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

（日本，千叶正和摄影）

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爱一个人，是爱他的什么？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大学问家，那么我们到底爱他的什么？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爱他的学问，如同我不好意思爱富人的钱财。那么我们爱他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当然是爱他们和我们一样的悲喜恐惊，爱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在命运面前的失败。我们以失败而抵近伟大的境界，这将是我们和伟大之间最近的距离。

前几篇文字都在没有资格地说陈寅恪，今天继续说。说，就是继续说的资格。

寅恪先生晚岁注释柳如是与钱牧斋之情事，一注就是十年。陈先生一直说与柳女士有关的事情，皆是孤怀遗恨。

什么是孤怀遗恨？陈先生说：

“批阅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际，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既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先生取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国之暧昧位置，晚岁居岭南。1957年夏天，感赋一首：

生辰病里转悠悠，

证史笺诗又四秋。

老牧渊通难作匹，

阿云格调更无俦。

老牧是钱牧斋，阿云是柳如是曾经用过的名字。

我也一直在怀疑，大历史学家揭示真相的冷静，也许比不上感时伤世的柔情呢。

政治的失败是无比痛切的，然而，泛泛地说失败容易，在国事与家事的交错与胶着中说失败，更加痛切无比。陈先生之沉郁哀婉，其实是回到了个人，换言之他先是彻底拒绝了历史。他是在孤独个体的层面去体味历史和历史的失败的。换言之，他把民族的失败变成了个人之事。我爱陈先生的孤怀遗恨。就像我爱拜伦、普希金和里尔克。

我总是剑走偏锋，不恰当地把不相干的事情拉来比较。如果可以把陈先生和别人进行比较的话，我第一个会比较他和俄国的赫尔岑。

他是中国的赫尔岑，或者赫尔岑是中国的陈寅恪。

他俩的相似之处是，小小年纪就和祖国政治与时代的风云早早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相似的是俩人的痛切的失败之感。

赫尔岑在襁褓之中，就见识了俄国历史的风云，他遭遇了莫斯科大火，在不懂事的时候就见到了拿破仑。他的童年回忆就是家里的仆人讲述当年的情境。当他略微懂事了，家里的客人在谈论着波罗金诺战役是怎么进行的——他父亲的朋友是波罗金诺战役的俄国指挥官。

1937年夏季，卢沟桥事变后，国立清华大学南迁之际，陈先生听父亲散原老人讲戊戌旧事。不读书如我者，方知陈先生孤怀遗恨之第一阶原因。散原老人当年与谭嗣同，为戊戌前之四大公子之一。任公先生任湖南时务学堂之总讲习，即为散原老人之推荐。变法前荣禄曾举荐散原先生入京参政，多亏丁忧在身，未得从命。否则，戊戌六君子，可能就是戊戌七君子了。

戊戌六君子，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先生就举荐了两个，一是杨锐，二是刘光第。变法失败后，清廷本欲流徙寅恪先生的祖父新疆，据说又是荣禄在慈溪面前叩头死保，以区区革职了事。

所以我明白了陈先生在政治正确与政治错误之间，常常取了人情之常态。袁项城之称帝，不重要，重要的是吃相太难看。我曾在袁项城的祖宅徜徉，想历史之今昔，感觉这个地方的风水太缺乏挺拔之气。当然，今天河南的任何地界都缺乏挺拔之气。

任公之学问或比陈先生而不如，但任公先生在洪宪皇帝劝进的阿臾颂词中一言既出，实乃浊世中之清音。所以陈先生在任公先生身后力挺任公，并非任性之语。实在是有更深刻和更一贯的逻辑。

我亦明白为何陈先生不说历史之兴衰，而关注于一个女人的命运。如他老人家悼亡王静安先生之死的缘由时说：非关一家之天下，一姓之兴亡也。

陈先生的逻辑，早有黄宗羲先生的佐证。梨洲先生说，中国之亡在于文化之亡而不在一姓之亡。意思是，就奴役而言，姓朱的汉人皇帝未必比姓爱新觉罗的满人更好。当年他去牧斋先生家抄书，半夜，牧斋先生怀揣几十两银子，推门进来，说，你要给我写墓志铭。这几十两银子，是柳夫人给你的。

西方人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抵达之高境。中国人更难堪，吾爱吾师，吾亦不能不爱真理。搞来搞去，我们只好爱荣禄那样的政治不正确的人，在别人有难之时，把自己的枪口抬高了一寸，这样的人不是君子，也不是流氓。这也是基国政治最可怕之处，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人情之高境是得饶人处且饶人，诗情之高境是孤怀遗恨。国事家事，风声雨声，处处不入耳，而我们必须作出聆听的样子。这他妈会把人搞死的。

“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两句，是说陈先生小时候在舅舅家读到了钱谦益的诗，从此不能忘怀。这才有了写柳如是生平之缘起：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

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

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凌晨