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石聚焦】刘鹤访美，所为何事？
中国外交部2月26日举行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提问称，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将赴美访问。请予证实。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应美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将于2月27日至3月3日赴美访问。届时，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合作交换意见。
外媒盛传的刘鹤访美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
今天下午，外交部确认，受美国政府邀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于2月27日至3月3日赴美访问。届时，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合作交换意见。这也可能意味着，刘鹤将主导今后的中美经济对话。
在十九届中央三中全会会议期间、两会之前访美，特殊的时间点已然引起大众的高度重视。再联系到2月8日、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的访美之行，这意味着，中国在一个月内派出两名政治局委员访美，几乎是史无前例。
此行的意义可见一斑。
背景
其实，早在几天前美国媒体率先爆出这一消息时，各大西方媒体已经纷纷开启福尔摩斯模式，猜测可能谈及的议题。这其中，“押宝”最盛的，就是经贸问题。
包括《南华早报》、《纽约时报》等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指出，自从去年7月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之后，双方之间的第二轮全面经济对话就迟迟得不到推进。尽管一些媒体也提出，几周前杨洁篪访美，双方已经明确将于今年重启第二轮经济对话，但渲染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和紧张情绪的西方媒体不少。
最早爆出刘鹤访华消息的美国媒体Axios也认为，刘鹤此行就是为了“就特朗普政府想要什么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一揣测当然有其理由。的确，过去一年多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当然，严格来说，是特朗普“戏”有点多。
姑且不论其在竞选期间就屡次剑指中国，单是去年11月，刚刚在访华期间从中国带走2500多亿美元大单，随后就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足够让许多中国民众恼火。
除此之外，去年以来，特朗普还高调对中国挥起“301调查”的大棒，多次以安全为由叫停中资背景企业在美的收购，声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对进口自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展开安全调查（232调查）……
如此之下，中国也做出强势回应。今年2月4日，中国开始对进口自美国的高粱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月17日，商务部又对美国的232调查作出强势回应，称其“毫无依据”。
略显紧张的氛围，再加上媒体的多番渲染，就连学界也一度认真讨论起“中美之间会不会有贸易战”这个话题起来。
重点
那么，刘鹤此行会是重点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吗？
要真这么想，格局似乎就小了点。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看来，虽然最近中美贸易争端炒得火热，但其实，争端涉及的贸易额占中美贸易总额的比例非常小。反之，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2016年的双边贸易额较1992年增长了28倍多。
据相关数据，2000年以前，中美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比重尚不足4%；如今，这一比重已经达到14%。这说明，中美之间是处于高度“互相需要”的状态的。
“尽管特朗普一直拿美中贸易逆差说事儿，但是他想必也明白，一个国家的出口能力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进口能力则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梅新育说。众所周知，去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国内需求持续扩大，这必然带来进口需求的增长。要是因此就大做文章，称自己在双边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显然站不住脚。
更何况，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除北美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据官方数据，美国62%的大豆、14%的棉花、25%的波音飞机、17%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出口目的地都是中国。
而针对这次的新闻，《华尔街日报》还提出了一点，特朗普号称1.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在国内遇到了很大阻力。他们推测，中国可能对此予以支持。
其可能性自然有待验证，不过，在梅新育看来，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国内基本已经确定了坚强稳固的核心，而美国国内的政治内斗还非常厉害。说白了，特朗普要想稳步推进自己的各项政策，多少得“仰仗”中国的支持。
不久前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已经明确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举措，将超出世界的预期。很显然，这就是在给西方世界一颗定心丸：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这与特朗普在达沃斯上的讲话，其实是有着相同的理念的。那天，他一改往日形象，首度声明，“美国优先”不意味着独来独往……美国是做生意的地方，来美国吧！
可见，对于相互间的合作、开放和协调，两方是有共识的。
协调
是的，协调很重要。对于美中两个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尤甚。
梅新育举了个例子，当年日本处于幕府统治末期，大阪商人控制日本经济命脉，曾有过这样一个说法，叫“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而如今的经济学界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叫“中美关系一动，世界经济惊惧”。
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单中国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30%以上，中美加起来贡献率则超过50%。这种情况下，双方加强经贸联系，不仅对于两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更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意义。
不久前，美国股市发生了一轮比较剧烈的震荡。再加上今年又值2008年金融危机十周年，如今，不少市场参与者都在担心，美国接下来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已经声明将实施渐进式加息）的调整，是否会带来美股的大崩盘。
在此情况下，中美将如何协调两国的财税、货币政策，从宏观层面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显得尤为紧迫。
“虽然围绕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争端，会比较大地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但是客观来说，其对市场的冲击是有限的。反之，财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则会遍及市场的每一个部门”，梅新育说，考虑到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和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财税和货币政策这类更宏观、更影响全局的内容，可能会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之一。
刘鹤：比较两次全球大危机（观点精选）
野莽言：此文重要，现在更值得研读。作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从2010年起，在刘鹤的率领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多部门参加，作出了此项研究的总报告。文章发表于《比较》2012年第5辑，随即引发广泛关注，并于2014年获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篇雄文以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严密的逻辑，对两次危机的区别点和共同特点做了精湛分析。文章指出，两次危机发生前，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
在政策思考中，作者提出，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合理制定中国对外政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妥善应对经贸冲突和摩擦，均具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十点重要结论
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见表1、图1）。
表1、图1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
图2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图3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见图4）。
图4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
图5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图6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
三点政策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本文为要点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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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中国专家误判太多！特朗普减税成功，中国整个税收思维要变！
中美是当今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这两大经济体能否健康发展，对世界经济将产生直接影响。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对中美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现摘录如下。
中国专家预判错误太多，使我们在国际上被动
近几年世界经济有好几次重大波动，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很好的预测到。比如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就没有预测到，有些甚至预测不会爆发。我知道，美国高盛有几位经济学家是提前预测到的并写了报告。
还有，当时的石油价格一桶涨到147美元，我们的经济学家谁也没预测到石油价格还会跌到50美元以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位专家问我们："你们中国对于大宗商品降价有什么应对准备？"中方几位专家包括我在内竟然没有任何回应。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大宗商品会出现这么大的降价，特别是石油价格会降这么低。
在有些重大事情上我们不仅没有预测到，还出现了一些误判。比如：美国打伊拉克和利比亚。有人说，美国没捞到石油，反而中国等国到伊拉克买了几个油田，好像拣了个便宜。其实，这是个误判。美国打伊拉克、打利比亚，最关键的是确保石油美元。这两场战争打完后，石油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价。因为美国的页岩气技术取得了突破。实际上，页岩气技术突破早就有信息，但就是没有人预测到这项技术的突破会给全球能源结构、能源产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更没有人预测到这项技术会造成全球能源、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还有就是中国在马不停蹄的去产能，腾笼换鸟，驱赶各色各样的企业，君不见邪恶的劳动法，成为企业家们的一道魔咒，成为中国梦的隐形杀手和侩子手，经济这种东西需要市场的手去调节，你偏偏要动用行政手段去调控，现在好多企业都慌不择路搬离北上广深，搬离中国去东南亚。现在增长的速度都是虚胖和PPP大项目下来的虚假繁荣。要是李总理能够微服私访加上易容出巡，这样就会了解天下企业家多难多困苦。
2015年，经济下行，于是出现了很多形状，一会儿说是W型，一会儿是V字型，一会儿又说是L型。为什么到2015年底我们判断经济是下行呢？有些分析报告就说，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早就过去了。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搞了几万亿的投资拉动，这对政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就是批项目嘛！银行没有任何约束放贷，这就提高了杠杆率。通过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GDP又起来了。GDP起来税收也有了，就业也有了。
可是，这种格局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到2015年，这种形式的发展效率急骤下降。投资产生的GDP下降，投资形成的资产下降，投资带来的消费下降，再想通过提高杠杆率来扩大投资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
现在迫切需要我们研究的是"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重大的变动？"我认为，这个新的重大变动主要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涉华经济政策。当初我们对特朗普能不能赢得选举，能不能实施他在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预测到的。正是因为先期的预测失误，才导致特朗普上台后我们在应对他的经济政策上显得不够及时，甚至有些被动。
中国对特朗普研究不充分：我认为，美元会加息；特朗普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制造业回归并且掀起创新潮；特朗普减税会成功，中国却在失去理智地腾笼换鸟，挖空心思增加税收。
大家在研究预测特朗普的涉华政策时，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显然这些研究和讨论是不够的，也是不充分的。我认为，有4条是大概率事件，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并做好应对。
第一条是美元升值。实际上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美元就升值了，还要继续升值。最近美联储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清晰了。当美国的经济增长达到2%就算是很热了，就要通过加息给经济降温。现在美国的GDP为百分之一点多接近2%，而特朗普总统最终要实现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为实现这个目标，他还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是下降的。如果继续上升，那加息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至少会产生两个比较大的影响：
一个是国内的货币政策。因为我们国家发货币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我们的外汇储备。所有外汇都要我们的政府、人民银行收购，然后把人民币放出来。所以说，人民币M2占GDP很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外汇所放出的货币数量非常大。
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降到3万亿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发行的量可能不再增加甚至会减少。有的专家说，中国的杠杆率和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要去杠杆就会使得GDP下降。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去杠杆就是"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去杠杆又加了个前置条件，说是在维持总杠杆率不变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言外之意，就是说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可以适当提高，但总杠杆率不能再提高了！
然而，去年的杠杆率并没有降低，怎么做才能在政府和居民杠杆率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呢？这是一个挑战。这和我前面讲的由于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数量会大幅度减少就有联系。所以，2017年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这个量的变化，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美元加息的第二个影响是，因为美元加息，全世界的资金都会向美国流动，这个趋势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严格的说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是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了。
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跟别的货币的汇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美元对所有的货币总体上都是升值了。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效应，即全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
我想在中国也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美国，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金。因为国有资本往哪里走，不是企业看哪儿好就去哪儿。但是我相信民营企业的资金，有一部分会随着这个趋势而流向美国。中国的腾笼换鸟还在热火朝天，问题是笼子换了，新鸟没有归巢。税收流失了，基建增加了，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深圳的华为搬腾到近在咫尺的东莞松山湖，深圳减东莞增加，经济总量不见得增加了多少，增加的是虚高的土地因为华为的搬迁带来增值房地产增值。
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为百分之六点几。在投资领域，主要是靠国有资本支持的，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只有3%左右。而在国有资本投资里面，有80%以上是靠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像高铁、地铁这种投资在短时期内是没有盈利、没有回报的，正是这样一种投资格局支撑着我们去年的百分之六点几。
2017年，在美元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情况下，我们的民营企业有多少还在国内投资，这就是一个大问号。如果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仍然不高的话，那整个经济增长依靠什么来实现？
第二条是贸易战。特朗普在竞选中说要把中国确定为汇率操控国。如果这样，他就会给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增加45%的关税，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他即使不把我们定为汇率操控国，他也要采取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战手段，对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一些商品加大关税。其中有两个信号值得注意：一个是今年1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说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决定对中国厂商征收32.12％至52.51％的反倾销税。一个是2月2日美国商务部裁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了补贴，并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所以他要加75.60%的反补贴税率。
这两项加税幅度比那个汇率操控国还要大。我认为，这事还没完，未来他还会选一些商品来加关税。从这两个信号看，这么大的关税，基本上是宣布美国要对这些商品进行彻底封杀。汇率操控国只是一个手段。我认为，没有这个手段他也会打贸易战。
美国专家在研究如何打贸易战，而中国对此还没有准备
不久前，有位美国记者跟我们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对话。这个记者问，你们中国是不是已经准备跟美国打贸易战？实际上他是在试探我们中国有没有预案？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回答，贸易战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们坚决反对打贸易战！说了好多话，就是没有回答中国打不打贸易战。看来我们还是没准备好，打不打？怎么打？还没想好，所以他只说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利。
究竟怎么打？用什么形式打？打到什么规模？可能美国人还在研究。现在的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原来是个大学教授，前些年这个人就写书说，是中国的商品把美国经济搞垮了！现在他当上了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来解决这个事。你想想他会对来自中国商品听之任之吗？我认为他们现在正在准备之中，未来还要选什么商品、加多少关税？我想他们正在做方案。对此，我们怎么应对？特别是我们对美出口的企业，哪些会被列入加税名单？要提前有所考虑。如果像前面讲的加50%到70%的关税，基本上是把出口美国的通道给堵死了。
第三条是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对很多企业放话，谁不撤回美国生产就给谁加税，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答应回到美国办厂了，包括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等等。
对中国来说，一个代表就是曹德旺的福耀玻璃。曹德旺到美国投资办厂属于什么特点呢？他的市场本来就在美国，他所生产的汽车玻璃本来就是卖给美国通用、福特的。只不过他原来是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现在他把工厂建到美国，在美国生产，还是卖给美国的通用、福特，有些还可能卖到中国。他的市场并没有变，只是把生产场所变了。生产场所一变，他的各项成本就都变了，这里面有些的成本跟中国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比如说能源成本，他用天然气多少钱？在中国用多少钱？他用电多少钱，在中国用电多少钱？他的劳动力多少钱？有很多比较，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市场因素。
当美国税改新政成功后，我们的祖国的环保安监城管还在帮他们负责驱赶自己的原有大大小小的企业离开他的祖国他的根。
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美国政府也在招商引资。他花了1000多万美元买了一块地，并且这块地既不在东部，也不在西部，而是在中部。这个地比较便宜，虽然花了1000多万美元，但是因为他雇佣了1100个蓝领工人，政府又给他补了1700万美元，相当于那块地没要钱，这也是招商。现在看，特朗普之所以能够竞选成功，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要给蓝领的人找到就业机会。
据曹德旺讲，他雇的工人都是40多岁以上且没有高级技能的工人。现在的美国白领就业率是很高的，蓝领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蓝领就业率是很低的。所以，特朗普的竞选纲领要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要解决一批蓝领工人的就业。
我看还不止这一个，很有可能在全世界的企业里面，在美国以外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他的制造商很有可能有一部分会迁到美国去，包括宝马车。宝马本来计划在墨西哥建厂，然后再卖到美国去。虽然墨西哥的各项成本都比美国便宜，但是特朗普说你要到墨西哥去建厂，我给你加20%的关税，你要到美国建厂我还给你补贴。因此，宝马已经决定不在墨西哥建厂了，回到美国建厂去了。
虽然这是一个个案，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极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我相信，包括中国，包括其它国家要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生产企业，还有一部分会搬到美国去。我想中国可能不止一个曹德旺，不止一个福耀玻璃。当前我们正在去产能，我们的钢铁过剩，煤炭、水泥也过剩。我们的家电比如洗衣机原本不存在过剩的问题，经他这么一搞，一加关税，一打贸易战，出口出不去了，也会出现需求下降，也会出现过剩。2015年、2016年我们在研究去产能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这类产品的产能过剩，现在看来，2017年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是不得不考虑了。
美国降低企业税是可以实现的，中国的整个税收思维要变
第四条是特朗普准备把他的企业税从30%多降到15%。这个他已经宣布了，但还要走法律程序，要经过参议院、众议院立法来批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件事他是一定要做的。有很多人对这个表示怀疑，他这样降财政怎么办？我的判断，他是能降下来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个是美国仍然拥有发行国债的空间。全世界的资金都上美国去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供他发债。另一个是他的军费会节省一部分。目前他已经要求驻扎国分摊海外美军的军费。最近，安倍已经表态准备多出钱了，北约也提出来按照份额交钱，我认为基本是可以实现的。第三个是他扩大制造业、恢复制造业，实际上是要扩大美国的税基。按照他之前说法，要让美国的GDP实现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对美国来说，GDP从2%左右提高到3%甚至还多，税基会扩大近一倍。也就是说，他一边压缩政府的开支，一边扩大税基，同时还可以发国债，再怀疑他减税减不成，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美国有足够的财政综合实力来实现这个减税。如果实现了这个减税，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到美国去。这些资金到美国后，他绝不会去搞那些低端的制造业，连我们现在都不干的事他更不会干。他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高科技领域，重点鼓励企业研发和创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有先例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里根减税，就促进了美国IT业的大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IT业上了一个大台阶。把当时苏联的制造业，包括日本的制造业，统统甩在了后面。时过30年，他又开始大幅度减税。我觉得，美国很可能又在酝酿一个新的发明创新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
然而，就在人家一方面大幅减税、一方面大量吸收全世界的资本、一方面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企业的税负高不高？有的甚至说我们的企业税负没有再下降空间了。比如对于曹德旺的中美税率比较，国内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现在政治局已经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有些人还说我们的企业税不能再降了，并就此争论不休。如果美国的企业税真降到15%的话，我想对我们的税收压力会更大。现在看来，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能只用你一个国家的情况来论证。在全球化时代，最佳税率是对全球特别是你的竞争对手而言的，绝不是单就本国而言的。它一方面要考虑政府的开支，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全球竞争。因为，现在的企业不只面向国内，而是面向全球。
综上所述，美国这些年道琼斯指数一直在勇攀新高。中国上证指数在跌跌不休，深不见底。老百姓税赋繁多，生活都在憋屈中享受表面的光鲜。
过去我们的税收理论，那些教科书我也学过，都是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的，很多政策效应都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里面。我出个什么政策，就能起到什么作用。当一个经济体开放了以后，是与若干个开放的经济体紧密相连的，原来封闭的税收理论、税收政策就不再适合新的多个开放的经济体了。我们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对原来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甚至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这正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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