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石思想】中共七届中委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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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礼堂坐落于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1945年，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会议背景】早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直到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 民主、 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七大会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召开的，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指明抗战的前途和任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会议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２０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会议通过的党章】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对党章有重大调整。此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以及党章发展史上，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首次在条文前面增写总纲
过去党章只有条文没有总纲，而条文部分主要是党员和组织行为规范的要求。七大党章把政治纲领主要政策放在条文的前面，以总纲的体例确定下来。总纲对内容也作了规定，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党的领导权、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同时要求党员必须有群众的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并首次把党的宗旨写入总纲。
首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党内形成共识，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被实践证明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可以用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来独立自主处理党内的事务，因此在七大党章修改的时候，删掉了六大党章关于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和条款。这表明我们党可以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思想独立自主处理党内事务，提高了独立性和理论创新能力。
贯穿了坚持群众路线的主线
坚持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取得革命领导权、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根本。七大党章贯穿这一主线，一方面要求党员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相信群众自己可以解放自己等这些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警示党员不要脱离群众。1945年的共产党队伍已经壮大，革命形式也比较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各种各样脱离群众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敲警钟提醒党员不要脱离群众。
发展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一次强调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和集中指导下民主相结合。它强调民主集中制要防止两个误区：一个是过分强调民主，即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第二个是过分强调高度集权，这都不是对民主集中制真正含义的理解和把握。
对党的组织结构做了规范和调整
第一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即通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增补和调整中央委员以及候补委员；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或者延期举行，这样的规定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
以正式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党员的四项权利和四项义务
过去是散见在具体条文里面，这次集中、明确地做了规定，非常细化。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一）
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这次大会是在经历了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之后举行的一次党代会，整风后，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这届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与这个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中央委员44名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秦邦宪
候补中央委员33名
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
这77名委员包括五大类：中央领导人，中直军直负责人，各大区负责人，各大区下辖二级区负责人，国统区负责人。
77名委员中有3/4是第一次进入中委（含候补中委，下同）。有1/4是前6届中委，他们是：第3届：毛泽东，第5届：李立三、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毛泽东、陈潭秋，第6届：关向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以下为各次会议增补：）陈郁、陈云、朱德、陈潭秋、博古、刘少奇、王明、张闻天、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徐向前、李先念、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
（二）
在这份中委名单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即所谓的28个半，由于延安整风的影响，这次地位普遍下降。原中共太上皇、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王明、原中共总书记博古分别排在中央委员的倒数第一、二位，王明的选票仅有321张，这还是毛泽东力保的结果，否则连中委都难进去；前任总书记洛甫结局是最好的，也仅排在26位；原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王稼祥最冤枉，对毛而言，他的功劳是最大的，几次在关键时刻扶助毛泽东上位，但一般代表不了解情况，使他竟意外落选中委，最后在毛的极力推荐下才当选为候补中委；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则连候补中委都未进入。其实，杨尚昆一直表现都很好的，他从未参加过左倾教条主义者搞的那些宗派活动，是个很本分的人。凯丰虽然在遵义会议上很猖狂，但后来也表现很好，本来已列入本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但伍修权在大会发言，揭露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结果使他落选。原山东根据地最高领导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也是因为受教条主义牵连，与中央委员失之交臂，并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在这份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名单中，人们会很惊愕的发现两个重要人物票数特别低，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德怀。周恩来是我党资深领导人，当时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司令，1943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还排在中央第六位，而这次两人排名分别仅在23、33位，低得出乎意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原因是这样的：延安整风通常都认为是整教条主义，其实，整风是左右开弓，既批教条主义也批经验主义，周恩来就是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因此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声望大大下降，导致选票大为减少。至于彭德怀，因为脾气不好，人缘一向很差。这次票少更有一个直接原因：七大之前，延安召开了一次华北问题座谈会，讨论八路军华北抗战问题。会上，彭德怀因为百团大战以及历史上与毛泽东的纠葛等原因遭到了几乎一边倒的批评，这极大影响了他的声望，以致于他的选票在十大元帅中竟列在最后一位。由于周、彭以后依然位高权重，这段历史有意无意被淡化了，因而很多后来人第一次看到这份名单时，都会感到惊讶。
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不少，比如上面列举的那些，而经验主义代表人物除周恩来外还有谁呢？似乎没有明确人选。据苏联驻延安的联络员孙平后来说，经验主义者还有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吧。其中刘伯承应该属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兼有者。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有一个陈毅，他在整风时也挨整了，这让他耿耿于怀许多年，直到文革时期的“二月逆流”还大发牢骚，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此外，还有两个老资格领导人李维汉（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主持者）和邓发（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应该也属于经验主义者，这次也因此落选中委。
（三）
本届中委中，二、四方面军人数明显偏少，二方面军只有贺龙、关向应、王震三人当选。四方面军只有徐向前、郑位三、李先念、王维舟四人当选，其中郑位三还可算红25军代表，王维舟则实际上代表的四川，正宗的四方面军只有徐、李二人。
二方面军入选少是因为部队本身势力较弱，人数偏少，二军团里老资格的高级干部都被夏曦杀光了，新晋者资历太浅。六军团则是中央苏区的一只偏师，级别不高。军团长萧克倒是资历够格，但因在张国焘事件中表现动摇，让毛很生气，结果没能进入中委。
四方面军完全是受张国焘所害。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时，杀了很多老资格的高级干部，之后提拔的年轻干部资历太浅，这是第一个原因；他在草地搞分裂、另立中央，四方面军一大批人跟着起哄，也影响了中央后来对四方面军人员的看法和使用，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以及沙窝会议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的周纯全等人因此都没能进入中委。还有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徐海东，后来是一方面军，他没能进入中委主要是身体原因。
这次会上，井冈山出身的干部大量进入中委。仅红四军、红一军团出身的（不算朱、毛）就有：林彪、罗荣桓、陈毅、邓小平、曾山、聂荣臻、谭震林、张鼎丞、谭政、刘晓、粟裕、宋任穷、张际春、罗瑞卿、张宗逊等十五人。不过，有三位老同志何长工、罗炳辉、李卓然名落孙山，他们都是资格老、功劳大，只是在张国焘事件中表现不好，殊为可惜。另外还有一个陈光，绝对应该进入中委会的，他为何落选这是个谜。
（四）
本届中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华中新四军系统人数特别多，是各战略区里最大的一股。新四军的级别只相当于八路军一个师，也就是跟115、120、129师平级，华中也仅是我党六大战略区之一。但这次选举结果，八路军三个师发展起来的山东、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以及中央所在地陕甘宁几个大区，基本上都是大区级领导人进入中委，二级区进入的很少，只有王震、宋任穷、王维舟、万毅、张宗逊、陈赓、习仲勋区区数人，还都是候补中委。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每个师以及相应的二级军区都有负责人入选，而且颇多正式中委，比如一师的粟裕，二师的谭震林，三师的黄克诚，四师的邓子恢刘子久，五师的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七师的张鼎丞，加上军部华中局负责人陈毅、饶漱石、曾山、张云逸，共有13人当选。（如果再加上刘晓、刘长胜、曾镜冰及南下支队的王震、王首道，就有17人。）新四军六个师（一师和六师是一个机构俩牌子）只有四师和二师师长没有当选，四师因为彭雪枫牺牲，继任者张爱萍资历浅倒也罢了，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罗炳辉没当选最难堪了，主要是因为他在一四方面军分裂时投张反毛太积极了。不过，后来把他提升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也算是另一种安抚吧。
新四军入选者多，应该是地盘大的缘故，八路军五个战略区也只有山西河北山东加上陕北三个半省，而新四军一个战略区就有江苏安徽湖北河南三个半省加上浙江江西福建湖南部分地区，其中新四军五师还是由中央直接指挥的。而且在对外宣传上，新四军毕竟是和八路军并列的一支部队。
说到新四军，还有两支部队也应该提一下，一个是华南抗日纵队，一个是东北抗联。这届中央委员中没有这两支部队的代表，应该是个缺憾。
朱德在七大作军事报告时，是将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列的，但华南抗日纵队并非一支部队，而是有七支武装，互不统属，其中最大的一支东江纵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都级别太低，所以就空缺了。
东北抗联当时已被打散，代表人物杨靖宇牺牲，残余部队退入苏联，应该没有代表人物了。不过，有一个人，如果当时被选入中委就好玩了，他就是崔庸健，后来的朝鲜元帅，国家副主席，当时任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也可以算代表人物吧。崔庸健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朱德、叶剑英的学弟，周保中的同学，后到黄埔军校5期当区队长，可算是许光达、赵尚志、陶铸、宋时轮、张宗逊等人的老师。他1926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起义，当过抗联第七军军长。朝鲜光复后，他回国担任了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国防部长。如果他在七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还会回朝鲜吗？不晓得。
（五）
本届中委分类（大致）
中直（军直）系统负责人：林彪、徐向前、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李富春、蔡畅、陆定一、吴玉章、徐特立、王明、博古、王稼祥、陈伯达、古大存、陈郁、乌兰夫、王从吾
西北区+晋绥（陕甘宁晋绥联防）：贺龙、谭政、王维舟、习仲勋、萧劲光，关向应、林枫、吕正操、张宗逊
华中区：饶漱石、张云逸、陈毅、郑位三、曾山、邓子恢、张鼎丞、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陈少敏、刘晓、刘长胜、粟裕、曾镜冰、刘子久，王首道、王震
山东：罗荣桓、黎玉、万毅
晋察冀：聂荣臻、程子华、李葆华、刘澜涛
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张际春、陈赓
大后方（南方局）：王若飞、邓颖超
另外：李立三当时尚在苏联，廖承志、马明方尚在国民党监狱，陈潭秋已经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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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和王稼祥之间关系的猜疑。实际上，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的《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解释。只要对这段讲话略作解读，就不难找出其中原因。
王稼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和延安军委总部，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一年半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这样，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也就不存在了。不过，王稼祥仍然担负了重要职位。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王稼祥同时还是由刘少奇任书记的组织委员会成员。实际上，这时王稼祥伤病复发，已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据中央决定因病休息3个月。
一贯谦虚谨慎，不讲自己功劳、只讲自己过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说：“从1938年我回延安担任军委和总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脱离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犯错误比较少的一段时间。”事实上，正是在这段时间，王稼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对党的事业、对中国革命事业、对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他本人也锻炼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这是一篇已被历史公认为全党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
王稼祥的住处也由杨家岭迁到枣园，又由枣园迁到王家坪。有时在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检查治疗，有时在住处疗养。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举行。会议的任务有两项，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全会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这次全会。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阶段，1945年3月29日，毛泽东批示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还要写出意见；并给王稼祥也发了一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经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为了提交4月20日七中全会最后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讨论，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即草案第三次稿，这个稿本也发给王稼祥一本，征求意见。病中的王稼祥，深知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为认真负责地进行审阅并提出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除了对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写了意见给毛泽东，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对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第三稿的意见。这两封信，已编入《王稼祥选集》，篇名为《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王稼祥在信中说：“七大政治报告是救国建国的纲领，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纲。这两个文件，我都完全同意的。”信中说：一切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党的批评，并着重谈了检讨自己错误的一点经验。“严肃的态度就是先抛开一切荣誉、责任与舆论，抛开自己的主观，来看问题的本质，来看客观。即：自己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点所主张所实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他认为，对自己检讨之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过程，是他在病中长期回忆的一点经验，这对犯原则错误的同志去想问题，或者会有一点帮助。这对党检阅任何一个政策的过程，或者会有一点参考价值。在这两封信中，他诚恳地申明：“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康健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济，思路前后不连贯，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于1945年5月2日对王稼祥的这两封信做了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无表决权）。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七大主席团在各代表团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提出94人的预选名单，并决定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中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这十年，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确：有的人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
王稼祥经七大主席团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但是，在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中，他只得了204票，不足半数，落选了。
王稼祥为什么会落选？我在研究王稼祥的过程中，曾作为一个问题，注意从访问当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和查找相关资料中努力寻求答案。
七大代表、当年担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编在中直、军直代表团）说：“1943年秋，稼祥同志患了严重的胃肠病，因而没有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这是最简洁、概括和准确的说法。
七大代表，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的曾涌泉，编在华中代表团，和陈毅同在华中代表团的一个组（陈毅是组长）。他回忆说，在讨论正式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陈毅同志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把稼祥同志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就是起了这样的重要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以后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主席对那些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同志，都是要团结的，还是要把他们选为中央委员，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第一次选举正式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同志仍然落选了。当时大家对他在遵义会议上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知道的。但也有些同志对他并不怎么了解，据说是因稼祥同志对下级态度生硬，民主作风差，而没有选他。”华中代表团这个组的讨论情况，有一定代表性。
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1997年7月16日，笔者在访问杨尚昆时，关于王稼祥七大中央委员落选一事，他说：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派浓的干部。在中央苏区，他和下面干部缺少交流，人家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有这个职务，是毛主席相信的。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缺点。”“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按照情况来讲，他应该是王明路线里的一个重要人物。”王稼祥作为一个留苏学生，回国后工作做得不多，但一下子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很多干部，包括一些经过长征的老干部，还是认为他是王明路线里的人。这也不错，开始他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但实际上，王稼祥进中央苏区后就逐渐了解了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所以，他在很多时候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时他又有病，这样慢慢地他也不管什么事情了。“由于大家对王稼祥同志缺乏了解，很多人把他和王明摆在一起，没有选上中央委员”。
王稼祥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平时同干部、群众的接触少，这同他的性格有关。大家都很尊重他，但缺乏交流。在延安时期，他身兼数要职，工作劳累，身体又有病，有时在主持会议或听取前方各部队、各根据地负责人汇报时，或者因为汇报人讲得罗嗦，抓不住要领，或者因为会议时间已经开得很长，需要留出时间由他做结论，有时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打断别人的汇报，往往由此引发一些同志对他有意见。有的代表看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信，不满意，认为写得太简单。这些都可能是影响他当选中央委员的原因。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共三个部分：一、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34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二、对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整个讲话共4页，第二部分讲得最多，篇幅最长，占了2页半，也最着力。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对王稼祥做了评价，指出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还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特别讲到了他在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即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他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并一篇一篇地列举了这些文件的名称。毛泽东说：“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他在讲话中，针对代表们提出的对王稼祥意见，有针对性地做了解释。他说：“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说：“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使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是“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由于中央委员落选，当然不能再进入政治局，这在王稼祥的革命生涯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考验。这时他仍在王家坪住处病休。许多同志包括朱德、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等，先后来看望他，一方面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同时也怕他难过而来安慰他。王稼祥笑着迎接大家，而不谈及此番落选之事。杨尚昆回忆说：“‘七大’选举中委，他落选的那天，我从杨家岭跑到王家坪去看他，他笑了笑，对我说：没有什么，我没有选上还好一点，我的身体不好，选上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不好。”王稼祥对正式中央委员落选一事能处之泰然，彰显出把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七大后，王稼祥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前往苏联治病。初步康复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首任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对他的后半生所做的贡献应该如何评价，同王稼祥相知有愫的胡耀邦讲了一段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话：“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是二十年如一日。我不敢颂扬他干一行精一行，但应该说他干一行钻一行；不能说他没有失误之处，但可以说，他的工作是深思熟虑和卓有成效的。他对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提出过不少独到的意见，有些意见尽管当时没有被接受，但是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客观的远大眼光的。”他说：“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在我们党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央决定列举的我党建党以来三十八名卓越的领导人物，就有稼祥同志。他是当之无愧的。”
王稼祥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回顾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所做的关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要求大家重视候补中央委员选举时讲的那些话，真是富有预见性。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王稼祥出席了这次全会。3月5日下午3时，二中全会正式开会，首先由周恩来报告：共到中委53人，因4位中委出缺，依次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正式。出缺的4位中央委员是：关向应、陈潭秋、王若飞、秦邦宪（关向应，1946年7月21日因病在延安逝世；陈潭秋，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后，于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因消息隔绝，中共七大仍选举他为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4月8日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在全会上做了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全会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告。在3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王稼祥做了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当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主要原因应当归功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发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整风的自我检查，第二部分是对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补充几点意见。据《杨尚昆日记》（上）记载：“3月10日会议发言者为（王）稼祥、（聂）荣臻、（习）仲勋、云泽（乌兰夫）。”“稼祥对自己错误，亦有好的表示，把自己比如‘木炭汽车’。”
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内定王稼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驻苏大使。1949年6月，他作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商谈有关筹建新中国的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10月20日，王稼祥率参赞曾涌泉等一行离京赴任。王稼祥除携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盖章的国字第壹号国书外，还携有毛泽东1949年10月20日给斯大林的信。信的全文如下：“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致以同志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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