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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惊恐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2016-11-23 万寿寺老张 寄闲言

暗夜,冰逸绘画


在时代的惊恐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1

 

苏共二十大的时候,总书记赫鲁晓夫正在台上做政治报告,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政治报告是要把斯大林拉下神坛、赶进魔鬼坛。赫鲁晓夫正起劲地控诉时,台下突然递给他一张纸条,赫鲁晓夫很大器,当场就把纸条的内容念给大家听,纸条的大概意思是,赫总书记,斯大林天天杀人那会儿,您在哪里?赫鲁晓夫厉声说:请写这张纸条的同志站出来!台下一片安静,没有人敢站出来。赫鲁晓夫语气变得和缓,说:写纸条的同志,当时我就呆在你那个地方。

 

这一来一往,语言上很有双关的意味,政治上也极具有象征意义,至于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象征,听起来比真的还要真。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这是个多么令人欣慰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反抗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沉默也意味着反抗。但是,这个故事不告诉大家,沉默是不是屈从?一分钟的沉默就意味着永远的屈从?总之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它使我们能够继续当鸵鸟,并且把高高撅起的屁股当成优雅的姿态,甚至,恬不知耻,当成反抗本身。如果有人路过,拍拍我们撅起的屁股,对我们说:先生,屁股撅得很难看啦!我们会愤怒地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宽容?

 

我们需要这个故事。否则,每一天就真的成了惊恐而绝无安慰的一天了。早上醒来,我们看着儿子发愁,不知道这一天他的肺里又将吸进多少雾霾。我们去菜摊儿买了一把青菜,左看右看,实在搞不清楚含有多少农药和福尔马林。城管在街道上威严地巡行,但是只负责驱赶菜贩,不负责驱赶菜里的农药。连城管都靠不住了,我们还能靠谁呢?

 

夜晚来临了,城管下班了,但我们的脚步还是放得很轻,我们睁大不天真的双眼,伸着脖子朝街道两侧看,唯恐自己路过足疗店。在夜幕的掩护下,谁敢担保自己不是犯罪嫌疑人?

 

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并为之流下感动的眼泪,这是一种媚俗的态度。可是我们多么想媚俗起来呀。我们多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抚摸着已经惊恐了一整天的心脏,庆幸地说道:妈的,一天又过去了,这一天还不错!

 

环顾四周,我们沮丧地发现,周围没有草地可以奔跑,想媚俗而不得,只好彻底沉入遗忘的大海,不仅要遗忘遥远的历史,还要遗忘刚刚过去的那一天、那一分钟。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逻辑上也彻底。

 

2

 

朋友突然发给我一段话:“我发誓在人们还在遭受苦难和羞辱的地方绝不保持沉默。”

 

还有:“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无动于衷。”

 

又有:“无动于衷对我来说就是邪恶的缩影。”

 

我知道,说这话的人叫威塞尔,多年前我曾读过他的一本书:《一个犹太人在今天》,极喜欢,但是看了不舒服,所以我装作忘了这件事。此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从此,他永远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反犹主义较上了劲。

 

我得承认,威塞尔的话让我不舒服,他惊扰了我的鸵鸟平静。我恨他。我更恨发来威塞尔这几句话的朋友。

 

我对犹太人并无特殊的好感,记得有一个犹太摄影家,叫罗曼·维希尼克,他家本是俄国的大富商,十月革命后流亡欧洲。纳粹上台后,他意识到纳粹的宏伟计划,于是,他走遍了东欧的犹太人社区,随身带着一台小小的LEICA。他拍下的5000张照片,成了几乎完全消失了的东欧犹太人群体的见证。

 

维希尼克说:“犹太人有着一种特别的耳语和特别的脚步声,就像被围捕的野兽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身份。”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说犹太人呢?特别的耳语和特别的脚步声,特别的担惊受怕的表情,我觉得这是在说我们啊。如果维希尼克只是在说犹太人,那么,请允许我说句煽情的话:今天我们都是犹太人。



 

3

 

哲学家阿多诺也是犹太人。他说过的一句话被广为流传: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记得这句话好像有另一个版本: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歌!这句话武断而不容置疑,像河北的贾姓农民射钉枪里射出的钉子,使所有可能的讨论都变得不可能。

 

所幸人类还有另一套逻辑,诗歌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事实,从伊朗到中国,樱桃的滋味总是从自杀边缘挽留一个人的生命,诗歌存在着,不管它是作为一个幸运的事实还是作为一个不幸的事实,不管它是人类苦难中永恒的安慰还是人类苦难中永恒的讽刺,总之它存在着。

 

十天前死去的老科恩(Leonard Cohen一生都在写诗,用性、大麻、吟唱和禅修写出了语言的诗和生活本身的诗,他那迷人的忧伤和迷人的暧昧使他同时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情人。在老科恩之前,叶芝和洛尔迦早就写出了更迷人的爱情歌谣。这使我们相信,诗歌在奥斯维辛之前就存在着,奥斯维辛之后完全可能还有诗歌。

 

老科恩死后四天,又有人死去。这也是一个诗人,在狱中写下了自己的绝命诗:

这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在写诗,他先是试图把属于所有人的时代的惊恐挡在自己门外,用双手营造了温馨的屋子,他想用这所屋子迎娶新娘。在他心目中,这是生活与爱情的风雨飘摇中的最后的庇护所。当爱情的庇护所被强拆,语言的诗歌变得毫无意义,他用一把射钉枪,写出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本身的诗。

 

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反抗者,把他归入政治的反抗者,是另一种对他进行谋杀的企图。他只是一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的、和我们一样的竭力要掩藏自己的惊恐的人。他也不是诗人。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人,是因为一种比政治更为深切的同情的伦理。

 

自知死期将至,他决定要捐出自己的所有器官。令我联想到项羽在乌江边,前路已断,他对紧随着他的追兵说:喏,头颅在此,听说值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拿去邀功吧——我觉得,乌江边的项羽才真正变成了英雄,之前,他只是个豪侠的大帅。不怕死的人不算英雄,在死亡面前能捞回一把是一把、使死亡本身变得对别人有点用处的人才算英雄。

 

这件事,又让我想起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的一句诗:

 

我将不向大地归还

我所借来的尘土!

 

在漫长的死亡等待和对生命的期待中,他经历了怎样的煎熬?时代的惊恐又是怎样堆积在他一个人身上、最后压垮了这个本应成为诗人的人?我们能够为他做点什么?也许为他做点什么就是为我们自己做点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时代的惊恐中挣扎的人。也许画画的可以画一幅画,写书法的人可以写他的绝命诗,雕塑家可以雕刻出一个空空的没有器官的人体,写文字的人可以写出一个东方版的基督山伯爵。如果我们不能为他做点什么,他会沉入无边的黑暗,哦不,是我们自己会沉入无边的、没有尽头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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