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石思想】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作风
摘要：毛泽东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他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博大精深。本文拟从毛泽东调查研究作风的视角，进行粗浅探讨：1、毛泽东的注重调查、反对瞎说的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2、毛泽东关于要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精神的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3、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作风，对于转变党的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党的建设方面，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个方面狠抓党风建设，并为此专门写出几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述加强执政党风的极端重要性。
陈云也严厉指出，执政党党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党风直接影响着政风，而政风又影响着行业之风，从而影响社会风气。要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关键症结点在党风的根本好转！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抓住党风这个牛鼻子不放，认真抓党风，铁血反腐，从严治党！为中央政治局立下铁律。“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作风建设的着力点在不断增多，与党心民心也更加契合。习近平通过5年来的重拳反击腐败，狠抓作风转变，重拾回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夯实了执政基础，赢得了亿万民众的爱戴与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
毛泽东在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方面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楷模。认真而深入地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作风，对于扎实贯彻执行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冈山作了宁岗、永新调查。之后，又有兴国调查、东塘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937年后，把以上调查汇编成《农村调查》，它收集了毛泽东从1929年北伐战争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亲手进行的十一个农村调查，这是我国革命史上最早的调查研究文献。1941年毛泽东为此重新写了序言和跋。延安整风时，党内已基本形成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有游击战争战略调查研究，整顿党风、文风的调查；解放战争时期进行的有解放区减租减息方面的调查，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的调查研究；建国初期进行了合作化和社会主义高潮方面的调查研究。以上这些仅仅是毛泽东一生中进行调查研究实践中的极少部分。毛泽东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归根到底与毛泽东扎实调查研究作风密切相关，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作风，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贯彻“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与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五位一体”战略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工作总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转变作风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青少年时期，他就与同学肖子升对长沙、宁乡等5县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从而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光辉著作。1927年1月至2月，他亲自深入到湘潭、湘乡等5县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接着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毛泽东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严厉指出：“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941年3月17日发表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从大革命失败至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对农村调查工作始终未间断过，他不仅自己抓住作战和行军的空隙做农村调查，而且提倡并组织红四军的干部做社会调查，以此为制订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注重调查，反对瞎说的实践活动和思想作风，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红四军和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且也帮助同志们找到了调查研究问题的方法，为我们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典范。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29年，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之一《古田会议决议》，首次把调查研究和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指出：“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他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的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一切情况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正确的调查是取得发言权的前提，而实事求是态度又是正确调查的先决条件。不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会有正确的调查。毛泽东在1930年5月对江西寻乌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等进行全面调查后所写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儿子的情形时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参加调查会的3个农民来自不同的3个村子，他们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各自村子里的许多贫苦农民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被迫‘卖奶子’（即儿子）。有的一家4个儿子，卖出3个，有的一家7个儿子，卖出5个。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这些卖儿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要恶狠狠地跑来讨债，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尤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毛泽东就是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除去自己的疑问，得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结论。
<三> 、“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仍是没有发言权的”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材料搜集得越多越好。但是，如果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材料，便无法达到认识客观事物本质的主要目的。要做周密的调查，要了解事物的全貌，不能坐井观天；要了解事物的真相，不能走马观花；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又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为此，毛泽东指出：“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要丢掉了，那么，仍旧没有发言权。”
二、毛泽东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一>、做调查研究要怀有“满腔的热忱”
1、首先要明确“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极力反对盲目地为调查而调查，强调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根据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加以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毛泽东指出：“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的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2、要努力克服“在那里闭眼瞎说”的坏作风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没有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引出规律，做出正确的结论，其结果只能是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通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4年间，他在国内只呆了9个月，从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到1935年10年间，他在国内生活时间总共也只有3年左右，他把一些“本本”背得烂熟，曾狂妄的认为，半部“论语”能治天下，读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统治中国？他目空一切到了极点，张口闭口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不了解实际，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转等主观主义坏作风。“许多的同志都成天的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的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3、要做认真调查就“要亲身出马”
毛泽东坚决反对道听途说、马虎应付，大力倡导“要亲身出马”做直接调查。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他都多次到工厂、农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大批光辉著作。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强调要亲自对社会进行调查。毛泽东为此指出：“凡担负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1>、要做全面调查就要“走马观花”
“走马观花”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全貌，从面上了解事物发展一般进程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形象地称为“周游列国”式。“走马观花”好处在于它掌握的情况比较全面。但是，“走马观花”不够深入，只能了解表面现象，得到比较肤浅的材料，不能对事物的内部联系有深刻的了解。因此，还必须将“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
<2>、要做典型调查就要“下马看花”
“下马看花”就是从了解个别入手，从个别中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因此，个别点的选取必须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典型的选择可以根据调查目的来考虑，解决问题的不同，典型的确定也不同。毛泽东介绍了两种选择典型的方法，一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从地理位置确定典型调查；二是根据事物发展进程作分类调查。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先进的，二是中间的，三是落后的。每类调查两、三个，便可知一般的情形了。“下马看花”充分把事物特有现象误认为一般，还必须结合面上的情况，这就必须把“下马看花”与“走马观花”相结合。
<3> 、要做正确调查就要“开调查会”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由调查者亲自主持会议，每次参加人数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调查会要采取讨论式，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由于各个人的经历、文化程度、生活环境以及所从事职业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对同一问题会产生不同看法，反映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探讨磋商，调查人按照纲目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4> 、要做社会历史调查就要用“四面受敌法”
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毛泽东认为，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
<二>、做调查研究还必须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
做调查研究如果以领导者自居，居高临下，没有放下架子的精神，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有些人下去调查，盛气凌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一开口就是官腔，自以为是，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群众只会望而生畏，根本不愿理睬，只有眼睛向下，平等待人，才能知道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1、要做具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就要深入实际“解剖麻雀”
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系统，深入实际、深入社会、深入生活，深入到工农中去，找出具有代表性一点或若干点第一手材料，做“解剖麻雀”的工作，然后以点代面，加以综合，对“麻雀”得出总的概念。
2、要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就要深入基层“蹲点”
“蹲点”是深入基层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指出，为了在实践中逐步的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翻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乡村、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了解情况，决定采取某种措施，推行某种政策，在全面铺开之前，先在点上试验，发现利弊，使之不断完善改进，以达到“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一般”的目的。
3、要做推广性的调查研究就要深入群众“试点”
“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的妨碍着党的工作的发展”。
“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种方法就是试点。
“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
4、要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要有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有两种情况：一是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份，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夸大，不缩小。有的人，调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调查不是为使主观符合客观，而是使客观适应主观，用框框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搜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二是对调查所得材料要认真验证，反复核对，辨别真伪。由于被调查者可能受切身利益的牵连，或其他种种局限，反映的情况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需要验证、核对。调查研究常常会触及某些单位、某部分人或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有的还会触及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要想调查到真实情况，需要大无畏的精神。
<三>、要做寻求真理的调查研究还必须有强烈的“求知的渴望”
要抱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和接近基层干部的意见，恭恭敬敬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调查研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搜集大量材料与数据，要反复思考与分析，不花气力，不动脑筋是得不到真理的。
1、“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注重面向社会，既重视读“有字之书”，又重视读“无字之书”。“五四”之后，毛泽东在担任《湘江评论》主编时，曾说：“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进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吾人如果在现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调查，及研究。”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员来说，有计划的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知识”。
2、对调查研究科学分析是获取真理性认识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批评那种“结果就象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 的调查，指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对在社会调查中所搜集到的大量的丰富多彩的第一手资料作进一步地科学分析，并去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逻辑推理，透过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来洞察事物的本质。
<四>、要做了解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还必须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毛泽东指出，要作好调查研究，“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大多发生在基层，暴露在基层。在基层工作、生活的干部和群众，每天都在同各种具体矛盾打交道，都在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因而他们最了解情况，最有智慧。正确的调查研究，应当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群众为师，乐于并善于同群众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1、“尊群众为师”
毛泽东提倡“不耻下问”。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指出：“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尊群众为师”就是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实际工作中寻找真理，而“昂首望天”或“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岗、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敬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2、善于和群众交朋友
毛泽东在著名的兴国调查中，开始时，请来的几个农民疑虑重重，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话，扯些家常便作罢了。后来，请他们吃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的被子睡觉，双方关系才逐渐融洽，到最后，大家几乎无拘无束，热热烈烈地讨论起来，无所不谈，亲密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指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群众才能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3、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指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人也不能进行正确领导。因此，调查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群众、贴近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说话”，做到听真话查真情，他在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中，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同志做出榜样，在开会之前，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的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毛泽东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亲身体验，把对待劳动群众的态度问题不仅作为世界观问题提出来，而且看成是调查研究的态度问题。他每次做调查研究都把被调查的群众当作“可敬爱的先生”，采取“恭谨勤劳”的谦虚态度，因而获得了“很多的闻所未闻的知识”。
三、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作风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转变党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33由于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为一派新风，并有利地推动了其他作风的转变，使延安时代成为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说的“延安作风”，一个根本的内容就是指实事求是。1958年代之而起的是“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使党的作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61年毛泽东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这从党的建设角度来看，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延安时期调查研究好的党风。
认真的而不是敷衍塞责的学习毛泽东扎实的调查研究作风，对于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努力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廉洁勤政，按“两个务必”的要求继续继承和发扬我党优良传统与优良作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设良好的党风民风无疑意义重大。
<二>、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明确提出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在客观事实面前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客观事实本身中引出结论。1961年3月，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那封信中指出，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做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毛泽东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上进行自我批评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作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作得少了。
认真学习毛泽东视群众为真正英雄、甘拜群众为师的调查研究作风及“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可贵思想，为克服今天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突出的高高在上、官气十足、不愿意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热心同群众交朋友的官僚主义现象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
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许多同志不愿意迈开他们的双脚到社会实际和人民群众中去，不愿意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满足于一知半解，夸夸其谈；坐在机关里想当然的发号施令。有的人工作了三年五载，不仅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状况全然不了解，就是对于所在单位的“下情”，也若明若暗。毛泽东在列举主观主义的表现时，把不作调查研究列为主观主义第一条。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整顿这种主观主义的坏作风。
认真学习毛泽东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作风，对于今天仍存在的钦差大臣式、老爷式、自以为是先入为主式等的用事先订好的“调子”或“框架”去限制调查者或束缚自己手脚的纯主观主义调查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有利于克服教条主义
毛泽东于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为针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着严重教条主义而写的。针对当时流行的张口闭口拿本本来的积弊，毛泽东严厉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专为反对教条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1931年，他为突出强调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又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毛泽东的这一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作风，对于今天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面对现实问题而不是只会照抄照搬书本、照本宣科念经式地传达上级指示，对于克服不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作出害死人决策的教条主义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有利于克服形式主义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专门就调查研究工作作长篇讲话。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摆脱一部分事物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以便自己亲身进行典型调查。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作典型的、基层的、亲自出马的调查不够。只要求你们去作典型调查，自己当老爷，我看那不行。1961年3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认真学习毛泽东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作风，对于克服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形形色色的如调而不研、研而不调、秘书代劳、层层陪同兜旋一圈只听下级汇报等不愿真正深入实地考察、只做表面文章、马虎应付的形式主义调查研究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谁的一句话让毛泽东决心拥有核武器？
早在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但是，解放后，也就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时，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着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也正是这个阶段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巨大变化，导致并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必须研制和搞出核武器。
研制和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片空白，依靠外援是最直接最快捷的途经。为此，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随后，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在没有可靠得力外援支持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研发方针，中国人搞出了核武器，相继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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