第三世界是第一个）、石油自给、中国即将成为一个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国家。当时称之为给帝修反的三颗原子弹，不久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声中下了台。毛主席说要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9、中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
1964年由周总理宣布，这已经成了事实。毛主席预定在1980年，1976年逝世时已接近完成。这在第三世界到今天为止还是唯一的一个。但这是计划，就象十年内搞出原子弹与氢弹那样，还有一个搞不搞、怎样搞的问题。如果不搞或者搞的方法不对，就不可能实现。如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虽然被人喊得震天响，却没能实现。但我们相信不管如何曲折，终究是要实现的。
10、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
这不但为越南战争所证实，也为毛主席逝世后的历史所证实。比如，前苏联打不下阿富汗。以色列被从黎巴嫩赶出去，还有弹丸之国打败了俄罗斯，美国在索马里撤兵。今天美国到处侵略，无不是陷入泥坑。早晚也会被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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