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石思想】改革是毛主席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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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防范重大风险，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如果读读毛主席62年前写的《论十大关系》，你会豁然发现，毛泽东60多年前讲的就是中国现在的问题。
一，接受教训，少走弯路，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１９５６年２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３４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同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５月２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毛泽东一上来说：“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反对全盘借鉴苏联模式，研究苏联的教训和弯路。而今天摸着石头过河，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不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不论姓“社”姓“资”，不管白黑，“彻底否定”，以“发展是硬道理”回避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接受经验教训，是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不懂经济发展的规律，认为一包就灵，一改就通，简单粗暴教条主义方式方法的根源所在。）
二、为什么人？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如今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阶级”是经济学发明的概念，后来延伸为政治概念，简单地分为富人和穷人。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为多数人，资本主义是为少数人。是一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毛泽东的主张人民创造历史，战争年代依靠人民战争，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根本要素。搞建设发展经济，工人农民依然是主力军，是依靠的根本力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少数人、少数富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精英治国精英治厂，厂长经理承包管理，工人下岗减负。为什么人的问题，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三、粮食和泡沫
毛主席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如今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这段话，讲了三个要害问题：第一是粮食问题。毛泽东把粮食问题讲得这么重，两年后就成了要害问题，有人说中国人的吃饱问题解决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国实现了“亩产万斤粮”。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予以批判，但却还是造成了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从粮食，毛泽东看得更为深刻，看到了官僚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危害，这也是文革的根源。说到底，这还是发展经济为了谁，是为人民群众，还是为了官？这个问题今天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第二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今天的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是实与虚的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都是实体产业，现在已经与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虚拟和泡沫经济产生了激烈对抗，脱实向虚泡沫化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危害）。
四、沿海和内地
毛主席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如今，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当年论述这个问题， 与备战备荒为人民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从战争方面去考虑，今天中国沿海城市的过度发展已经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一段 时间认为战争已经不存在了，是一种幻想，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人类问题。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已经非常的现实和迫近，现代化战争对大城市的摧毁和损害 已经是战争考虑的要害问题。这不能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而是有些人的见识太浅，如此浅显的规律都不顾。另外的问题就是地区间发展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非常突出。第三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是把农村城市化还是消灭农村将农民搬到城里的问题。这三个都是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也是短期和长远发展的问题，是长远发展还是急功近利的问题）。
中央提出防范重大风险，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如果读读毛主席62年前写的《论十大关系》，你会豁然发现，毛泽东60多年前讲的就是中国现在的问题。
一，接受教训，少走弯路，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１９５６年２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３４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同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５月２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毛泽东一上来说：“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反对全盘借鉴苏联模式，研究苏联的教训和弯路。而今天摸着石头过河，全盘接受西方模式，不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不论姓“社”姓“资”，不管白黑，“彻底否定”，以“发展是硬道理”回避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接受经验教训，是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不懂经济发展的规律，认为一包就灵，一改就通，简单粗暴教条主义方式方法的根源所在。）
二、为什么人？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如今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阶级”是经济学发明的概念，后来延伸为政治概念，简单地分为富人和穷人。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为多数人，资本主义是为少数人。是一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毛泽东的主张人民创造历史，战争年代依靠人民战争，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根本要素。搞建设发展经济，工人农民依然是主力军，是依靠的根本力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少数人、少数富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精英治国精英治厂，厂长经理承包管理，工人下岗减负。为什么人的问题，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三、粮食和泡沫
毛主席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如今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这段话，讲了三个要害问题：第一是粮食问题。毛泽东把粮食问题讲得这么重，两年后就成了要害问题，有人说中国人的吃饱问题解决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国实现了“亩产万斤粮”。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予以批判，但却还是造成了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从粮食，毛泽东看得更为深刻，看到了官僚主义和官僚体制的危害，这也是文革的根源。说到底，这还是发展经济为了谁，是为人民群众，还是为了官？这个问题今天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第二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今天的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是实与虚的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都是实体产业，现在已经与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虚拟和泡沫经济产生了激烈对抗，脱实向虚泡沫化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危害）。
四、沿海和内地
毛主席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如今，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当年论述这个问题， 与备战备荒为人民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从战争方面去考虑，今天中国沿海城市的过度发展已经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一段 时间认为战争已经不存在了，是一种幻想，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人类问题。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已经非常的现实和迫近，现代化战争对大城市的摧毁和损害 已经是战争考虑的要害问题。这不能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而是有些人的见识太浅，如此浅显的规律都不顾。另外的问题就是地区间发展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非常突出。第三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是把农村城市化还是消灭农村将农民搬到城里的问题。这三个都是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也是短期和长远发展的问题，是长远发展还是急功近利的问题）。
五、经济和国防
毛主席说：国防不可不有。如今，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如今开始能造了。
我们如今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如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如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如今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造原子弹得不偿失，是好大喜功。这是前些年有些人攻击和否定毛泽东的直接论点。他们把抗美援朝也否定了。中国军工也经历了艰难时刻，军转民和大量项目下马，而军队却要经商，可以说是混乱不堪。十八大以来，得以纠正，中国军工近年迅速发展。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安全问题。毛主席主张汽车、飞机等重要产品要自主制造。后来40年放弃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无度开放市场，危害巨大，在一些重要产业受制于人。第三是毛泽东主张精兵简政减少行政支出，支持经济和国防。现在是走了相反的道路，行政机构庞大，官员巨多，财政支出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具体明确但很要害的问题）。
六、民生
毛主席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如今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毛主席这里讲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现在，集体这个概念没有了。国有企业还有，但总的来说企业私有化了，就是老板个人。那么个人呢？工人下岗了，农民单干了，集体解散了。国家的基础严重受损。40年中国经济增长100倍，但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却成了中国老百姓身上的四座大山。对农民的剥夺甚为严重，所谓城市化实际上是逼农民进城买房为政府财政和开发商的财富做贡献。因此现在已经提出农村振兴，民生也成为重中之重，建立全民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制度建设已经提上重要日程，中国发展这是最需要补的一课）。
毛主席说：国防不可不有。如今，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如今开始能造了。
我们如今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如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如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如今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造原子弹得不偿失，是好大喜功。这是前些年有些人攻击和否定毛泽东的直接论点。他们把抗美援朝也否定了。中国军工也经历了艰难时刻，军转民和大量项目下马，而军队却要经商，可以说是混乱不堪。十八大以来，得以纠正，中国军工近年迅速发展。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安全问题。毛主席主张汽车、飞机等重要产品要自主制造。后来40年放弃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无度开放市场，危害巨大，在一些重要产业受制于人。第三是毛泽东主张精兵简政减少行政支出，支持经济和国防。现在是走了相反的道路，行政机构庞大，官员巨多，财政支出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具体明确但很要害的问题）。
六、民生
毛主席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如今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毛主席这里讲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现在，集体这个概念没有了。国有企业还有，但总的来说企业私有化了，就是老板个人。那么个人呢？工人下岗了，农民单干了，集体解散了。国家的基础严重受损。40年中国经济增长100倍，但是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却成了中国老百姓身上的四座大山。对农民的剥夺甚为严重，所谓城市化实际上是逼农民进城买房为政府财政和开发商的财富做贡献。因此现在已经提出农村振兴，民生也成为重中之重，建立全民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制度建设已经提上重要日程，中国发展这是最需要补的一课）。
七、中央和诸侯经济
毛主席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这是中国国家体制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强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强调行政体制的活力。现在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地方出现诸侯化，村霸都大量出现，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土垒子都有经济的支撑。房地产成为地方诸侯经济的主要来源，卖地为生，供养起庞大的的地方政府，他们有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诉求，甚至对抗中央。2016年中央去库存，地方政府卖地3.2万亿；2017年中央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卖地5.4万亿，公开对抗中央。而权贵集团的出现也是对中央核心的威胁。加强中央核心统一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已经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毛主席还讲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个平衡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问题。近些年来，民族冲突和战争成为世界焦点，可见毛主席的眼光洞察千秋）。
毛主席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这是中国国家体制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强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强调行政体制的活力。现在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地方出现诸侯化，村霸都大量出现，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土垒子都有经济的支撑。房地产成为地方诸侯经济的主要来源，卖地为生，供养起庞大的的地方政府，他们有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诉求，甚至对抗中央。2016年中央去库存，地方政府卖地3.2万亿；2017年中央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卖地5.4万亿，公开对抗中央。而权贵集团的出现也是对中央核心的威胁。加强中央核心统一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已经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毛主席还讲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个平衡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问题。近些年来，民族冲突和战争成为世界焦点，可见毛主席的眼光洞察千秋）。
八、是非问题
毛主席还论述了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又讲了是非问题。
毛主席说：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革命、继续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问题。现在习主席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但在过去的40年里，这些问题被看作”极左“而被 否定了，以发展是硬道理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致使今天腐败横行，社会堕落，人心丧失，黑恶势力当道。经济发展就不问是非，不分是非了，不分黑白了？荒唐到了极点）。
毛主席还论述了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又讲了是非问题。
毛主席说：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革命、继续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问题。现在习主席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但在过去的40年里，这些问题被看作”极左“而被 否定了，以发展是硬道理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致使今天腐败横行，社会堕落，人心丧失，黑恶势力当道。经济发展就不问是非，不分是非了，不分黑白了？荒唐到了极点）。
九、对外开放
毛主席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如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如今有如今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如今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如今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如今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如今，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不断地有人批判毛主席闭关锁国，现在是全球化经济，世界是平的，毛泽东那一套过时了。读读毛主席这一段 讲话，毛主席不是很开放？并且是科学开放，不是盲目开放，不是一味地开放，最近中美贸易冲突，甚至被 美国直接宣布为敌人，说明前些年的对外开放问题很多）。
毛主席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如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如今有如今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如今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如今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如今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如今，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不断地有人批判毛主席闭关锁国，现在是全球化经济，世界是平的，毛泽东那一套过时了。读读毛主席这一段 讲话，毛主席不是很开放？并且是科学开放，不是盲目开放，不是一味地开放，最近中美贸易冲突，甚至被 美国直接宣布为敌人，说明前些年的对外开放问题很多）。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长着，而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4.6％。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8％。其后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速度受到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间，工业生产仍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1952年到1976年，我国的钢铁产量从140万吨产量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0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12万吨增长到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增长到869.3万吨；毛泽东去世时的中国，已经能成批地生产喷气式飞机、拖拉机、火车机车和现代海船。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76年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把卫星送上轨道。中国还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中国成了拥有核武器的强国。
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在1952年，工业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但到1975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只占28%。可见毛泽东时代绝不是经济停滞的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壮举之一。
在农业发展方面，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完善，由于毛泽东对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诸方面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2378万担增长到1978年的6095万担，年均增长3.6%；棉花产量从1952年的130.4万担增加到1978年的216.7万担，年均增长1.97%。
现在人都说,毛泽东时代人民吃不饱,是改革开放让我们吃饱了饭,的确现在比前吃得饱,也吃得好,但小编有两个疑问:
一，毛泽东时代之前旧社会的人民是不是吃的很饱?土地是不是在人民手里?
二，改革开放天上会不会掉粮食?
细琢磨后小编认为，粮食增产必须具备五个要素:
一丶种子改良，原来老种子一亩产3到4百斤是毛主席号召科学种田，县里有农学院,公社有农科所,研究出杂交水稻,各生产队有实验田,什么薄膜育秧,小苗带土,进行各实验,那时杂交水稻就能产720斤一亩.基本翻倍，当然没有现在产量高，现在亩产1200多斤.袁隆平就是从农科所出来的，那时农民还不愿意种杂交水稻,说没有老种子的饭香好吃，但随着人囗大量增长,一般一个家庭五六个孩子,上级要求各生产队必须按一定面积比例种杂交水稻,谷子大部分用于交公粮,那时工人一般吃陈米,新谷米要存起来备战备荒，当时工人是按人日定量供应,农民也是按人囗定量供应,加上杂粮基本能吃饱,
二.丶兴修水利，旧社会种庄稼靠天吃饭,毛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号召大修水库.流灌化,使庄稼旱涝保收,大修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儿,村道,庄稼地修机耕道,开荒造田平整田地,开发北大荒,如今变成了北大仓,新疆建设兵农恳,重整山河,为实现机械化做好了准备工作,(那时有的地方就用上了拖拉机耕田,抽水机代替水车,打谷机,插秧机,收割机)
三丶建造化肥厂，原来的肥料是猪粪牛粪，草皮，红花草(又名紫云英)，又称农家肥,解放后各县建化肥厂，氨厂,当然没有现在肥料的种类多.现在田地基本没种红花草了,全靠化肥,
四丶兴建农药厂,解放初期是没有农药的,虫害只能靠青蛙,鸟,蛇,昆虫等生物连,记得最早的浓药是六六粉,后面是敌敌畏，再后来是乐果，再后来就是甲安伦，毒性很强连青蛙,蛇等全部毒死才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五丶田间管理，只有具备上面五要素粮食才能增产,
综合所述,上面五个条件,最少有四个条件是毛主席时代完成的!
毛主席说:"以粮为刚"有了粮食,牛羊猪,鸡鸭鹅,水产就有饲料,禽蛋就会多,各种糕点就有了原料,农副产品就会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好了,一定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革命前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要记得摘果子的人,更要记得种果树的人!所以说吃饱饭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革命前辈!
改革、开放这两个词，这些年来人们使用得很多。大众传媒上天天可见。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屡见不鲜。不少人认为只要表示自己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也有的人认为只要把自己想要搞臭的人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就可以把他搞臭。他们造谣说：毛泽东时代是僵化的，不进行改革的；是闭关锁国的，不开放的。所以导致中国发展缓慢、贫穷落后。本文的任务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击破这些谎言。本文将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来证明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位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系统理论，也有丰富而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的实践。
一、毛泽东关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他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纪录的论点汇编》第5—6页）
改革是事物在长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领导过许多改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并领导了根据地的政治改革，把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并具体规定在政府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中等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支持。（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到了一九四二年，毛泽东根据各抗日根据地困难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又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压缩军队和政府人员的数量，提高质量，使我们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巩固了根据地，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并领导了根据地的文化改革。他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的学风，要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反对为地主资产阶级和汉奸服务的文艺；反对片面孤立地强调提高，忽视普及，提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正确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个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文艺改革，不久便涌现出一大批好的音乐、戏剧、小说和诗歌，使根据地的文艺欣欣向荣。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还提出并领导了经济改革。抗日战争时期，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又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五卷中，几十次提到土地改革问题。他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7页）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由于他们的积极参军、参战和努力生产，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平叛、剿匪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页）在这方面，我们清除了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充实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使教育向工农子弟敞开大门。我们对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扩大了招生数量，适应了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
1959年，在西藏地区开始进行民主改革。我们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参加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奴隶主，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彻底消灭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也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经过党和政府的大力整治，解放后很快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了这些丑恶现象。形成了新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引得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惊奇和称赞。
毛泽东是在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主要领导人。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领导我党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犯罪的，要坐班房，要杀头的。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出书办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都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的奋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
我国农村的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第44页）
中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毛泽东领导我党，创造了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把民族资本家的私有制工商业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工商业。先是通过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锐、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对资本家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进行揭发批判和惩处，粉碎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在处理时又区别轻重，团结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使绝大多数民族资本家还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和工人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和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实际上把很大一部分企业管理权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手里。
接着采取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办法使国家同民族资本家在流通领域建立起固定有序的联系，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公私矛盾，劳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是已从流通环节上卡住了资本家，便于使他们接受下一步的改造。
接下来是推行公私合营。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企业已成公私共有，由国家派干部去管理和领导，利润分配上资本家已只能按私股比例取得一份，其剥削受到了限制。公私合营后生产力迅速提高。同时又大力发展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工业。到了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和合作社营的工业产值已占67.7%，公私合营已占16.1%，私营已只占16.2%了。而在私营工业产值中，有82%已纳入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在商业领域的情况也与此相仿，这就为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怀仁堂邀集全国工商联人士座谈，并向他们作了恳切的讲话，劝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表示党和国家会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在政治上、工作上适当安排。在经济上执行赎买政策。鼓励他们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6年初，全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对原来的私企主进行了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
定股，就是对私企主的生产资料估价定股。到1956年底，全国私股共为24亿元。
定息，就是国家给私股每年发5%的股息。每年共付股息一亿二千万元。十年之后，股息取消。
人事安排，就是让原私企主都有事做，量才使用，适当照顾。有的参加生产劳动，有的担任管理人员或技术工作，有的还当了国家干部。
用这些办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自愿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就是要逐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毛泽东领导我党，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探索到并胜利实现了这个消灭剥削阶级的新办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在一场涉及几亿人口的与传统私有制决裂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一点差错都没有。发现偏差，及时纠正，就符合人民的利益。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呢？毛泽东又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7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重要著作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提出了重大的理论观点，从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和概念。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器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4页）这就为进一步推行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建国初期，中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使我们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毛泽东是我党最早反对照搬苏联的做法，最早主张要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人。他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与苏联的做法不同的创见，这实际上是对许多方面的重大改革。例如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苏联是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我们要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使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反过来又可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苏联是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则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苏联是重视中央企业、大企业，我们则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样就提高了发展速度。毛泽东说：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众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5页）
在企业管理体制上，毛泽东认为中央和省市，应该使企业有适当的自主权力，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1958年，当“共产风”在许多地方猛刮的时候，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7—440页）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所以扩大商品生产十分必要。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是实行一长制的。苏联的，也是实行一长制。但毛主席却使中国的公有企业管理具有中国特点，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泽东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而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摘编》第80页）
1960年3月11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企业管理经验极为赞同，作了批示，把这个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与苏联实现一长制的“马钢宪法”相区别。鞍钢宪法主张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大稿合理化建议，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毛泽东倡导的改革，既包括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方面。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就开始了对汉字的改革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艰苦工作，于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简化汉字的联合通知》。如今，在中国大陆上所有人使用的汉字，都是文字改革后新规范的，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是不搞技术改革的时代的人，也无法否定文字改革为我们认识、书写汉字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一方面，他提倡大力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引导知识分子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重视利用实际例子开展对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毛泽东又支持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解决科学文化领域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
在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争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中，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最好的助手，认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反对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我们举一漏万地叙述了毛泽东倡导的许多重大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目的是用铁的事实封住造谣者的嘴巴。用铁的事实，擦亮无知者的眼睛。下面，我们再引用一段毛泽东关于将来也还会有改革的预言来使那些把毛泽东排除在改革倡导者之外的人更加不得人心。毛泽东说：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有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候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会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8—319页）
毛泽东在拥有长期、丰富是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搞好各个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是：
一、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改革是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将来的共产主义。像赫鲁晓夫那样把苏联共产党改成“全民党”，把苏联改为“全民国家”是毛泽东解决反对并深刻批判的。
二、在改革中要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左”倾冒进。主张“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三、要从实际出发，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
四、在改革中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二、毛泽东关于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改革是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开放是调动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对开放的重视是建立在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他在《矛盾论》中就已指出：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他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的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毛泽东历来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 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 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开放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一相情愿是不行的。我们要开放，敌人要封锁，就开放不成。毛泽东说：
“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同上书第1507页）
新中国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制裁”，禁止向中国输出各种战略物资。 1949年11月22日，西方国家还成立了“对过程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蒋介石的海军对中国大陆的港口实行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蒋介石海军的拦截。把闭关锁国的罪名安在毛泽东头上的人，完全是颠倒黑白！ 完全是在为敌人开脱罪责！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只 是面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决定与我国建交，互派大使。十二月六日，毛泽东亲赴苏联，经过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订了苏联贷款帮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这是十分优惠的。后来，苏联又帮助中国援建了156个大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展。毛泽东说：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
对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毛泽东主张区别对待。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同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时也要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同上书，第402页）
对外开放，一个是向外国学习，另一个是对外国进行国际主义的援助。在向外国学习方面，毛泽东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同上书第285—287页）
毛泽东以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战略眼光，积极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认为亚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这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打击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力量。在亚洲我们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支援了柬埔寨和老挝的抗美斗争。仅1971年到1973年，中国向越南援助金额就达近90亿元人民币。对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我们都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这些对外援助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发展，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
1971年10月，在主要是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和权利。
要扩大开放，就必须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重要方针。“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外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传》第57页）
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建国初期，我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23个国家建交。在1956年到1965年，又有24个亚非拉国家以及法国和南斯拉夫与我国建交。从1966年至1976年，又有64个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和美国与我国建交。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11个。这些打破封锁、扩大开放的成绩难道不是毛泽东及其亲密战友周恩来等创造的么？
毛泽东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对外贸易关系。毛泽东说：“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90—191页）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利的，需要交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71页）他指出：
“对外贸易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41页）在毛泽东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外贸工作逐渐冲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阻挠，不断扩大。196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以后就年年举办。到1973年底，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有150个，中国在亚非拉和欧洲共25个国家举办了贸易展览会，与世界上550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并参加了国际博览会。
在外贸工作中，我们还十分重视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从1950年到1976年，在我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生产资料的进口占80％多。50年代，我国主要是从苏联和欧洲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和设备。60年代，主要是从日本和西欧国家引进新技术和设备。主要是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等。1972年前后，我国决定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26套成套设备，其中包括一套一米七轧机、13套大型化肥设备、三套电话设备、三套石油化工设备、三个大电站以及汽轮机、燃气轮机和透平压缩机等。1973年初，又增加43套综合采煤机组和其他项目。总计43亿美元。这些都是经毛泽东批准的。这些技术设备的引进，对于填补国内某些技术空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1970年到1975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4 5.9亿美元增加到1475亿美元。五年间增加了22倍。
这些事实，不明历史真相的人可以去查阅历史资料。而一小撮肆意歪曲历史事实、恶意攻击毛泽东时代是“封闭的”、“不开放的”那些人，是何等可耻！也是极其可笑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
毛泽东关于开放的教导，对我们今后仍有指导意义。这些教导是：
开放是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开放决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
开放是为了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为了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决不能搞民族利己主义。 开放要分清敌我友，区别对待；
开放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决不允许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对外国的东西要区别对待，学习其好的东西，拒绝其落后的、腐朽的东西。
只有坚持上述原则的开放，才是正确的开放。一切不符合上述原则的开放，都是错误的开放。错误的开放既违背爱国主义，也违背国际主义。我们要拥护正确的开放，反对错误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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